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6日，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场上消灭了黄百韬和黄维两个兵团后，以10个纵队分东、北、南三路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我华野四纵与兄弟部队向东面敌军阵地进行攻击。经过两昼夜的激战，残敌被压缩在以陈官庄为中心纵横不过5公里的狭小地域。战斗到10日下午4时基本结束。

杜聿明化装成士兵模样，带着10余名侍从趁天黑逃到了张老庄村附近一片凹地里。老乡发现后，报告了当地驻军。六十八师卫生队将其活捉。该师政委陈茂辉在审问他时，杜聿明前言不搭后语，自知隐瞒不下去了，才自报了身份并要求会见陈毅司令员。在这之前，他的一举一动早被看押战士看在眼里。他上厕所时，他的随从中有人马上从背包中拿出一团白东西给他。那年月，我军战士们从未见过卫生纸，何况他用的是进口的，还以为他是在用棉花擦屁股呢。一般军官和士兵谁能用这种东西?师首长心中已有数，料定他是个大官。杜聿明很清楚不久前中共中央公布的42名首批战犯中就有他的大名。在趁人不备时，他捡起一块小砖头朝自己的右额砸去，随即把鲜血抹了一脸，躺在地上装死。前几年的电影、电视剧，拍成杜聿明用小石头砸的，这点是不真实的。那个地区是一片平原，当时是找不到一块石头的，砖头也很少有，各村都是土坯房子。

杜聿明被俘的消息闪电般传遍了全军。11日晨，起床号响过，我在门前刷牙，看见几十米外参谋处门口有几个参谋在指手划脚地谈论着什么。一位参谋突然向我招手道：“小胶东，战犯杜聿明被六十八师捉到，一会就送来了。”我急忙跑回屋内将此消息告诉了所有人。我当时是纵队司令部警卫连一名卫生员，16岁。上午9时左右，纵队直属卫生队医保干事姜一燕来电话，要我马上做好换药准备，他一会儿就到。我放下电话后，立即开始准备。几十分钟后，姜干事身背小药包赶来了。我端着托盘，用消过毒的纱布盖在剪刀等器械上，跟着他来到一座农家小院。小院西南角有一间正方形小屋。

小屋门朝东，门外站着警卫连的一名警卫战士，手持一支美国造卡宾枪，很威严。我们进屋后，看见一位身穿蒋军士兵服的军人，中等个，园方脸，额头上扎着绷带，绷带外渗出了一块血渍。此人正是杜聿明。他双腿盘坐在床上，两手放在膝盖上，面向北墙。床是用两条长凳撑一块门板而成的。门板上铺着谷草，谷草上铺一条黄军毯，军毯上铺一条白色床单。一床军用草绿色棉被叠得很规范，有棱有角平放在床东头。姜干事上前一步说：“我们是来给你换药的。”我急忙走过去，把托盘放在床上，用双手去解他头上的绷带。杜聿明突然用左手挡住我说：“不用换，已经干了。”我立即回头看着姜干事，征求他的意见。姜干事说：“你如果不愿意换那就算了。”现在想来，可能是杜聿明当时不放心。曾几何时，他有一点小毛病，高级医官就接连不断。那天虽成了阶下囚，一个十几岁的毛孩子竟敢给他换药，他的心情可能更加不好受。

正在这时，忽听见大门外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我一看，是纵队司令员陶勇、政委郭化若、副政委刘文学、参谋长梅嘉生和政治部主任谢云辉等首长来了。姜干事见状急忙退到院中。我由于好奇，当时也不懂规矩，不知道该回避。也可能勿需保密，首长们没有赶我走。我站在门口处，看见杜聿明仍和我们进来时一样，头不抬，眼不看，连眼珠也没动一下。还是郭化若政委先开了口：“你认识我么?”这一问，杜聿明才抬起头，直盯着郭政委说：“你是老郭吧，”郭政委摇摇头说：“我不姓郭!”说完后退了一步。政治部主任谢云辉上前问道：“陈毅将军给你的敦促投降书收到没有?”杜答：“收到了。”谢又问：“当黄百韬和黄维两个兵团被歼灭后，战场上大势已去，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反抗?”杜答：“军人以服从为天职。”问话到此，司令员陶勇带头走出门，其他首长尾随其后也走了。

下午4时左右，我出门后发现在囚禁杜聿明的小院外停着两辆中型吉普车，不带篷。前面的一辆车上，坐着10名手持手枪的战士，后面的一辆车上坐着10名手持冲锋枪的战士，个个精神抖擞。当作战参谋从小院里将杜聿明带到第一辆吉普车后面时，战士们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车。没有用绳绑，也没有戴手铐，杜聿明轻松自如，仍不失统帅风度。汽车发动了，随着一声喇叭声响，杜聿明被送到华野总部参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