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九叶诗人最后一叶”郑敏先生在清华大学荷清苑家中度过了百岁寿辰。

郑敏是诗人，也是学人。她青年成名，诗作引燃了后来几代诗人的灵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她的诗论开20世纪80年代风气之先，将西方解构主义哲学引入对汉语文字、新诗创作、文学史观和中华文化传统的重新理解，在文艺理论领域引发深远回响。她的百岁如同一本厚实的书，记载着她独特的天赋才能、她不懈的创作实践和求知努力，也刻写着与我们民族命运相呼应的沧桑，有坎坷，也有坚毅不屈的进取。

郑先生曾写下诗句：

不能忘记它

虽然太阳已经下山了

山峦的长长的肢体

舒展地卧下

穿过穿不透的铁甲

它回到我的意识里

在那儿放出

只有我看得见的光。（《心象组诗》之一）

那束引领她前行不倦的光，让我们翻开诗人的岁月书卷去寻访。

一

郑敏的求学之路十分特别。她19岁通过西南联大入学考试，被外文系录取。报到注册那天，她念及自己的哲学爱好，想到自修哲学比外国文学难，便果断转入哲学系，改修西方古典哲学。

大学三年级，在德文教授冯至的指点和鼓励下，她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作。1947年，她的诗歌作品结集出版，收录于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十辑，题为《诗集1942―1947》。此时，郑敏不过27岁，俨然中国新诗界的一颗新星。

郑敏的诗作从一开始便风格鲜明，被称为“用清明的数学家的理智来写诗的诗人”。诗人唐湜如此评述道：“她虽常不自觉地沉潜于一片深情，但她的那萧然物外的观赏态度，那种哲人的感喟却常跃然而出，歌颂着至高的理性。”

情与理紧密交织并力求理智的超然和超越，这种美学追求脱胎于青年郑敏的个性，离不开她的哲学底蕴，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它其实也是中国现代派新诗当时共同推崇的一种创作倾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里尔克、艾略特、奥登为代表的欧美现代主义诗潮登陆中国。一批年轻诗人受其吸引，用心揣摩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经验，将其应用于汉语新诗的艺术探索。他们的创作试验各取一径，白话诗的结构、修辞、表达手法在他们手上呈现出多种样式的新发展。百花齐放的园地里，青年郑敏的诗作乃是其中一枝生机勃勃、散发幽香的苍兰。

繁荣于40年代的现代派新诗有别于此前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取向的白话诗。它从中西诗歌艺术对话中提取灵感，尝试超越单纯的“我手写我口”或“我手写我心”，是中国现代汉语与当时的社会情景、人文思考以及诗歌特性的融汇和创造。用袁可嘉先生的话说，他们的诗是“新的综合”的艺术，它“包含、解释和反映了人生现实性”，同时“绝对肯定诗作为艺术时必须被尊重的诗的实质”。

然而，具有时代先锋性的艺术实践注定属于小众。在现代派笔下，“诗作为艺术的本质”常常体现为诗句艰深晦涩，诗意迂回、跳跃而多层，诗人们的严肃和深沉给读者设置了智性门槛，不易亲近。这种疏离大众趣味的艺术立场显然不能直接服务于抗日战火和民族救亡。因此，在滚滚而来的革命洪流中，现代派新诗受到抨击，被斥责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新中国成立后，它们被阶级分析所主导的文学评价所否定和抛弃。（作者：萧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