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为帮助培养革命干部，中国开始接收来自非洲国家政府以及一些中左派政党组织的留学生来华接受教育。来华的非洲留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享受精英式的待遇。那么，在这一时期，这种所谓的“精英式待遇”究竟是怎样的呢？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聊聊这个问题。
一、课程上的“高级待遇”
大部分来华的非洲留学生首先被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接受语言培训，他们在那里加入预备班学习中文。80%以上的非洲学生可以在一到两年内顺利完成语言培训并通过考试。之后，他们先后进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医学院、天津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地质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等国内一流的大学进行为期4—5年的专业学习。
无论学习还是生活，非洲学生来华之初便可以享受精英的待遇。
学校通常单独为非洲学生提供教学服务，非洲学生接受1到10个人的小班教学，汉语是最主要的课程，每周有18到24节汉语课，通常是上午上课，下午、晚上自习或辅导。
大部分非洲学生来华之初几无汉语基础，因而学校通常在初始阶段通过媒介语（多为学生的母语）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再转为汉语上课。
第一年中大多数时间学习基础汉语，在毕业前四周左右开始学习专业词汇，学生在毕业时要求掌握3000—4000的词汇和基础语法，能用汉语听课、学习技术、进行一般日常交往活动。
此外，学校还安排了每周各两节的中国革命史课和体育课。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学校为非洲学生专设幻灯、录音、听力等各种电化教学设备，另外还设有开展课外活动和广播时事的广播站以及藏有中、英、法、阿、苏、朝、印尼文报刊、杂志和课外读物的专用阅览室。
相比中国学生的专业选择受到分数限制，非洲学生通常可以自主选择自己心仪的中国大学里对外国人开放的专业，为了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有的学校甚至会为一个非洲学生单独开课。
二、奖学金上的“高级待遇”
中国政府向非洲学生提供高额的奖学金作为生活费，大学本科生每月可以获得100元，研究生为120元。他们的生活费远超当时中国学生每月10元的奖学金以及中国教师每月40元的工资，是大学毕业生月薪（46元）的两倍多，与当时中国国内的高级工程师的月薪相当。
实际的情况是，非洲学生的生活水准会远远高于中国大学生和工程师，因为中国人往往还需要用月薪抚养家人。
曾有在中国生活过的非洲留学生抱怨他们无法享受同中国学生那样的定量口粮，并且因此使得他们购买食品的价格高出5到10倍，进而降低了伙食质量。
而实际的情况是，学校为照顾留学生的生活习惯通常专设留学生食堂，并且建议他们每月的伙食费为40元，即便是在中国政府实行高价食品政策后，非洲学生也有足够的钱购买食物。
因而，非洲留学生的伙食实际上并不比中国学生差，在1960年到1962年中国国内遭受严重饥荒的时期，非洲学生可以经常吃到新鲜的肉、蛋和蔬菜。同时，他们能以留学生的身份不受限地去商店里购买包括食物在内的各类紧俏商品，这一切“特权”都是中国学生望尘莫及的。
三、住宿、医疗和文化方面的“高级待遇”
非洲留学生一般享受双人间的宿舍，与普通中国大学生6到8人拥挤在一间狭小的宿舍相比，他们的住所简直是天堂。而他们房间内包括被褥、洗漱用具在内的所有设备均由学校免费提供，冬季还可以获得学校补助的价值100到200元的冬装。
由于多数留学生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非洲学生可以得到学校医务室和附近大医院提供的及时、免费的医疗治疗。
在文化生活方面，非洲学生可以参加学校组织播放的电影，观看歌舞戏剧和球赛，与中国同学联欢。并且，学校还会在假期为他们组织各种参观、游览，他们还有机会与作家、老工人进行座谈。
四、政治生活上的“高级待遇”
196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不仅仅强调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同时也将政治教育视为核心内容。
对于外国留学生，除了政治课和历史课外，基层的教育部门将公开的政治活动这一“宣传马列主义的讲台”用来对留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以便贯彻中央要求的“政治上的积极影响”。
1960年代初，北京的高校和教育部门不断组织学生参加集会、游行示威、座谈等一系列政治活动，外国留学生成为这些社会主义新人的政治仪式的重要主角。仅在1962年9月到1963年7月的11个月间，有留学生参加的各种政治活动达到了78次，平均每4到5天1次。
既以学习革命为目的来华，政治教育必然会成为非洲学生在华日常生活的主旋律之一。与越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相比，非洲学生多数没有自己国家、党组织派来的管理人员，因而中方协助他们成立了一个自治组织：非洲在华学生联合会。联合会由非洲学生选举成立中央委员会，负责联络和协调政治活动和其他集体活动。
不同于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非洲学生通常是被鼓励而不是被强制要求参加政治活动。中方邀请非洲学生参加诸如反对美国侵略古巴、支持安哥拉人民斗争这样的以反帝反殖和争取民族解放为主题的，而不是直接的共产主义教育性质的群众性政治活动。
至于非洲学生自发组织的，例如，索马里学生庆祝独立日，喀麦隆纪念五月惨案，桑给巴尔学生抗议美国干涉选举召开记者招待会等活动，可以得到中方给予的“一切可能的协助”。
周恩来曾亲自要求北京市学联等单位尽一切的可能支持非洲学生纪念非洲日、抗议美国杀害卢蒙巴的大会和游行示威。中方几乎承担了所有的活动经费和筹备工作，派出3000多名中国大学生参加游行队伍以壮大声势并利用媒体在国内国外做详细报道。
同其他在华留学生一样，非洲学生建立专门的政治组织的努力也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以人数最多的喀麦隆留学生为例。他们在1960年建立了喀麦隆人民联盟海外留学生组织中国支部，并且在活动经费上得到了中国方面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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