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道、法、兵、农、墨以及纵横各家辩论斗法，你方唱罢我登场，称得上是群星灿烂，史称“百家争鸣”。而后世的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却再未出现过如此繁荣昌盛的局面。究其原因却究竟为何呢？
先民创业
文明的召唤
中国自夏时初步踏上文明的轨道，经历了商朝这一巫蛊文化色彩浓重的时期，在西周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社会财富的逐渐积累而形成了以《周礼》的礼乐为规范，以分封为组织架构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社会阶层中也出现了比较完善的官僚机构与知识分子阶层，这为未来“百家争鸣”局面奠定了基础。此时，我们可以认为中华文明踏上了文明昌盛发展的快车道。
好景不长，经历了大约300年的好时光，由于西方北方的游牧势力压迫，以及周边诸侯的叛乱，周王室被迫东迁，东迁后的周王室已然式微，而各诸侯国却逐渐坐大。这样，王室对各诸侯国的行止已不再具有有效影响力，而诸侯中的强者，甚至对王室的地位也渐生了些凯觎之心。于是，旧的稳定社会秩序再次面临了打破的危局，孔夫子将这称为“礼崩乐坏”。礼崩乐坏意味着“礼乐体系”已不再适合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旧有的社会秩序陷入混乱，新秩序在挣扎着欲破茧而出。
礼记
新愿景的展望是由知识分子阶层完成的。他们或在穷经皓首中顿悟，或在田间山野觉悟，于是儒、道、法等各家逐渐浮出水面。后面的故事就很自然了，各位创业大师抱着自家的商业计划游走于各大诸侯国之间，希望获得各路风投青眼有加，来个A轮、B轮甚至C轮的融资以使自家学识成为世间显学。就这样，各派学说在唇枪舌剑间深刻，于合纵连横中升华。
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上看，“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可能就是历史的必然，夏商的探索，西周的积奠，礼乐的崩坏以及由乱及治的渴望一起促成了这一辉煌。
此高峰前无古人
说“百家争鸣”是最高峰，一方面是因为前无古人。
一般认为，中华文明以夏商为开端。夏朝的考古实证还十分匮乏，我们姑且不论。商朝的文明形态其实还有许多原始色彩，比如重鬼神，好占卜，以及大规模的人殉及人牲。我们可以认为，商朝是中华文明之“黎明前的暗夜”。在此背景下，思想文化发展不及后世也是理所当然。
殷墟出土的祭祀器物
此高峰后无来者
“百家争鸣”的结果很清晰。经过数百年交锋，法家率先成功，襄助赳赳老秦华丽蜕变为大秦帝国，然后为儒家做了嫁衣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宋朝“半部《论语》治天下”以及“书中自有黄金屋”，儒家逐渐为中华各代帝国的统治者们所钟爱，而法家及其他各家则在兼容并蓄的趋势下或者融入儒家，或者逐渐趋于辅佐地位。
而儒家在被历代统治者采纳后也并没有固步自封。从先秦的原汁原味的儒学，到汉朝制度化的儒学，再到宋朝的程朱理学以及明朝的阳明心学，儒家学说本身在不断地进行着完善与发展，其根本目的与动力便是要适应统治者的需求以维持稳定统治。
科举场面
在自身的发展之外，儒家学说还获得了科举制的加持。科举制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前身为西汉文帝时期的察举考试制，从察举考试制到科举制的演变，使中央政权与知识分子阶层完全的结合在了一起，这个粘合剂，即是儒家学说。
然而，纵使儒家学说再怎么发展与完善，也再未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帝国统治所不允许的。
稳定性导致无需求
发展了的儒学与科举制结合，使古代中国的历代王朝获得了极大的稳定性，决定王朝兴亡的最大因素变成了“是否能够维持足够规模的小农经济”和与外族势力的彼此消长。
就这样，在以小农经济为社会基本经济形态的古代中国，得到科举制加持的儒家学说只需要对自身进行一些添减修补便能够满足一般情况下的统治需求。而稳定性超强的古代中国统治秩序再没有能够产生足够巨大的社会变局对思想文化领域产生足够大的需求与渴望。而在没有需求的前提下，即使有再深厚的积淀也不会产生一种新的思想来替代儒家学说。直至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而那时，中国历史已经进入了近现代史。
如此来看，认为“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最高峰，可谓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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