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2日，“界面：新时代科技人文之变——第四届互联网思想者大会暨《2050：未来议程》发布会”在北京景山公园·观德殿召开。
第四届互联网思想者大会以“界面”为主题，邀请到了多位专家、学者，共话“界面”。以下是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施展分享《数字时代的新秩序》，以飨读者。
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施展
01、修昔底德陷阱与制度溢出效应
当我们探讨未来数字时代的新秩序是什么样子时，相当程度上离不开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而从中美关系背后可以解读出数字时代的新问题以及对于未来的畅想。
1.中美非同态竞争
目前有很多人认为中美之间必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既有的统治霸主，而统治霸主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但是，我认为中美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有一个前提，老大和正在崛起的老二是同态竞争，争抢同一块蛋糕，两者之间是零和博弈。
但事实上，中美之间不是同态竞争，某种意义上两国可合作把蛋糕做得更大，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定性：当前的全球经济结构是美国创新，中国制造，全球销售。
在硅谷做新技术创投的朋友和我说：当我们决策是否要投资一项新技术时，标准之一就是该公司是否在深圳拥有办公室，如若没有，就很难对其技术产品的大规模落地和量产投放给予信任。
可见，即便今天中国处于贸易战和疫情的双重冲击之下，大规模落地和量产的能力在全球仍独一无二、非常强大。
打一个不太严谨的比方，如今中美之间关系如同美团与大饭店的关系，广义上可以说美团是餐饮业，但美团跟大饭店不是同态竞争。
除非大饭店把其他饭店都挤死了，美团丧失大量的客户，否则饭店做得越大，美团收到的服务费越多，双方可以合伙把蛋糕做得更大。如果仅从市值角度，大饭店市值飙升，会分析这是老大和正在崛起的老二，但两者并非只有市值一个评判标准，真正两者之间的关系判断需要看很多复杂的关系因素。
今天大家说中国是崛起中的老二，美国是老大，判断标准是GDP，仅仅用GDP判断和用市值判断美团和大饭店是否必有一战一样，都很离谱。
2.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差异性
很多人也许会质疑如果不是因为修昔底德陷阱，为什么近两年美国会如此严厉地打击中国一系列跨国公司？
实际上我们看到冲突波及到的都是数字巨头，传统跨国巨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因此这很可能是跟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在制度溢出性不同效果相关。
不同的国家在制度、观念、意识形态等层面存在着很多差异。
在传统经济的时代，这些制度、观念层面的差异基于国界可以形成物理性的隔离，彼此之间进行贸易就行，不会因为贸易过程形成太多制度溢出效应。即便有，也比较小且可控。但到了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跨国流动，不受任何国界主权边界的限制。
不同国家制度和观念层面的差异将直接演化为在数字安全、隐私保护规则等等一系列数字监管规则上的差异，又通过数据跨国流动直接演化出制度的溢出效应，或者对其他国家拒绝接受的制度输入性效应。
数字巨头作为制度溢出效应的载体，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打压和排挤。
中国很早就不让美国的数字巨头进入中国，现在美国尝试着把中国数字巨头赶出去，欧盟两年前出台了号称史上最严数据保护条例GDPR，前段时间又新出台的《欧洲数据治理新规则》，此后各国数字巨头都会对欧洲市场会感到愈发头疼。
这一系列斗争都是新经济、旧经济之间的差别导致的政治反弹，而非修昔底德陷阱。
02、数字时代的新挑战
1.内部的挑战：信息茧房效应
数字时代的外部新挑战，是来自一系列制度溢出效应导致国与国之间的斗争，而数字时代的信息茧房效应，导致当面对外部挑战时，内部会不断激起更多的撕裂争吵，将所有问题搅合在一起。
信息茧房时代（是指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也是最近很热门的话题。
一方面，人们接受到信息似乎无穷多，但基于推荐算法、社交媒体等等接受的信息同质化，不断被同样的信息强化我们的认知，人接受的信息前所未有的丰富，但认知变得前所未有的窄。
在推荐算法、社交媒体出来之前，人们在物理意义上存在着同样的空间，也共享时间结构以及公共话题。2005年所有人都在讨论超级女生，每隔四年所有人一块讨论世界杯、奥运会等等。
公共话题都是通过公共媒体公共性设定的，人们共享时间、共享空间结构一系列存在，使得第一话题聚焦，人们不是处在高度信息不断自我强化的一种信息自反馈当中。
另一方面数字时代的轻社交时代和信息茧房的存在，使得人与人之间只有共同的兴趣一个界面相衔接，没有任何内在激励去自我节制释放欲望的冲动，互联网极易陷入到戾气横生的状态。
处在重社交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有大量的关系互动存在，在社交交往中总有一些顾虑和内在的激励，不会为了简单地宣泄情绪而跟他人撕破脸，相反各种辩论争论导向理性的讨论。
因为信息茧房存在，流媒体等等的出现，人与其他人不再拥有公共议题，不再共享同样时间结构了。
当所有人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相互之间多半因为同一兴趣聚集，有可能永远不会见面，住在隔壁的人可能很多年都不知道相互之间的姓名。
凭借直观感觉，十年前的微博和今天完全不同，十年前大家也会在微博上争论，但那些辩论多半更多的是导向认知提升，达成更多共识，处于努力说理的状态。
今天微博上基本不是说理的状态，吵架、宣泄情绪、骂街，这种状态跟信息茧房也是直接相关的。2020年有一系列议题能让人割席断交，其中一个就是中美关系，所有人不得不从自身的信息茧房中出来，突然之间进入到一个不喜欢的场域当中，与过去不知道的人和观点正面相撞。
中美关系尤其在Tik-Tok、华为事件发生之后成为引起人冲击的话题，新的场域中观点正面冲突、从自身信息舒适区中离开的怨气、互联网媒体的轻社交关系，所有人进入到一种阴谋论，目的论，动机论的讨论之中，整个公共话题，公共空间，公共秩序，公共领域，全都丧失掉了。
2.美国的“真问题”和“坏答案”
7月23号美国国务卿发布“干净网络宣言”（净化网络计划”（CleanNetwork program）是特朗普政府采取的综合措施，以保障美国公民的隐私与美国企业的敏感信息不被带有敌意的侵入者所获取），提出要干净的APP、干净的网站、干净的运营商等等，要把类似于Tik-Tok等企业赶出去。
毫无疑问，美国提出所有问题都指向一点，就是拒绝以数字巨头为载体的制度溢出效应。不需要做任何价值判断，只需要内在逻辑分析，不仅美国想拒绝，所有国家都想，中国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
美国提出问题是正确的，但给出个坏答案——将网络斩断，让人进不去。互联网产业跟传统产业有着巨大区别，传统产业边际效应递减，互联网产业是边际效应递增，网络规模越大网络价值越大。
互联网公司的产业最终绝对不可能以单个国家为单位来运转，一定以全球为单位来运转，这就意味着当答案是试图把互联网斩断，就是在跟整个产业的技术逻辑相对抗。
回顾经济史，可以发现任何跟技术逻辑相对抗的政策没有一个能成功的，所以我说这是坏答案。
03、数字时代新秩序的构想
美国提出的真问题，原因在于是反对制度的溢出效应，可互联网产业技术逻辑决定其必然是全球运营的。
因此解决问题的好答案的两个前提条件已经浮现出来了：
- 必须满足互联网公司全球性运营；
- 同等重要的，必须得能够回应各个国家所担忧的数字科技公司所带来制度的溢出效应。
由此我认为，最终未来数字经济新秩序的好答案很可能就寄托在数据的中立化上，中立于所有国家，包括公司所属母国的政治诉求。不能中立于母国政治诉求之外的数字公司无法真正作为全球性公司存在，一定会被其他国家以各种各样方式斩断。
欧盟新规出来之后，Facebook、谷歌等数字巨头很紧张，他们要想克服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数据必须中立化。
问题又来了，数据如何可能做到中立化？
今年我一直在密切关注Tik-Tok与美国博弈的过程，一直到了9月下旬Tik-Tok和甲骨文之间达成项协议，虽然协议至今还未签署，当时我觉得看到了一个最有希望解决问题的协议，因为一个新的逻辑被提出来了——由甲骨文作为字节跳动的数据监管商。
由甲骨文做数据监管，保护其用户数据安全性，对于美国来说是可信的了，以这种方式Tik-Tok有可能维持其在美国的业务。但甲骨文不是一个最好的选项，因为甲骨文是个美国公司，本身中立性存疑。
全球数字治理秩序背后意味着只能以公司为指导的全球性秩序才能出现，所有这些无法以国家主导。
想达到真正的数据中立性的前提是数据监管商必须有足够中立性，才能确保数据监管商的公信力。而且这样强的中立性数据监管商必须在中美两国之外出现，因为数据全球巨头就在中美两国。
数据监管商身份类似于会计师事务所一样，上市公司需要找会计师事务所帮助它做财务报表的审计，否则市场会对其审计报表真实性存疑，股市则表现不好。
数据监管商可以为数据中立性提供担保，这种担保某种意义上构成在各种国家数字巨头准入的前提条件。
但这个担保背后的标准，新的数字管理规则，隐私保护等一系列规则如何制定？
某种意义上在全球数字治理联盟里面通过一系列大公司，中国、美国数字巨头以及有可能新浮现的数字监管商不断的博弈后才能浮现出来的，这种博弈出来的结果会是一种真正有生命力、可执行、可操作的数据监管规则，一系列规则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浮现出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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