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内容聊到，蒋介石全权代表孙中山访问苏联，然而精心准备的“意见书”，遭到了苏俄的冷处理，为此蒋介石“大发雷霆”，认为苏方“完全藐视他”。不久后蒋介石直接写信，暗讽苏俄想要侵占外蒙古，苏俄会如何答复呢？本期内容就跟您聊一聊，蒋介石如何处理与苏俄存在的分歧。
从解密的苏俄秘密档案中，可以知道苏方迟迟未予答复“意见书”，是因为在等一个人的意见。这个人就是苏俄政府军事问题的最高决策者，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当时他正在医院养病，直到11月2日他才给出自己的意见。
托洛茨基认为，目前“鲁尔危机”爆发不久（1923年1月11日，法国联合比利时，以德国不履行赔款义务为借口，出动10万军队占领德国的鲁尔工业区，酿成“鲁尔危机”），欧洲局势不明朗，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是不要因为中国问题，与帝国主义起冲突了。有了托洛茨基的意见，苏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以及苏俄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于11月11日下午，会见了蒋介石等人。他们利用十月革命的例子，想要说服蒋介石等人，“革命的成功，需要长期艰苦的准备，而不是一两次军事行动就可以的”，以此委婉地拒绝了国民党想要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面对如此答复，蒋介石当即反驳说，“我们两国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难度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会加强政治活动，但是军事活动也是必要的，请你们给予支持”。然而无论蒋介石怎么反驳，苏俄都没有改变最初的态度。
此时，蒋介石不知道的是，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俄政权，内有沙俄白卫军叛乱，外有列强武装干预。此种背景下，苏俄将当时中国的外蒙古，视为打破自身孤立地位，和捍卫远东安全，以及在东方推动 “世界革命” 的关键一环。而“西北军事计划”的实施，无疑会让国民党实际控制外蒙古，进而阻碍苏俄控制外蒙古的计划。精心准备的“意见书”不被采纳，蒋介石的失望与不满，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仍然不愿轻易放弃。
11月19日，蒋介石抱着最后一试的态度，致信托洛茨基（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想要获得他的支持。蒋介石写信说道：“我这次代表孙先生来访，肩负了国民党重大的使命，希望你能够对我们提出的西北计划给予支持”，并尖锐地提出，“现在一些华人怀疑俄国侵略蒙古，相信你们不会做这种事的”。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11月27日，托洛茨基在医院会见了蒋介石等人。
起初托洛茨基对待代表团非常友好，如同朋友一样真诚地对解释道，“国民党应广泛的联系人民群众，拿出最大的精力去做宣传工作”“一家好的报纸要比一个坏的师强大得多”……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总而言之就是，“听大哥的安排，大哥还会害你吗？”然而蒋介石显然不这么认为，他直接指出各国的帝国主义者，残酷镇压中国任何形式的革命宣传，没有军事实力革命宣传难以为继。并再次提出了，希望苏俄支持国民党的“西北军事计划”。
面对蒋介石的固执己见，这时托洛茨基也有点不耐烦了，直接说“你们做好了政治准备工作后，可以开始军事行动，但只能在中国本土兴师，而不是从蒙古出击”此时托洛茨基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显了，那就是在苏俄高层看来，此时仍属中国的外蒙古，已经不是中国的领土了！对于托洛茨基如此明白而坚决的表态，“要将外蒙古剥离出中国”，作为民族主义者的蒋介石深感不满和失望，再也没有兴趣继续呆在苏俄。
1923年11月29日，蒋介石等人顶着风雪失望地，从莫斯科启程回国。蒋介石赴苏俄此行，前后历时四个月。这期间他们参观了苏俄，军事单位、政府机关、工厂等，对苏俄的革命与建设的艰难历程有所了解，也知道了红军的组织森严纪律，这成为了日后建立黄埔军校，打造“党军”的一大动机。
但同时，蒋介石对于“西北军事计划“未能落实，开始对苏俄极度的不满和失望，进而对苏俄的制度，产生了一些疑问和看法，开始反对国民党与苏俄合作。以至于蒋介石从苏俄归来后，并没有立即去广州向孙中山作详细汇报，而是将一篇《游俄报告书》寄去广州，自己径直回奉化老家去了，可见蒋介石对此行的不满。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如此评价，“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求人不如求己。因为无论是亲人还是朋友，都不会首先舍弃了自己的利益，如果想要获得成功，必须要先从自己做起，外部力量是最不可靠的东西”。所以他写信给廖仲恺（廖仲恺是真正的革命者，当初找苏俄人出钱就是他的主意）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你说的所谓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不过是帝国主义换了一个名称，迷惑世人罢了。以小弟我看来，所谓苏俄与英、法、美、日相比，他们为了本国利益损害他国之心，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从此以后，蒋介石对于苏俄不再推崇，他们之间只有相互利用，如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就与苏俄的援助密不可分，甚至蒋介石还一度被人认为是亲俄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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