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笔者曾撰写《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相关性浅析》一文在新浪博客发表，文章先后被个人图书馆、道客巴巴、百度文库、360文库、文档下载等多家媒体转载，累计点击阅读量达数十万次，是笔者所有博文中阅读量最高的一篇，这并非是因此文写的到位，而是因为较早提出了大家都关心的石峁与陶寺的相关性问题，所以引起了读者关注。

近日，拜读何弩先生《黄河双雄——陶寺与石峁的“恩怨”简史索隐》之新作后，颇受启发，偶有心得。

何弩先生依据陶寺及其周边之考古发现、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陶寺文化的内在关联和距今4500年各地新石器文化汇聚陶寺之显著特征的历史背景，明确提出了“陶寺乃尧舜之都”的命题，打破了中国考古学界长期以来“考古见物不见人”的“非正常”的“常态”，奠定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实属难能可贵。

客观地说，迄今所发现的考古文化遗址的分布尚处在不足以勾画出其整体面貌的离散状态，也许这正是为何专家学者不能说清楚红山、良渚、石峁、双槐树甚至包括三星堆、二里头等遗址主人是谁的问题；而基于典籍记载的历史学研究，囿于历史多为胜利者撰写与多种复杂因素导致可能出现的史料遗失或是断代，历史学家也难以客观系统地勾画出历史的本来面目；作为文明史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的民间传说，因其具有多样性地域性等特点，更是增加了对其解读的难度。因此基于此的各种推测是难于一步到位的。但是相对于西方文明史对典籍、考古发现和民间传说等资源的占有程度而言，无疑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解读是最具有优势的，但总体来看研究成果却不能令人满意。笔者认为究其原因可能与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相关：一是文化自信的缺失、不足或是因长期受某种学术思潮影响而形成的思维定式；二是基于大数据技术系统化分析与研究工程实施的能力不足；三是专家学者本身“文”与“理”水平的失衡等等都可能是重要的因素。

何弩先生在文章中，除了明确提出陶寺早期（尧都）、中期（舜都）外，还提到了陶寺文化时期与舜之早期活动地域相关的“大本营”（洪洞万安）、“丹珠中心聚落”（浮山尧庙村遗址）、“乃封帝挚于高辛”的今定州（唐县）等，对此，笔者完全赞同，因为何弩先生是经多个方面的考证形成了完整且能令人信服的证据链；但对石峁集团的主宰者到底是谁何弩先生只是在宏观层面指出属于同一渊源——庙底沟文化。

谈到石峁集团与陶寺集团的相互关系时，何弩先生指出：“通过‘黄河文明的标识’展览，人们不难领略到在龙山时代末期，中国文明核心在黄河中游地区形成的风云际会之际，陶寺与石峁这两个黄河中上游地区最大的邦国，上演了怎样的‘大国关系’变化历程——从相互欣赏接触，经密切交流的蜜月，到最后的‘你死我活’。这一似曾相识的‘大国关系’演变历程背后的不为文献所载的‘隐秘’故事，才是中国文明核心形成与黄河流域早期国家诞生过程中，真实的‘历史大剧’”。“陶寺文化中期与石峁集团发生了深刻的互动，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彼此又相互保持自己的个性，和谐共处。陶寺文化中期晚段或中晚期之际，陶寺与石峁邦国反目成仇”。

笔者拟就何弩先生“不为文献所载的‘隐秘’故事”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从典籍记载来看，石峁不见经传，但客观上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了它确实存在，那么，石峁集团的主宰者必有其人。

一、石峁遗址可能是大禹王之先祖的聚落

“位于陕西北部的神木，北临内、外蒙北狄活动区域，先秦时期也属于“狄人”活动范围，但石峁遗址的规模很大，技术很先进，不像是游牧部落所建。石峁遗址与商代鬼方国的地理位置重叠，自然会使人们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但年代相去甚远。学者杨军康认为石峁遗址可能是大禹王之先祖的聚落，对此笔者认为可备一说。 诸多古代文献记载大禹出生于西方，而石峁遗址之地理位置又恰处在古、今中原之西北方。《史记•六国年表》云“禹兴于西羌”，《后汉书》载“大禹出西羌”，《帝王世纪》亦记载伯禹“西羌夷人也。”又据《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产高密（禹），家于西羌，曰石纽。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史记集解》引皇甫谧语姒，禹氏。《太平御览>:“禹生戎地，一名文命”。《新语》“文王生于东夷，大禹生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 笔者认为对上述史料记载，除了“大禹出生于西方”这一点与“石峁遗址可能是大禹王之先祖的聚落”相关外，对孟子所称禹出生之地的“石纽”这一地名的称谓也值得注意，它与今之“石峁”似乎很有关联。历史上北魏时期于神木县南还曾设置过“石城”县。看来，石峁城址以石砌方式构建的特点与其名谓之由来似乎非常相关”（蔺长旺 2013 《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相关性浅析》）。

就石峁遗址的年代而言，目前学界并未做到像陶寺的年代分期那样早中晚三期明确，同时其城墙遗迹的石块建筑材料又有曾被使用过废弃后的带有图案的大型石块存在，这说明在其筑墙之前那里曾有早于其年代的建筑存在。也就是说在大禹王之先祖聚落石峁之前，石峁的主人另有他人（另文讨论）。

二 尧协和“万邦”的主体应是尧舜禹三大集团

在古本和今本《竹书纪年》记载中，有尧舜禹三个元年的干支: 尧元年丙子(BC2205)，舜元年己未(BC2162 ），禹元年壬子(BC2109)。算下来，从尧称天子即位（BC2205）到大禹建立夏朝（BC2109），前后也就是百年时间，而这段时间也正是陶寺文化中期最为兴盛的时期。从典籍记之“禅让”的角度来看，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尧舜禹”是一个依次顺序继承的政体，其实未必是那样，很可能当时形成了一个以尧为核心三个邦国的政治联盟。

在尧入住古中原（陶寺）时，舜已经是一个势力强大的集团，但尧通过政治联姻将其协和，形成了一个可与周边整治势力相抗衡的统一战线，这一点典籍记载是显性且是正面的；而对另一个集团亦即鲧（禹）石峁集团的存在，笔者认为典籍似是从“正统”的视角以十分巧妙的“隐性方式”记载历史，以此来突出尧舜之政绩：在尧舜的领导下，鲧治水九年不成被舜施极刑于羽山，之后禹继父任十三载而成；这长达22年的治水过程，实际上反映了陶寺尧舜集团与石峁鲧（禹）集团存在既有合作又有斗争的现象。据《韩非子》与《吕氏春秋》记载，鲧曾经反对舜继承天子之位，说明舜集团与鲧（禹）集团之间存在矛盾。显然，这与何弩先生文章中所描述的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状况亦可相吻合。

节选自个人图书馆秋水长天居士2020.7.《中华的第一起冤案》

至于鲧被舜处死的深层原因，恐不仅仅是治水不成功的问题，《中华的第一起冤案》所云之主要原因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尧时水患严重的情况来看，位居石峁的政治集团，其地理位置恰与典籍记载的“孟门”、“龙门”临近，若孟门不凿，则对石峁集团北部地域之生产与生活也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其也有治水的需求，兴许正是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促成了尧舜集团与石峁集团的合作。而舜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才能又非同一般，这点从先秦典籍对舜记载的篇幅之大也是不难看出的。

再说，大禹治水足迹四方，十三年时间里足以为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禹会诸侯于涂山”的历史记载与考古发现就是确凿的明证。大禹在各地政治势力和实力的增大，预示着陶寺文化晚期的衰落将会成为历史的必然。

至于发生在石峁和陶寺遗址非常典型的暴力事件以及舜在晚年颠簸流离的“南巡”事件，若从上述陶寺尧舜集团与石峁鲧（禹）集团“历史恩怨”的角度来看，似乎更能得到具有“复仇性”的合理解释。

此外，今本《竹书纪年》中有"(启)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师师征西河，武观来归"之记载（《逸周书·尝麦解》：「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亡厥国，皇天哀禹，赐彭寿思正夏略」）。学者魏文成认为所谓“武观以西河叛”的“西河”即为石峁古城，曾被作为夏朝立国后的西京之地。倘若此说可信，那即从另一角度也可佐证石峁当为鲧（禹）的大本营。

三、关于尧舜禹的年代问题

从天文考古角度，利用《尧典》四仲中星的记载，可提炼出一个古代天文模型：“昴星午中位当春分”，据此便亦可推算出帝尧的年代。

对于《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星象发生的年代问题，学者Mrmanor和天文学家张培瑜先生合作计算的结论是：BC2172；刘次沅、宁晓玉合作计算的结论是：BC2153；两者相差20年，可以说基本吻合。以BC2172作为帝尧年代支点，然后利用“尧元年丙子”，就可得到尧元年绝对年代值为BC2205，帝挚即位元年BC2213。由此，便可推算出“五帝”时代的下限当在BC2100。

笔者认为：从天文考古的视角来看，自BC3313年春分点位于毕宿（附耳）到春分点位于昴宿最后一星的BC2172年，是与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三皇五帝”极为相关的年代。

从考古学角度看，新石器考古文化遗址从“满天星斗”到陶寺时期汇聚一体的情况，也与BC3313年到BC2172年这一时间段相吻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良渚遗址考古学年代的上限5300年和下限4300年，上可与BC3313年春分点位于毕宿（附耳）的年代吻合，下可与相当于尧舜禹时期距今4300年的陶寺遗址考古学年代（天文支点BC2172）相对接。也就是说，尧元年丙子（BC2205）这一数据至少在目前是没有其他数据可以取而代之的，因为自此向下它还可与BC1638、BC1046与BC841这三个关键性的年代支点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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