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曾有至少两位鼎鼎大名的“狗肉将军”:一红一黑,妙趣横生

中国的饮食文化可谓是源远流长,蔚为大观。在半坡遗址的挖掘中,人们就发现了啃食过的狗骨头。半坡遗址距今6000余年,这充分证明中国饮食文化里的吃狗肉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史记》里,曾经记载过一个帮助刘邦开创汉王朝的大将军樊哙,此人在没有跟随刘邦起兵造反之前,是一个屠狗的。能够将屠狗作为养家糊口的职业,这也说明在秦汉时期,吃狗肉已经普遍化,是人们餐桌上较为常见的肉食来源。

在北方农村,迄今仍然流行一句俗语“狗肉上不了抬盘”。“抬盘”是重大祭祀或者宴饮活动的时候,用来上菜的工具,比普通盘子大许多,需要两到四名壮汉才能抬得起。“狗肉上不了抬盘”是一句骂人的话,是讽刺一个人上不了正式或者隆重的场面,或者经不起人敬重,稍微类似“烂泥扶不上墙”的意思。

这也从侧面说明,狗肉虽然好吃,但正式的宴饮场合是没有狗肉的“名额”的。例如古代祭祀典礼中用的“三牲”,就是牛羊猪三样,又称作“太牢”。史书记载,南宋的时候,清河郡王张俊曾经邀请宋高宗赵构去家里吃饭,菜单上列了主菜102碟,另加18碟点心、水果、干果等小吃,总计120碟,奢华至极、排场至极。可偏偏就是这120道菜里,厨师想方设法“绕”过了狗肉。

狗肉上不了正席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就是来源少。狗似乎天生就不是产肉的动物,生长速度慢,吃得多、长肉少,饲料转化率过低,让养殖者明显感觉划不来。其次就是自从狗被从狼群里驯化分离出来之后,多数家庭养狗的目的是为了狩猎、放牧和看家护院,除非万不得已,人们还是感觉上述功能是大于口腹之欲的。其三就是一些宗教思想和人们的情感因素“挽救”了许多狗们的悲惨命运。

虽然上不了正席,但也没有阻止狗肉以一种“非主流”的途径跻身美食榜,并成为古今中外无数饕餮们的最爱。例如,在我国的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人们就有吃狗肉的传统,并且“研发”出了以狗肉为主要食材的美味佳肴。广东的美食家们曾经戏言:“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而在广西,唯有那些交情特别过硬,感情最为深厚的朋友,才会相互之间称对方为“狗肉朋友”。关系最好的朋友才会一起享用狗肉,这也反面说明狗肉的“江湖地位”该有多尊贵。

有意思的是,在近代史上,曾经出现了“一红一黑”两位将军都是非常嗜好吃狗肉的。这两位“狗肉将军”,也留下了许多妙趣横生的事迹。

“红色将军”就是“开国第一大将”粟裕。粟裕将军老家是湖南人,爱吃狗肉估计与自幼受到的家乡传统濡染有密切关系。粟裕将军戎马一生,即便是战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将军带领军队每到一处,他就会掏出五元钱的伙食费“请客”,派人与当地群众商量“打狗”事宜。但前提要求必须是群众自愿、公平交易,不能强买强卖、欺压百姓。

属下熟悉粟裕将军的这个爱好,每逢逮到了野狗美餐一顿的时候,也不忘给将军留一份,将军也会欣然笑纳。将军有时情绪不好甚至怒火万丈的时候,参谋部工作人员便会偷偷向下传令:“打狗!打狗!”这既是下属们抚慰将军情绪的一个良方,也给战火纷飞、艰苦卓绝的战斗时光增添了一抹温情。

“黑色将军”就是在北洋时期当过山东军务督办、直鲁联军总司令的张宗昌。张宗昌有一个著名的“三不知”:不知道兵有多少,不知道钱有多少,不知道自己的小老婆有多少。但“三不知将军”的名号依然不如他另外一个绰号更加响亮。张宗昌因为对狗肉“用情”甚深,所以背地里被人送了一个“狗肉将军”的绰号。

张宗昌为人糊涂,给自己的下属和当地的百姓造成了很多负担甚至祸害,苦不堪言的老百姓就私下里给张宗昌编排了一个段子,可谓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形象贴切到了极点。段子是这么说的:“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是张督办;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的是张宗昌。”“狗肉将军”因为热衷吃狗肉而误国误民,百姓在愤恨之余,也只能在民谣里表达一下对他的不满。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危害社会或者触犯法律,更没有因为嗜好而给他人造成麻烦和负担,那么爱吃狗肉就仅仅是一项个人爱好,与阶级立场、道德水平、社会贡献等挂不上勾。“爱狗人士”也罢,“狗肉饕餮”也罢,只要守好自己的底线,遵从自己的内心就好,丝毫没有必要去搞人身攻击和道德绑架,如此则双方都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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