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凯特·柯克帕特里克

译者=刘海平

来源=《成为波伏瓦》

1945年1月，美国国务院邀请并资助了八位法国反抗派记者去美国，并报道美国在“二战”当中的贡献。加缪邀请了萨特，萨特高兴极了。萨特从小看美国西部片和惊悚片，对美国很感兴趣。去到美国之后，萨特发现，真实的美国有符合他期待的地方，也有让他失望的地方。萨特震惊于美国的种族主义歧视以及极端的贫富差距。在纽约广播电台，萨特遇到了一个让他惊为天人的女子，她叫多洛雷丝·瓦内蒂。“二战”前，多洛雷丝在巴黎蒙帕纳斯当过演员，也认识一些出没于多摩咖啡馆和圆顶餐厅的巴黎文人。多洛雷丝的声音低沉迷人，更重要的是，她的母语是法语。不久之后，多洛雷丝和萨特就从朋友变成了情人。

萨特不在法国的这段时间里，波伏瓦很少收到他的消息。波伏瓦会读《战斗》杂志和《费加罗报》（Le Figaro）上萨特写的报道，偶尔也会从加缪那里听到一些萨特的消息。萨特需要寄出稿件时，就会和加缪通电话。1945年2月，波伏瓦去葡萄牙看望已经结婚的埃莱娜和利昂内尔，在那儿待了五周。波伏瓦在里斯本的法国学院开讲座，同时也给《战斗》杂志撰稿。波伏瓦两姐妹已经快五年没有见面了，看到波伏瓦破旧的衣服和鞋子，埃莱娜感到很惊讶。当时葡萄牙的生活水平要比法国高不少，所以波伏瓦离开之前买了很多新衣服以及给“大家族”成员的礼物。

1945年3月，萨特写信给波伏瓦说自己要在纽约多待一段时间，5月底再回法国。1945年4月29日，法国女性第一次拥有了选举投票权；5月7日，德国在兰斯签署了军事投降协议；5月8日，德国代表凯特尔与苏联代表朱可夫在柏林签订投降条约，战争在欧洲结束了。

1945年6月，萨特40岁，他很讨厌自己变老。萨特决定彻底放弃教书，专心写作。萨特和多洛雷丝·瓦内蒂之间的感情也认真起来，这让萨特情绪有些低迷。虽然多洛雷丝·瓦内蒂已经结婚了，但是她接受不了萨特同时和波伏瓦保持关系。多洛雷丝·瓦内蒂觉得萨特没必要再给波伏瓦写信，说自己与他已经结束了。到了7月，萨特没法忍受自己和多洛雷丝·瓦内蒂不合，于是写信给她。多洛雷丝·瓦内蒂的回信态度很积极，认为他们可以继续恋情。

战争之后，到处都能看到萨特和波伏瓦的名字。1945年是波伏瓦公众形象的重要转折点：波伏瓦和萨特在这一年都名气大涨，波伏瓦的学术声誉跟萨特以“存在主义”哲学（尽管他们不愿这么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45年夏秋，波伏瓦和萨特都发表了不少作品：小说、演讲稿、剧本和新的杂志。1945年10月的一周，萨特做了一次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的演讲，这次演讲后来成了他最为著名的演讲之一。波伏瓦的剧本《白吃饭的嘴巴》（Useless Mouths）也开演了，波伏瓦和萨特一起合办的期刊也开始发行了。巴黎的新闻报刊亭发售着萨特和波伏瓦创办的月刊《摩登时代》（Les Temps Modernes），但第一期时只有萨特的名字被列在了主编的位置上。波伏瓦和萨特将杂志命名为“摩登时代”，是受到查理·卓别林1936年的戏剧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的启发。《摩登时代》是一本关于文学、哲学以及政治的杂志，直到2019年还在发行。在当时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两种声音成为主流，《摩登时代》成了这两种声音中间的“第三种声音”的先驱。当时的法国民众急迫地希望看到这样的内容，对于萨特和波伏瓦来说，《摩登时代》成了他们知识分子关心时政、参与社会的一种方式。1944年，法国通过一条法律，禁止所有在维希政府攻占期间出版过的报纸继续发行。这条法律影响了几百家报刊，只有《战斗》杂志、《解放报》（Liberation）这类反抗派报纸以及右翼的《费加罗报》、社会主义的《人民报》（Le Populaire）、共产主义的《人道报》（L’Humanite）这些非攻占区的主流媒体幸免于难。当时的大清洗运动审判了很多通敌派作家，并给予他们严厉的惩罚，有些人称这种清洗运动为让法国恢复“社会健康”而做的手术。波伏瓦在这段时间里担任《摩登时代》杂志的编辑，还在上面发表了几篇关于道德观和政治的重要文章。

对于波伏瓦来说，和萨特一起共事也是有负面影响的。波伏瓦1945年的小说《他人的血》讲述了两个人的故事，但是企鹅版本的封底宣传文案只提到了其中一个人：

让·布洛马尔，曾经拥有特权的资产阶级，如今变成了反对纳粹的爱国首领。他在漫漫长夜里等待自己的情人埃莱娜死去。闪回的情节和主人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黎明到来，让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

《他人的血》是波伏瓦在巴黎被攻占时期完成的，于1945年出版。这本书描绘了法国反抗派极大的苦痛和内心的压力，展现了一个心里充斥着愤怒以及对家人心怀内疚的男人的觉醒。这本小说是西蒙娜·德·波伏瓦最扣人心弦的戏剧化作品之一，展现了存在主义者试图平衡个人幸福以及对他人的责任的探索尝试。

根据封底文案的描述，这本书讲的只是一个男人的觉醒，女主人公埃莱娜的出现只是为了最终的死去，被动地用个人悲剧来加强男主人公的选择和行为的戏剧张力。但实际上，这本小说讲的不只是一个男人的觉醒，埃莱娜也意识到了自己对于他人所负的责任，只不过阻挡她和男主人公觉醒的障碍不一样。

维克多·布朗伯特认为《他人的血》是被波伏瓦“戏剧化”处理的“一个存在主义信仰的摘要”。但是《他人的血》并不仅仅是应用以及戏剧化了萨特的哲学思想，它表达的是波伏瓦的哲学思考。同时《他人的血》也昭示了波伏瓦之后的作品《第二性》的主题，尤其是女性自处的方式，以及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爱的方式。

在小说开头，埃莱娜想要通过爱来“合理化”自己的存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埃莱娜逐渐“成为一个女性”，她发现自己不再仅仅满足于没有回报的爱。让也意识到埃莱娜对他的爱是脆弱不堪一击的。让不想成为埃莱娜活着的唯一寄托，因为他能给她的只有苍白的温柔。让意识到自己的爱对于埃莱娜来说是一种囚禁。

这样的爱情对于让和埃莱娜来说都不尽如人意。对于让来说，爱情不是生活里的唯一，而埃莱娜的要求也常常让他感到窒息8。埃莱娜觉醒之后，也意识到自己对他人所负的责任，她开始重新看待爱情在她生活中的位置。

波伏瓦后来写道，作家的任务是“用戏剧化的形式来描述个体与给予个体自由的世界之间的关系”。然而，对于女人和男人来说，世界意味着不一样的理想和限制。波伏瓦通过讲述埃莱娜和让的觉醒，以及在故事中交织着讲述女性得不到或者要求得到赋予男性的那种尊重，来展示男女之间的这种差异。举个例子来说，让的母亲常常找借口，常常向他人道歉，也试着让自己占用更少的空间。而相比之下，让完全没有对自己占用的空间感到不安。不管是在空间上还是在谈话中，小说里的女性得到的尊重都少于其男性同伴。埃莱娜注意到，让和他的朋友保罗谈话时，会觉得自己是在进行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而她只是一个“任性又肤浅的小女孩”。她指出保罗的伪善：“你经常跟我说你尊重别人的自由，而你却总是帮我做决定，把我当作一件物品来对待。”

这部小说也展现了男人对待女性的两种态度：物化与不物化。故事中的让能够把所爱之人搂在怀里，把微笑着的她当作完整的人去看待，并且享受自己的意识和另一个人交融。而相反的，故事中的马塞尔只有在把女性看成是一个绝对的物品时才去触摸她的身体。

波伏瓦在自传的第二卷中曾用一段话来回顾她的作品。波伏瓦对《女宾》不甚满意，因为她认为“谋杀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而在《他人的血》和《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中，波伏瓦“试图去定义我们和他人真正的关系”：不管愿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确是侵犯了他人的命运，我们必须直面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影响，并对此负起责任。《他人的血》开篇题记引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一句话：“每个人都对世间的人事万物负有责任。”这是波伏瓦献给纳塔莉·索罗金的书。

后来，波伏瓦在为自己的原创性辩解时，回顾了《他人的血》出版之后的反响。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表示《他人的血》的主题是“我作为一个自由人的体验和那些物化我的人之间的悖论”。然而，公众并不知道波伏瓦的意图，于是给这本书打上“反抗派小说”和“存在主义小说”的标签。更糟的是，读者们认为她的小说作品只是“哲学小说”，而且挪用了萨特的哲学思想。

首次提出“存在主义哲学”（existentialist）一词的，是天主教哲学家和剧作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这个词通常用来指代萨特的哲学思想，而当时的波伏瓦反对人们给她贴上同样的标签。因为波伏瓦在创作小说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她的灵感都来源于自己的生活经历，而不是某个哲学体系。在《战时日记》中，波伏瓦所做的关于《他人的血》的早期笔记也清楚地表明，波伏瓦只是想用这部小说去展现女性如何深受“幻想通过爱情获得意识肯定”的想法的毒害。

1945年10月29日，波伏瓦唯一的剧本《白吃饭的嘴巴》在巴黎开演，并在家乐福剧院（Theatre des Carrefours）举行了一场义演。故事设置在中世纪的弗兰德斯，在一个叫作沃塞勒的虚构城邦里展开。沃塞勒城邦叛乱起义，要脱离勃艮第公爵的统治。整部剧的第一幕是城邦里的居民们在一次围城之后正经历着大饥荒，城邦总督决定为了保护城邦，他们必须驱逐“白吃饭的嘴巴”，也就是女人、小孩和老人。城邦总督分析认为，食物很紧缺，所以只有工人和士兵可以享有食物。这个城市的名字“沃塞勒”在法语里听起来和“vaut-elle”是一样的，而这句话的意思是“她有价值吗？”。早在波伏瓦写出《第二性》和《老年》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作品之前，她的剧作就已经在展现人类粗暴的分类——仅仅因为你是儿童、女性和老人就认为你没有价值。不过就像波伏瓦很多其他作品一样，这部剧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所有的爱和承诺都是一种“囚禁”？剧中的一个主人公让-皮埃尔不想成为他妻子的“限制”：“把她给我？你认为我会同意把她锁起来，并且告诉她我就是她的全世界吗？我可不想做一个狱卒。”在整部剧的最后，让-皮埃尔和克拉丽斯发现爱的另一种可能性，他向克拉丽斯求婚，却被她问道：

克拉丽斯：“世上的人啊，到底该如何去爱？”

让-皮埃尔：“我们一起抗争。”

波伏瓦把这部剧献给她的母亲，而且首演结束之后，她就马不停蹄地去为那些因为父母被驱逐到德国而成了孤儿的孩子送去食物。

波伏瓦后来说，《白吃饭的嘴巴》受到了带有敌意的批判：“这些日报几乎像是串通好了一样痛斥我。”的确不少评论者批判这部剧，尤其是剧的制作；有些评论者认为波伏瓦想要表达的信息太过牵强，只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还不足以拿到剧院里来演。但也并不是所有的评论都是负面的，其中有评论感慨：“这么好的剧本，在巴黎竟然找不出十个导演来争取它！如果还有一点公正，如果公众能够欣赏到它的价值的话，《白吃饭的嘴巴》应该在拉夏贝尔大道上成功上演。”

就在《白吃饭的嘴巴》首演的同一天晚上，1945年10月29日，萨特在巴黎举行了一场后来闻名于世的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这场演讲在一个叫“保持”（Maintenant）的小俱乐部举行，即使场地很小，主办方还是担心会因为来的人不够多、太空旷而显得尴尬。然而，萨特抵达俱乐部时，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龙，连他自己都担心会挤不进去。后来，萨特好不容易挤到了讲台上，他说：“‘存在主义’现在是一个流行词汇，但是谁都不知道它的真正含义。基督教徒们认为‘存在主义’不承认上帝的存在，是不道德的；共产主义者认为‘存在主义’是虚无的。但是‘存在主义’两者都不是。”萨特接着指出人们之所以反对他的观点，是因为他们更倾向于留在“自欺”的状态里，而不愿意直面自己的自由。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你是你自己的行动造就而成的。”萨特那天晚上的演讲后来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为题发表出来，也成了法国存在主义哲学最常被引证的章节。

就在萨特演讲之后不久，让·瓦尔做了一次关于存在主义历史的讲座，还邀请了其他哲学家来回应，然而这个讲座远没有萨特的那么火爆。在这个讲座中，尼古拉·柏多耶夫、乔治·古尔维奇和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分别讨论了存在主义是如何从克尔凯郭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发展而来。而在12月11日，西蒙娜·德·波伏瓦举办的关于“小说和形而上学”的演讲，就更加不为人所知了。

萨特在保持俱乐部所做的演讲成了战后巴黎标志性的文化事件，相比之下，波伏瓦的讲座无人问津，波伏瓦在自己的自传里甚至都没有提到这个讲座。当时的波伏瓦在探索文学和哲学之间的边界，她想用哲学的方法去捍卫她的推理。有人注意到了波伏瓦的探索，有人对波伏瓦的尝试表示赞赏。早在1945年，梅洛-庞蒂就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出波伏瓦的《女宾》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写作方法。

尽管《他人的血》一开始收获了好评，但是就像《白吃饭的嘴巴》一样，评论家们指责波伏瓦为了哲学牺牲了文学。媒体评论者莫里斯·布朗肖撰文赞美波伏瓦的《女宾》从哲学角度来说非常优秀，同时也保持了道德的模糊性，没有强加结论给读者。但是莫里斯·布朗肖以及其他一些评论者批判《他人的血》只是一部哲学小说。在“小说和形而上学”的演讲当中，波伏瓦回应了这些批判，分别从个人和哲学两个角度解释了自己想要调和哲学与文学的努力。波伏瓦开始时说道：

在我18岁的时候，我大量地阅读。当然，那时我的阅读就和那个年纪的人一样天真，充满激情。每次读小说就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具体的时空，里面有各种性格的人物和事件。一部哲学作品能够带我短暂地离开真实的世界，进入天堂般永恒的宁静里……真理在哪里？在人世间还是在永恒里？我感到分裂。

波伏瓦之所以选择写小说，是因为她相信文学能够给予我们“一种想象的体验，这种体验像真实生活里的体验一样完整，让人不安”。哲学作品常常用抽象的方式展开，会想把作者的观点强加给读者，强迫他们去接受，而不是邀请他们到特定的情境中，使其看到其他视角和观点徐徐展开。波伏瓦认为，形而上学的小说是为了让读者拥有这种自由。

波伏瓦知道并非只有自己在哲学小说创作上遭到了指责，早就有其他文学和哲学的前辈尝试过这样做并遭到了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被指责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隐藏了哲学论述。波伏瓦十分认同克尔凯郭尔的一个观点：一个哲学家越能注重个人体验主观的一面，一个人的内在生活越独特，他们越有可能用文学的形式来描述个体变成自我的独特体验。哪怕是柏拉图也在这两种诱惑中挣扎过：柏拉图在驱逐来自共和国的诗人时，他既担心艺术会腐化城邦的民众，但是也看到了艺术能够有力地鼓励民众去追求上帝。不过，这位西方哲学巨擘最终还是以对话这种文学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哲思。

1945年后，波伏瓦和萨特都因为存在主义而名声大噪，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关注，波伏瓦称1945年为“存在主义攻势”（existentialist offensive）年。在法国时，人们在咖啡馆里看到波伏瓦和萨特就会一直盯着他们俩看，大街上也常常有摄影师明目张胆地拍他们。在美国，波伏瓦和萨特受邀为《时尚》《时尚芭莎》《大西洋月刊》等杂志拍摄封面。萨特俨然成了偶像，而让他这个偶像魅力大增的其实是他身旁这位美丽、神秘、传统的女性。虽然波伏瓦也发表了自己阐述存在主义哲学的文章，甚至要比萨特更有深度，更成熟，但是波伏瓦的哲学贡献以及她对萨特的想法的异议，显然都被残酷地无视了。1945年，巴黎战后的小报耸人听闻地称波伏瓦为“伟大的萨特主义者”（la grande Sartreuse）和“萨特的圣母”（Notre Dame de Sartre）。

《成为波伏瓦》

在公众的眼里，波伏瓦和萨特是不可分割的一对儿。但是私下，波伏瓦则在为萨特“偶然的爱”而痛苦不堪。3020世纪70年代，在萨特的一个访谈中，谈到他生命中的其他女性时，波伏瓦说她很惧怕多洛雷丝·瓦内蒂，因为萨特十分依恋她。萨特曾把《摩登时代》杂志的第一期献给她，而且在1945年，萨特甚至放弃和波伏瓦共度圣诞。12月12日，他离开巴黎去了美国，陪伴瓦内蒂整整两个月。1982年，戴尔德丽·贝尔向波伏瓦提起了瓦内蒂，她说波伏瓦因此“情绪激动”起来。但是这种描述能告诉我们的信息很少，什么样的激动，什么样的情绪？是因为嫉妒还是悲伤，这种情绪在30多年后仍然真实可感？还是波伏瓦因为再次被问起这个问题，被评判她和萨特的风流韵事，所以因情绪激动而生气？

1945年12月，波伏瓦在《摩登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存在主义和大众智慧》（Existentialism and Popular Wisdom）。当时人们仍然指责存在主义，说它是悲观主义哲学，过度地强调人性的阴暗面以及人终有一死。因此波伏瓦故意写了这篇文章来挖苦回应：人类的苦难和必死性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更不用说，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原因、要在世界上做的事情以及经历苦难的意义，这些问题都不是存在主义发明创造出来的。32人们常常问波伏瓦，做一个存在主义者到底能获得什么。这个问题着实让波伏瓦感到厌烦，波伏瓦表示，向哲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非常怪异的。“康德或者海德格尔也不会自问，相信他们的哲学思想到底能获得什么。哲学家所说的就是他们思考出的真理，别无其他。除了追求真理，哲学家没有别的目标。”

波伏瓦认为真相是，人们在给自己找借口以逃避自由的责任。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表达出的悲观主义和法国伦理学家们的道德传统论述是一脉相承的。很多备受拥戴的作家相信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比如帕斯卡和拉罗什福科。其中，帕斯卡认为人性既可以“苦难和卑鄙”也可以“高贵和伟大”，但是人性会倾向于前者，帕斯卡也因此被称为“悲惨主义作家”；后来我们看到雨果的《悲惨世界》也延续了这种精神。拉罗什福科在同样悲观的作品《道德箴言录》（Maximes）里认为，人类自欺式的自爱，是一种流行的自恋幻想。在他看来，哪怕是慈善行为也只不过是人类伪装起来的利己主义罢了。

熟知法国文化的读者们，没有从萨特笔下的人类境况中看到希望，反倒是看到了他们熟悉的苦难和绝望的哲学。但是波伏瓦很震惊，一个如此陈旧的话题竟然会触犯众怒。人类的苦难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教堂里的神父、帕斯卡、博须埃、马西隆、传道士，甚至整个基督教传统几个世纪以来都在不遗余力地让教徒们感到痛苦。非宗教的伦理学者们也纷纷攻击了礼数和传统：拉罗什福科、拉封丹、圣西门、坎福特和莫泊桑争相去抨击卑鄙、徒劳和伪善。

波伏瓦认为，基督教和伦理学对于人类存在的模糊性所给出的答案只是一种辩解。如果人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充满罪恶的，本性就是被自私所驱使的，那么人类就会很坦然地选择接受自己的命运走向苦难，而不是用自由去反抗不公。如果萨特认为人的本性是渴望主导的，那么我们就没法逃脱与压迫者共存的命运。相比较而言，波伏瓦在哲学上拒绝“谎言和放弃所带来的慰藉”。波伏瓦认为想要主导或臣服是人的天性使然，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借口。

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美德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也毫不费力地放弃自我去相信美德是不可能的。人们不愿去想象美德是可能的、艰难的。

任何一种决定论——不管是基督教的、世俗的、道德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人类在减轻自由所带来的相应的负担。同样重要的是，这也免除了人们试图以道德的方式使用自由的重担。

波伏瓦声名鹊起之后，也用自己的名气帮助过别人。1945年秋日的一天，波伏瓦和一个朋友在香榭丽舍大道一起排队买电影票，恰好遇到了朋友的旧识。这是一个胸怀抱负的作家，叫作维奥莱特·勒迪克。几天之后，勒迪克把自己的作品手稿拿给波伏瓦看。波伏瓦一口气读完了上半部分，她告诉勒迪克作品有些后劲不足。勒迪克重新修改了手稿，波伏瓦看了之后很喜欢，于是把这本《窒息》（L’Asphyxie）推荐给了加缪，加缪欣然接受了她的推荐。在勒迪克后来的生活和事业上，波伏瓦都给了她不少帮助。

萨特不在身边，波伏瓦继续开始创作她的下一部小说《人都是要死的》（All Men Are Mortal）。同时，波伏瓦也帮助萨特编辑他的演讲稿《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改名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出版。纳塔莉·索罗金仍然住在波伏瓦所在的路易丝安那酒店，纳塔莉现在怀孕了，正在准备和她的美国大兵男朋友搬到加利福尼亚。波伏瓦写信告诉萨特，“纳塔莉现在很温和，肚子里的孩子正在茁壮成长，纳塔莉散发着母性光辉”。波伏瓦和博斯特仍然是情侣，但是博斯特的记者工作使得他常常出差。尽管萨特几乎从来不在他和波伏瓦的附近，但萨特的名气也让博斯特渐渐感到有些自卑。

1945年圣诞节，波伏瓦和博斯特、奥尔加还有万达一起在赏雪小镇梅杰夫度过。虽然这一年波伏瓦功成名就、风光无限，但是她觉得这个滑雪的假期才是她“一年中最好的时光”。当时的波伏瓦已经开始意识到，获得成功并不能使她在个人生活里感到满足，她喜欢这些老朋友所带来的亲密感，旅行中的新鲜空气也让她感到精神振奋。1946年1月中旬，波伏瓦回到巴黎，她突然觉得这种转变很突兀：前一天还在滑雪，“但今天我已经做好了头发，衣着靓丽，光彩照人，旅行中的阳光把我的肤色也晒得恰到好处，这一切都与巴黎格格不入”。在飞往突尼斯之前候机的时候，波伏瓦写信告诉萨特，她出名了，私下里老是被人认出来。有个女士过来问与她同行的科萨两姐妹：“这是不是大名鼎鼎的波伏瓦女士？老是有人跑过来问是不是真的是她。”

那之后，萨特整整一个月都没有收到波伏瓦的来信；萨特一直在期盼波伏瓦的来信，还把自己的各种消息寄到突尼斯，但是邮政系统不力，导致他们常常错过彼此的信件。在纽约，波伏瓦的小说给萨特惹了麻烦。多洛雷丝问列维-斯特劳斯怎么看萨特，列维-斯特劳斯假装不知道她和萨特的关系，回答说：“你觉得我读完波伏瓦的《女宾》之后还会喜欢萨特？他简直是个肮脏下流的浑蛋。”（萨特写信给波伏瓦说：“多谢你，把我写成那副模样。”）

与此同时，波伏瓦正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尔开讲座。她简直不敢相信存在主义在这里“大获成功”：在阿尔及利亚，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听她的讲座。波伏瓦一直没有收到萨特的信件，回到巴黎后才得知博斯特在意大利，纳塔莉已经启程去美国，而萨特仍然在纽约。即使如此，人们已经纷纷开始谈论萨特和瓦内蒂的事情。萨特到处张扬，说瓦内蒂是最美妙的女性。萨特的传记作家安妮·科恩-索拉尔说她写到这个阶段时，甚至不确定该认为萨特的行为是“疯狂、变态、愤世嫉俗、投机主义、残忍残酷成性，还是只是单纯的笨拙”。

尽管当时萨特所有的书都没有英文版，但是他在纽约已经有了不小的名气。《时代周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报道萨特，把他比作一个来自巴黎、强势进入曼哈顿的“文学雄狮”，并把《存在与虚无》称作存在主义的圣经，而西蒙娜·德·波伏瓦是它“最重要的信徒”。

如果波伏瓦知道当时在大西洋彼岸发生的事情，她会发现自己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萨特在信里并没有跟波伏瓦说实话，他告诉波伏瓦自己很喜欢纽约，有了一段美国恋情，但是情人瓦内蒂的爱让他感到害怕。萨特甚至告诉波伏瓦自己一直和热情的瓦内蒂保持着距离。但是真相是，当时瓦内蒂已经因为萨特在准备离婚了，而哥伦比亚大学提出要和萨特签一个两年的教职合约，萨特也向瓦内蒂求婚了。

后来萨特拒绝了这份教职，瓦内蒂离婚也需要时间，所以他们俩决定让萨特先回法国，之后再想办法在一起。但是后面的事情，谁知道呢？

1946年2月，波伏瓦回到巴黎，开始写《模糊性的道德》，同时在《摩登时代》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以眼还眼”（An Eye for an Eye）的文章。此时战争已经过去，人们不再隐藏而是公开谈论大屠杀的恐怖，波伏瓦的《以眼还眼》是在讨论惩罚与报复、责任和原谅。波伏瓦认为，人类在本质上都是模糊的，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是意识也是物质。波伏瓦强调，“绝对的恶”是指拒绝承认他者的主体性，把他者看作能被折磨和杀害的物。

3月15日，萨特离开纽约回巴黎。回来之后的萨特总是在对话里绕着多洛雷丝转，这让波伏瓦难以集中注意力工作，几个小时之后波伏瓦甚至开始感到头疼。1946年4月，波伏瓦情绪低落，她不断问自己：萨特是不是和多洛雷丝产生了和她从未有过的感情？波伏瓦想要摆脱这种不确定性带给她的困扰，她决定不再等待什么合适的时机，直接向萨特提问：“你扪心自问，到底谁对你更重要，是多洛雷丝还是我？”当时波伏瓦和萨特正在去和朋友吃午饭的路上，时间不允许他们长谈。萨特回答：“多洛雷丝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现在我和你在一起。”午饭席间，波伏瓦觉得自己的心一直在下沉。萨特和自己在一起是为了遵守契约，还是因为他想要这么做？午饭过后，萨特对波伏瓦解释说：“既然我们一直都认为行动比言语更重要，那为什么现在你不这么想了呢？此时此刻，我的人都和你在一起啊。”

波伏瓦觉得自己相信了萨特的辩解。1946年5月，波伏瓦继续写《模糊性的道德》，一想到萨特被瓦内蒂迷得神魂颠倒，就觉得震惊和挣扎。波伏瓦继续阅读哲学，研究黑格尔的冥想概念。波伏瓦也知道自己有时候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她写道，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好像一条被冲上岸的鱼，精疲力竭，濒临死亡。但不管是不是真的精疲力竭，波伏瓦还是按时完成自己的工作：5月14日，波伏瓦把四篇稿子交给《摩登时代》，6月1日，《模糊性的道德》的引言出版了。

除了萨特让波伏瓦感到疏远，还有一件事情也让她感到不适。现在波伏瓦和萨特都成了名人，他们已经没法像从前那样在咖啡馆里工作、写作了。1945年萨特在美国时，他的继父去世了，萨特的母亲让萨特考虑跟她住在一起。萨特同意了，1946年5月，他搬进了波拿巴大街42号四层的一间公寓，公寓的窗户俯瞰圣日耳曼-德-普雷广场，萨特能够从书房里看到双偶咖啡馆的天台、雷恩街的路口。

萨特重新进入了他母亲的那个资产阶级世界，住进放着伪造的路易十六家具的家里。不过这间公寓还是很舒适的，萨特也开始整理自己的藏书。芒西夫人负责帮萨特置办服装，她的女仆尤金负责清洗衣服。波伏瓦和芒西夫人对彼此都没有太多热情和好感，现在萨特的母亲把这些安排称作“她的第三次婚姻”。

在萨特搬回他母亲的公寓之后不久，传来了一则坏消息。奥尔加本来要出演萨特的戏剧《苍蝇》（The Flies），但是她突然得了肺结核。29岁的奥尔加在克里希地区的一家医院做了手术，捡回来一条命。博斯特刚刚出版了一本书，但却没空开心；他每天都去医院看望奥尔加，有时候波伏瓦也会陪他一起去。

萨特从美国回来之后，收到巴黎高师的一个热心学生的来信。寄信的是个21岁的年轻人，叫让·科，他觉得萨特可能需要一个秘书，而他毛遂自荐说自己可以胜任。一开始萨特觉得这很可笑，不过后来他还是同意了，他叫让·科每天上午来工作三个小时。这一干就是整整11年，让·科帮萨特写那些他不想写的信，后来帮萨特管理财务，这也是萨特无法避免的一项任务。芒西夫人每天早晨10点钟叫让·科进来，之后让打开萨特的信箱。萨特也差不多同时像个骡子一样开始工作。到中午1点钟，萨特会和波伏瓦或者别的女人一起吃午饭，让·科也离开。下午4点半，萨特和波伏瓦一起回到公寓，波伏瓦会在萨特的书房里架起桥牌桌工作，在那里待到晚上8点。

在1946年到1949年这短短的四年间，因为有母亲帮他料理家务，还有秘书分担杂事，萨特完成并出版了40部作品。当时波伏瓦也帮萨特编辑和修改他的文章，萨特和波伏瓦仍然会给彼此的作品提意见。波伏瓦给萨特做编辑也不完全是无偿的，一方面波伏瓦自己有写作和编辑工作的收入，另一方面我们从她的信件中也发现萨特的收入是他们的共同收入，尽管他们常常是一有收入就花出去了。由于波伏瓦还要帮衬家人，她没有经济余力去拥有一个单独的空间和私人助理。

很多读过波伏瓦传记的读者都会忍不住去想象，在萨特和瓦内蒂恋爱的那几年，如果波伏瓦能够结束和萨特的关系，该会有多么轻松。众所周知，波伏瓦和萨特的契约是在15年前制定的，但是大众所不知道的是，波伏瓦和萨特的关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浪漫爱情。在《时势的力量》里波伏瓦写道，她“和萨特的关系是一种无法言传的联结”，很多人会简单地认为这种联结就和普通的女性叙事一样：只是通过合法婚姻或者婚外情在一个男性的生命中占据中心位置。但是波伏瓦和萨特的联结是一种智识上的深厚友谊。

这段时间波伏瓦也重新开始和梅洛-庞蒂见面，他将要从萨特那里接手《摩登时代》杂志的日常编辑工作。5月6日，波伏瓦和梅洛-庞蒂一起吃了饭，讨论了萨特的哲学。梅洛-庞蒂认为萨特的哲学没有充分分析现实的错综复杂，这让波伏瓦想要继续写完她关于道德模糊性的文章，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不知怎的，她觉得自己太累了。

1946年6月，波伏瓦在《迷宫》（Labyrinthe）上发表了《模糊性的道德》的初版引言。在这篇文章里，波伏瓦批判哲学家们常常通过“理性的形而上学或者抚慰人心的伦理学”来逃避现实。波伏瓦认为“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已经在经历各种境况里的悲剧式的模糊性，而大部分哲学家的思考都只是在试图掩饰这一点”。波伏瓦认为人类需要的是一种能够直面人性模糊性的道德观，而非给人们找借口的道德观。

1946年6月底，波伏瓦完成了《模糊性的道德》，开始考虑下一部作品，她坐着出神地望着面前的一张白纸。这一幕被她的雕塑家朋友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看到了，阿尔贝托说波伏瓦看起来十分不寻常。波伏瓦解释说当时自己正在思考写点什么，但是毫无头绪。阿尔贝托说你可以写任何东西啊。那段时间，波伏瓦很喜欢米歇尔·莱里斯的《男性气质》（Manhood），她觉得深受启发，决定写写她自己。波伏瓦脑子里萌生出一个还未成形的想法，她开始做笔记，再和萨特一起反复讨论，波伏瓦这次提出的问题是：“做一个女人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波伏瓦在回忆录里说，她和萨特的对话是一种心灵启示的过程。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记载道，她一开始觉得做一个女人对自己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对自己的女性身份产生过厌恶，也没有人对她说过“你会这么想是因为你是个女人”。萨特建议波伏瓦要更深入地去思考：波伏瓦没有被当作男孩来养。因此，波伏瓦决定继续探究这个问题，然后她开始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个世界就是男性的世界。波伏瓦童年时曾受到很多谬论的影响，而那些谬论对男孩和女孩造成的影响完全不同。所以波伏瓦把写自传的想法放在了一边，一头扎进“女性气质的谬论”的研究中，常常在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在这部作品中，波伏瓦不想只是专注于自己作为女性的个人经历，而是想要讲述“女性”这个群体的境况。尽管《第二性》的很多篇章看起来都很像是在讲述波伏瓦自己的经历和她所生活的圈子，尽管波伏瓦在1941年的日记里就批判过哲学家们在看待中性和普适性问题上的做作表现，尽管波伏瓦在20世纪40年代的很多文章和小说谈及的都是个人问题，但是那时候的波伏瓦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哲学家们历来在探究“人类”和“人类的境况”，那么“女人”呢？有没有“女人的境况”这样的东西？

波伏瓦在回忆录里说，《第二性》的灵感来源于很多人认为是萨特启发了波伏瓦创作《第二性》的那段时光。玛格丽特·西蒙斯指出，如果你真的相信波伏瓦说她在那之前没有思考过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说法和波伏瓦的日记、信件、人生经历，以及她的小说作品都是不相符的。考虑到波伏瓦审慎的性格和深思熟虑的习惯，有一种观点认为，波伏瓦是故意在回忆录里编造、呈现那样的一个虚假故事。毕竟，波伏瓦在少女时代就已经立志要成为一个哲学先驱，她甚至为此和父母冷战。波伏瓦也早就意识到，想要成为一个哲人，就意味着要背离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角色。少女时代的波伏瓦曾因苦恼于该如何平衡自己的哲学理性和澎湃的情绪，而向自己的老师让娜·梅西耶求助。她的导师鼓励她把情绪看作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27年7月，波伏瓦写道，她想要“继续做一个女性”，但是“想要同时拥有男人的理性和女人的感性”。

十年之后，在战争年代，即将32岁的波伏瓦写道：“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成年女性了，我想要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的女性。”波伏瓦在给萨特的信中也说起她对于自己的“女性气质”很感兴趣：“我在哪些方面是个女性，又在哪些方面不是个女性，我对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有什么样的期待，我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定位我自己，这些仍然需要被定义。”

《时势的力量》中那段描写《第二性》的灵感来源的文字并非表示是萨特构想出了这本书。其实波伏瓦只是说她和萨特的对话打开了自己的眼界，当时的波伏瓦读过了莱里斯的作品，就这个课题做了笔记，在开始写作的同时也和萨特一起讨论。就像以往一样，萨特并非波伏瓦思想的来源，而是其思想上无法替代的伙伴，是谈话中的催化剂。波伏瓦后来创造的“境况”（situation）概念，成了《第二性》里的一个核心概念，也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哲学原创性。波伏瓦认为女性气质不是一种天性或者本质，而是“由整个文明和文化用几个特定的心理标签建构出来的境况”。

1946年夏，波伏瓦和萨特一起去瑞士和意大利旅行。在日内瓦，波伏瓦和当地的学生交谈，之后在洛桑市做了一场公开演讲。离开日内瓦之后，波伏瓦和萨特又继续前往夏特弗里堡、纳沙泰尔、巴塞尔。波伏瓦当时在为第三本小说《人都是要死的》收尾，而萨特在创作更多的剧本。

这次旅行之后，萨特和波伏瓦分开行动，他去找万达，波伏瓦去意大利东北部白云石山脉徒步。波伏瓦通过徒步来逃离都市生活，在大自然里休憩身心。10月，波伏瓦和萨特会合，然后一起去罗马安安静静地写作。

1946年12月，《人都是要死的》出版了。这部小说和波伏瓦其他的小说不一样，因为其中推动情节的不再是小说主人公的内在，而是变成了历史的发展。这本小说也没有波伏瓦的其他几部小说名气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其他小说中都会有一个看起来像是以萨特为原型的主人公，而这部小说里没有。和《他人的血》类似，叙述者福斯卡伯爵也是男性，故事也是在夜晚开始讲述的。但是不同于《他人的血》的主人公让·布洛马尔，福斯卡伯爵是长生不老的。福斯卡伯爵1279年出生于意大利，他经历了6个世纪，之后还会一直永生。福斯卡伯爵之所以选择永生，是因为他相信这能够让他为历史编排一些长久的变化。福斯卡伯爵想要通过成为世界主宰的方式，统领一切，消除饥荒和战争，从而让地球上的众生和平繁荣。

波伏瓦在欧洲历史的重要节点穿插着讲述福斯卡的故事：中世纪的意大利、16世纪的德国（路德宗教改革正盛，权威衰落，个人意识崛起）。然而，不管是在13世纪还是16世纪，福斯卡都不得不目睹战争的发生。福斯卡想要带领社会改革，想要去帮助最贫穷的人，但是在每个世纪，他都会遇到各种阻碍。对欧洲失去信心之后，福斯卡以为新世界也许不会被旧世界的传统所带来的野蛮玷污。但是抵达美洲之后，他看到的却是遭到破坏的印加人文明以及被剥削和奴役的南美洲原住民。人们还告诉他：非洲黑人和美洲野蛮人没有灵魂，因此，他们的死亡和苦难不该成为欧洲人实现淘金梦的阻碍。看到这些被合理化的罪恶，福斯卡开始怀疑善良和美德的意义。

福斯卡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了一个听众：雷吉娜，一个20世纪的自恋女性。雷吉娜相信通过得到一个永生不朽的男人的爱，她就能够获得不朽。雷吉娜认为被福斯卡爱就能使自己变得与众不同，但实际上福斯卡的长生不老只会使她成为他无穷多的情人中的一个而已。道德的真诚在福斯卡和雷吉娜身上都无迹可寻，反倒是另一个角色阿曼德，他满足于自己拥有的有限时间，因而他身上闪烁着道德的光芒。波伏瓦想要通过一种“想象的体验”而不是说教的方式，在《人都是要死的》中再现《皮洛士与息涅阿斯》里面的道德观。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进一步沿用了这种不朽的叙事者以及历史的结构：“男人一直把权力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里。”就像伊丽莎白·法雷泽所言，《人都是要死的》里面的女性角色“几乎都表明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大多女性历来处于边缘地位”。我们从中读到女性不得不依赖男性，读到包办婚姻，读到女性作为社会的消耗性零件被遗弃乃至死亡。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我们看到福斯卡的情人有想要资助科研的，也有想要建立大学的。但对于每个情人，福斯卡都会问同一个问题：爱意味着什么？

自20世纪40年代早期，波伏瓦就开始思考历史的问题。“二战”之后，波伏瓦认真地思考自己该站的立场：究竟是那些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的“虚无主义的先知派”，还是那些“沉浸在岁月静好里的假象派”。波伏瓦在政治上并不认同当代共产主义，在哲学上她也不赞同黑格尔，因此波伏瓦认为人类的未来并非统一而进步的。对于历史的发展，波伏瓦从来都不持乐观主义态度，她想要通过福斯卡的故事来表达：“愚蠢的战争、混乱的经济、无用的反抗、徒劳的屠杀、并未有任何改善的人类生活。此刻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是混乱的，停滞不前的。但正因为这个原因，我选择了它。”

《人都是要死的》问的不是“接下来要做什么”，而是“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