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类是何时开始使用化学武器的?目前尚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自石器时代，人们使用烟火烧熟动物后，就发现有一些动物和植物含有毒性，之后并开始利用动植物的毒素狩猎和战争。

很久以前印第安人在箭头上涂上树蛙的分泌物，可以说是最早的化学武器之一。在箭头、匕首等冷兵器上涂上毒素确实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在古代这种行为通常会被认为是奸诈阴险，所以在过去的军队中明令禁止使用有毒武器。

虽然剧毒被禁止使用在冷兵器上，但是火攻仍然是古代战争中最常用的武器之一，所以也就有了在火源中掺杂各种毒素，燃烧时使用带有毒素的烟雾攻击敌方。

毒素烟雾最早使用于对抗各种蚊虫，比如吸血虫、寄生虫等。早在公元前2000年的古印度战争中，就有人初次在火中投放大麻，燃烧后产生的烟雾可以使敌人丧失战斗力。

在战国时期就有记录，人们使用毒气来攻击城墙和要塞上的敌人，攻击者通常焚烧鼠尾草和芥菜籽，使其烟雾散发到敌人的阵地里。

在古希腊时期，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人在城墙下焚烧带有树脂和硫磺的原木，利用烟雾来攻击伯罗奔尼撒联盟。

火药时代的毒气弹

后来随着火药的出现，战争中开始使用各种土制炸弹；当时的炸弹并不像近代战争中的那样具有很大的破坏力，里面一般含有各种毒素粉末、毒药以及树脂等混合物。最初的这些毒气炸弹都要使用投射器发射，在发射前引子会被点燃，当投射到敌人的队伍里时爆炸后产生各种有害气体。

在宋朝时，我国就已经懂得使用纸片包裹着硫磺和石灰点燃后会产生很大的威力。这种炸弹在1161年第一次被用于海战，点燃后投入水中会产生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并散发着有毒气体。当时的毒气弹构成也比较单一，主要由虎杖、巴豆油、皂荚树（用于产生烟雾）、硫化物、氧化砷、乌头、桐油等组成，其所具有的毒性并不大。

16世纪初，当葡萄牙入侵巴西时，印第安人就曾采用辣椒篝火的方式来反击入侵者；这种方法在当时的拉丁美洲中经常被用来抗击敌军。

中世纪结束之后，化学武器被广泛用于军事目的。在1456年，当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被土耳其人攻击时，他们就使用了最原始的“化学武器”。土耳其人先是在老鼠身上洒上有毒粉末，点燃之后再让老鼠往贝尔格莱德城里乱窜，既达到了放火的目的又可以产生有毒气体。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海军上将登多纳德（Dendonald）就计划焚烧500吨硫磺来攻击俄罗斯军队。但是这种行为遭到了英国军方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种计划并不可行。虽然，登多纳德上将放弃了焚烧硫磺的计划，但是在整个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没少使用毒气弹。

克里米亚战争

根据，俄罗斯海军中将雷内克（Reineke）的记录：在1854年5月13日，从敖德萨方向投来了两枚毒气弹到塞瓦斯托波尔城内，同时从英国和法国的船只上下来的士兵也占领了这座城。毒气弹是在英法联军攻城之前就投放的，能够散发恶臭，使人昏厥、呕吐等症状，当时的士兵并没有具备完善的防护措施，所以面对毒气弹的攻击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1850年代，俄国在沃尔科夫地区第一次进行化学武器试验。他们首先使用含有二甲酰的毒气弹攻击小木屋里的12只猫，事后证明所有的猫都完好无损，所以第一次进行毒气弹的试验宣告失败。之后，俄国的化学武器试验停止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直到1915年才开始重启。

尽管化学武器毫无进展，但是当时的俄国高层密切地关注着世界各国的武器公约协定。在1988年《海牙宣言》中，俄国正式加入缔约国，其中包括法国、德国、日本、英国、俄国。宣言中，缔约国之间发生的战争不得使用含有散布窒息性和有毒气体的投射武器，如果是非缔约国之外的战争，这种规定则无效。

1988年第一次《海牙宣言》

自《海牙宣言》之后，各国对化学武器的使用逐渐降低，军方不再依赖新型的毒气弹，化学武器在军事上的用途越来越少一直到20世纪初。

第一次世界大战：化学武器/毒气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种大口径武器和火炮横空出世，士兵之间的冲突变得异常残酷，所以堑壕和各种防御工事也是为了抵挡火炮才得以建造的。

1914年底，德军用尽了浑身解数攻打西线，在马恩河战役结束之后长达700公里的阵线才得以稳定下来。阵线是一条又一条的堑壕交织而成，中间还夹杂着密密麻麻的铁丝网；使用混凝土打造而成的碉堡和防御工事，几乎可以抵挡火炮的袭击。

使用普通步兵突破敌方阵线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1914年9月的战斗中，双方都意识到火炮的威力不足以摧毁敌方阵地，所以交战双方都在寻找一种更加凑效的武器来攻击。

打破这一场僵局的方法就是使用毒气弹，虽然当时各国的军队都认为这是一种不人道的化学武器。但是如果在战争初期就使用了非致命的化学武器，比如：催泪弹等(其实早在1915年1月德国就已经将二氧化乙基融入毒气弹)，那么战争很可能就不会面临这种僵持的局面。

但是事实并非偶然，德军可以使用化学武器，协约国同样也可以。优点是德国拥有较高的化学工业体系，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制造属于自己的化学武器。因此德国决定将“铅”这种有害元素融入到化学武器中。

早在1909年时，德国的化学博士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首次提出了在空气中合成氨的方法后，并在1918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与爱因斯坦、马克斯·普朗克等科学家齐名。

左：德国的化学博士弗里茨·哈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弗里茨·哈伯是一位充满了浪漫的爱国主义狂热者，他向德国军方提供了自己的研发成果。他认为在战争中使用有毒气体，要比炮弹仁慈很多，况且炮弹带来的伤害是永久性的，而有毒气体只是暂时麻痹敌方士兵，使其失去行动能力。

德国“威廉皇帝科学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开始为军方效力后，他们开始研究具有环氧乙烷和光气的毒气用于战争，不久后德国威廉皇帝科学研究所发生了爆炸，但是研究成果并没有遭到破坏，很多革命性的化学报告被保留了下来。因此，柏林军事学院开始成立了专门用于研究化学武器的部门。

在柏林军事学院研发的同时，化学武器的生产主要来自德国的勒沃库森市，1915年之后，生产化学武器的机构同样被归类为军事学院；此时它已经拥有了1500名的技术人员，以及数千名工人负责制作业，另外在Gyushte的实验室内还有300化学家。

柏林军事学院最终的研究成果就是在2号的10.5厘米炮弹中掺杂硫酸二苯胺化学元素，虽然在爆炸中硫酸二苯胺几乎被抵消掉，但是在炸弹中使用有毒物质的试验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在西线战争中，这种炸弹已经使用了3000枚左右；尽管这种炸弹的威力小，有毒物质产生的影响低，但是在阿图瓦的新沙佩勒战役中，德军还是利用这种炸弹的优势取得了胜利。

1915年1月，德国的化学炸弹再次取得了飞跃性的进步，该武器被命名为“T-15厘米炮弹”，最初爆炸后产生二甲苯基溴化物，之后又被溴丙酮和溴甲酮取代。

其实，早在1914年1月，德国就忽视了《海牙宣言》的存在，在波兰的博利莫娃（Bolimova）地区使用了毒气弹；理由是这种炸弹产生的有毒物质不是单一，爆炸后产生的冲击力和弹片才是首要目的。当然，因为是第一次使用毒气弹，再加上波兰的气候比较寒冷，所以爆炸后产生的有毒气体并不多，化学武器的研发还算不上成功。

德军毒气弹的发射装置

同年4月，德国在法兰德斯的纽波特（Nieuport）地区试验了一种名叫“D”型的手榴弹，里面含有溴化苄和二甲苯基的有毒混合物。

1915年1月，法国将26毫米的化学步枪榴弹带到了前线，但是前线的士兵没有化学榴弹的使用经验，所以该武器没有被立即使用。直到3月份，法军才将其他手持类化学武器和步枪榴弹投入使用，但是并没有明显的效果。

法军在发射化学弹

法国士兵在发射26毫米的化学步枪榴弹

就这样，前期的化学武器使用并没有任何明显的优势，它对战局的影响微乎其微。所以德军高层一度怀疑化学武器的效能，与此同时前线部队极度缺乏普通炸弹，德国的化学博士弗里茨·哈伯提出了直接在气体中加入有毒物质。

在战争之前，德国就已经生产了大量的氯气，到了1914年时每天大约能生产40吨左右。所以弗里茨·哈伯建议把氯气以液体的形式封装在钢瓶中以方便运输，在使用时必须要在顺风的情况下才能释放，以保证有毒气体能够流入敌方阵营。

一战西线：德军化学武器的使用

使用有毒气体对付英法联军的想法是在1915年初才做决定的。德军在伊珀尔（比利时）地区的部队形成了一个“突出”点，如果此时使用有毒气体那么就可以极度降低德军士兵的意外伤亡。

但是德军高层对有毒气体一直抱有怀疑态度，他们并没有把有毒气体当成是进攻或者防御的主要武器，而是把这一行动当成了一种试验手段。

使用有毒气体的德军部队位于格拉文斯塔菲尔山脊北部，而南边正是英法联军的阵地。在对气象进行了观测之后，德军高层决定在刮南风时就释放有毒气体，所以德军第15军团一路向北前进等待南风的到来。

2月中旬，德军第15军团进行了第一批毒气试验，在前线埋好含有毒气的钢瓶，再使用管子把毒气导向地面，打开阀门就算是完成释放了。到了3月10日，整个15军团都已经准备就绪，新一轮的“大规模”毒气袭击随时可以进行。

一名德军准备在堑壕中释放毒气

德军毒气瓶的放置方法

但是在3月25日，德军高层又改变主意，决定将毒气试验转移到第46和第26预备役里；到了4月11日，德军已经挖出了6公里长的堑壕用于放置6000个毒气瓶，总共大约有160吨的液态氯。

尽管一切已经准备就绪，但是两个星期过去后，南风迟迟没有到来。在此期间，一些埋在土里的毒气瓶因为遭到了联军的炮弹袭击而损坏。

英法联军自然也不傻，在第一次毒气试验后，他们就俘虏了一名带着防毒面具的德军士兵；从他的口供中得知，德军打算利用毒气来进攻联军，并且毒气瓶已经被埋好在堑壕中。

他的口供和侦察机看到的情况几乎吻合，但是联军依旧认为德军不能完成这样的进攻，所以英军把该情报视为“不可靠信息”。

4月22日17时，等待已久的南风终于到来，德军开始释放毒气攻击。17时30分，在毒气和火炮的攻击之后，德军步兵从堑壕中爬了出来与英法军正面交战。过了一会儿，火炮停止了袭击，可能是担心火炮会扰乱毒气的流向。

此次攻击中，德军仅使用了三分之一的毒气瓶，毒气输出只持续了5分钟，主要集中在部队的两侧释放。

德军释放的毒气对人体的呼吸系统和粘膜组织都能起到强烈的刺激作用，吸入人体后会引起喉痉挛、眼部烧灼、支气管炎、肺水肿等症状，如果是吸入较浓的毒气则会导致窒息而死。

德国的毒气最终飘到了法军阿尔及利亚师的所在地，根据英军的描述：德军在远处看着毒气飘向远方，在17时左右德军的各种炮弹还在不间断的袭击，而当法国开始用野战炮还击之后，德军的火炮就不再响了。

起初，法军只是看见缓慢上升的黄绿色云团，在微风的推动下慢慢上升，然后逐渐变成白色的薄雾。当这些气体抵挡法军阵地时，他们开始恐慌，据当时的目击者描述：中毒后的士兵手臂呈黑亮色，嘴巴张得很大，眼睛被铅油覆盖，他们在阵地上抓狂的嘶叫着，就像是被恶魔附身一般。

德军释放的毒气在空中形成薄雾

逃离战场的士兵在毒气的攻击下并不能立即好转，伴随他们的是剧烈的咳嗽和沙哑的嗓音，很明显他们遭到了极大的痛苦。法军的士气极度低落，很多人开始向后方逃亡，阵地上一片混乱，指挥官不得不下令部队往后撤退。

德军的毒气可以渗透到战场的每个角落，但是那些逃跑的士兵受到的折磨，远比那些呆在原地不动的士兵痛苦很多，因为运动时会导致呼吸道中毒更深，所以法军下令中毒的士兵保持在原地不动，等待毒气消散后再使用担架转移。

在德军毒气的攻击范围内，联军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但是毒气的覆盖区域比较小，所以没有受到毒气攻击的联军仍然在誓死反抗。在佩尔卡佩勒-圣朱利安公路附近，加拿大部队并未受到毒气的干扰，所以他们和德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因为法军的无序撤退导致了加拿大部队单独面对德军，而且他们毫无胜算。

法国司令部先后收到了两种自相矛盾的情报；先是收到了法军部队的右翼进攻了皮尔科夫（Pilkov）地区；紧接着又收到皮尔科夫阵地已经失守；所以他们很难调整战术来支援加拿大部队。

实际上，交战双方之间的8公里防线已经被德军突破，他们可以自由地袭击士气低落的法军部队。但是很快，德军并没有大规模展开攻势，而是在两军之间修筑阵地，英法联军也刚好利用德军的喘息时间来调整预备部队，以抵挡他们的下一轮进攻。

在整个战斗中，被毒气侵害的联军士兵大约有15000多人，其中5000人死亡，10000多人受伤。尽管联军损失巨大，但是德军不再敢贸然进攻；其一，此次行动只是简单的化学武器试验，德军装备的武器数量有限；其二，虽然是化学武器试验，但是德军的防护措施非常不完善，在作战中也有大量的士兵中了自己释放的毒气，甚至于有很多士兵根本就没有防毒面具和口罩。

在此次作战中，虽然德军占据了主动优势，但是并不足以推动整个西线的进攻。无论战局结果如何，这一场试验性的进攻足以推动后来的“化学武器”战争，化学武器成为了后来各个军队胜利的灵丹妙药。

1915年5月，德国再次使用毒气攻击联军，同时英军在法国北部的洛斯（Loos）地区使用化学炸弹反击德军。根据英军的统计，此次反击大约有7000人伤亡，其中350人死亡；在前两次的反击中，英军士兵没有佩戴防毒面具和口罩，而在后两次的反击时，他们也仅仅是使用了普通的绷带遮盖口鼻。

英国士兵戴着防毒面具发射化学炸弹

英军的防毒面具

对于英军而言，这一场反击也同样是试验性的，最起码证明了他们的化学武器也同样可以用于日后的战争。

同年10月19日至20日，德军在法国北部的兰斯地区，对法军展开新一轮的毒气攻击。这次毒气中包含的是氯和光气的混合物，其毒性比之前试验得更加强烈。

进攻期间，德军在17公里的阵地外释放了500吨毒气；第一轮进攻法军伤亡1515人，其中死亡253人；第二轮进攻时，法军伤亡3581人，其中562人死亡。

12月19日，德军使用了相同的毒气进攻伊珀尔的英军，因为此时英军已经装备了防毒面具，所以德军释放毒气时会非常隐蔽，往往在英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出击，以达到最佳的效果。此次攻击中，英军伤亡1069人，其中死亡127人。

1915年底，德军计划将毒气运到加利波利半岛，以便在达达尼尔海峡战斗中投入使用。但是德军还没有开始行动，该半岛就被英军占领，德军的计划并未成功。

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的战事和化学武器的使用就到此结束了，东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化学武器，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讲述。东线与俄国的交战中，德国的化学武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战况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残忍；具体内容可以关注我下一篇文章。

一战中，俄国士兵戴着的防毒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