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混江湖，须得几样“绝活”傍身：一二三四

但凡在江湖上混，要想让人一眼看出身份、职业，也就是获得某种识别度，须得有一副行头。例如算命先生至少得拿一副写着“铁口直断，祸福先知”的条幅，郎中身上要背着药匣子，剃头的那副一头热、一头冷的担子，骟匠背后总会背着一大堆红色的小布条……这其实也是一种非语言的商业广告。

古人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所以在传统社会，官吏之后，文人就算是“上等人”了。一方面，旧社会读书识字的人少，物以稀为贵，但凡有点功名或者读了些许文章的人，就不由自主地孕育出一股优越感来；二一方面，绝大多数的文人虽然不能满腹锦绣、胸怀经纬，但还是有机会通过科举混个一官半职，至少也能在官府里当个幕宾、在豪门贵族家混个清客，虽然没有权势，但可以非常靠近权势，在社会上也算是有点高人一等的资本了。

古代的服饰制度，并没有给文人设计或者规定某种特定造型或色彩的装扮，一般情况下，但凡是穿长衣、长袖的，大体是能够断文识字的，穿短衣的多半是出苦力的。但“以貌取人”有时候是不靠谱的，例如魏晋时期，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喜欢穿宽衫大袖、褒衣博带，历史上把这种装束风格叫做“魏晋风度”。可惜这种时尚彻底搞混了服装的身份标示作用，让文人很难从外表上获得“鹤立鸡群”的特效。

所以文人的行头可能也曾经是一个历史“难题”之一。总不能让文人走在大街上手里拿支毛笔，或者背着一方砚台吧，因为那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兜售文化用品的。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上就曾经流行兜里别钢笔，一支钢笔初中学历、两支钢笔高中学历、三支钢笔大学学历，于是就有人别了四支钢笔，结果走大街上就被人追问“钢笔咋卖？”

这种装“笔”其实太过幼稚和肤浅，前人们其实早已解决了文人的“行头”问题。民国时期，文人招摇过市或者行走江湖，并不需要奇装异服地“外树形象”，而是通过“内强素质”使自己不至于“泯然众人”。外表装扮容易被模仿，“内功”则更有分量，“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嘛。

想到文人的“内功”，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六艺”。礼、乐、御、射、书、数这六项基本功，是周代贵族教育的规定科目。因为孔子一生非常尊崇、向往周代，所以也非常支持给学生实施“六艺”教育。随着时代变迁，“六艺”里的御（驾驶马车）逐渐过时，当前已经以考驾照替代；射箭是危险行为，社会也不怎么提倡；至于礼（仪礼、仪轨）、乐（音乐演奏）、数（数学计算）这几样，要真学出点模样来，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苦功夫，令人望而生畏，逐渐就被人淘汰了。

民国文人混迹江湖的内功，与孔子经常念叨的“六艺”关系不大，时人将其总结为四大“绝活”，即：一笔好字、两口二黄、三两老酒、四圈麻将。绣花枕头一包糠也罢，银样镴枪头也罢，只要会这几样“绝活”，就可以跻身文人行列。至于几样“绝活”玩的水准高低，则决定了该文人的“名望”和混迹圈子的层次高下。

现代人有了打印机，书法不怎么重要了，仅仅是作为一种高雅的爱好被保留着。但在过去，字是门面活，是一个文人的脸面，俗话说“字如其人”，甚至会有人以书法水平评判一个文人的文化底蕴、性格和气度。民国时期但凡想在文人江湖里打滚的，都会下一番苦功夫学习书法。如果将书法当作一门艺术来看待，那是不容易的。写尽七缸水，也不见得就有一点像王羲之，苦功夫之外，天赋、悟性、机缘缺少任何一样，都无法获得真正的艺术突破。

但下一番苦功夫，将字写得工整、平顺、俊秀，似乎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欧颜柳赵、苏黄米蔡，任意选择一家，扎实临帖，有个三五年功夫，出手便不至于丢丑，也就拥有了扮演文人的基本技能，敲开文人圈子或者上流社会的大门，手里也就有了砖头。

二黄原本是徽调的主要唱腔，清朝中叶徽班进京，二黄与汉调的西皮合流，成为京剧的主要唱腔。后来，二黄就成了京剧的代名词。过去的人娱乐选择少，去戏院里听戏就是一种非常主流的休闲方式。能够在戏院里品着茶，摇头晃脑、指头轻敲桌面的，多半是有钱、有闲的人。文人要这些“上流”人士当好“陪听”，就必须是个懂戏、会戏的行家，否则就容易冷场，也容易被人轻视。要是能够有板有眼地、字正腔圆地唱上几句，那就更显得不同凡响，雅致异常。故而二黄就成了文人必备的绝活。

也非常近似今天的人追星或者热衷娱乐八卦，民国时期的各类交际圈里，人们也喜欢谈论京剧圈里的逸闻趣事，一个文人要是能够在谈论之间时不时抖落几件和某角儿的人情往来，甚至是私闻密事，那更是锦上添花，不由令人高看一眼。

二黄这项文人必备技能，不但培养出了一些附庸风雅的、半路玩票的，“半陆半水”的戏曲爱好者甚至演员，也培养出了如陈墨香、金伸逊、翁偶虹等剧作家，这也算是给娱乐赋予了文化价值，让文人们在娱乐中不知不觉地丰富了中国的戏曲文化。二黄也算是与音乐有关系，勉强对应传统文人“六艺”里的“乐”，一笔好字就是“书”，民国文人的四大“绝活”里，唯独这两项是对传统文化的良好继承。

古人说“无酒不成席”，文人雅士哪有不喝酒的，第三项混迹江湖的“绝活”就是喝酒。端起杯子默默下肚，或者举起酒瓶咕噜咕噜，那也是饮酒，但那没有文人范，是村野粗人们的吃相，上不了台面。文人喝酒，要有规矩、内涵和调调。不管是古风的还是时新的，各种酒令要烂熟于心、运用自如；各种酒入口就知道品牌和年份；酒场上擅长一些应景的段子；喝酒有度，不能像个羞答答的未嫁姑娘，当然也不能烂醉如泥或癫狂乱性，既要显示出豪迈和洒脱，又要适可而止，醉得有法度，把醉酒的程度拿捏得非常恰当……这样的文人，才容易在酒场上广受欢迎。

在玩的领域里，麻将这个国粹是不能忽视的。赌徒们围坐一起，开启“砌墙”模式，无非就是为了赢钱。文人们进入“四方之城”，那就要让文化味占了先锋。所谓“小赌怡情，大赌伤身”，麻将里其实也是大有学问的，“骗上家”“盯下家”“挤对家”，靠的是一个人的记忆力、统筹水平，乃至察言观色、未卜先知的神通。四五圈麻将打下来，一个人的脑力、眼力以及对人情世故的熟谙程度，就多半暴露无遗了。至于能在麻将里体悟出哲学、研究出“巫术”的，那更是文人里的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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