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的争夺战：推倒雕像或是遗忘过去？|二战|历史学家|密特朗|斯大林

作者= （加）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来源=《历史的运用与滥用》

译者=孙唯瀚

历史不仅是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同时也选择忘记哪些过去的事情。在政治竞选中，候选人之间往往会选择对方不会写在个人资料中的污点进行攻击。我们在个庭活中也是如此。我们在愤怒或震惊的时候就会说，“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这件事”，或是 “我从来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世界各地的社会中都有一些最困难和最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些战争源于人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 会选择哪些内容被忽略或淡化，哪些内容应该被包含在内。当人们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谈论“适当的“历史的必要性时，其真正的意思是，他们只会选择自己期待看到且喜欢的历史叙述。学校的教科书、大学的课程、电影、书籍、战争纪念馆、美术馆和博物馆，常常都会引起人们的争论，这些争论虽然表面上是在谈论历史问题，但实质上还是与人们时下关切的问题密不可分。

教育下一代并向他们灌输正确的观点和价值观，是大多数社会非常重视的事情。因为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接受了大量的外来移民，这使得教育问题变得更加重要。许多西方社会都被如下事实所震动：有证据表明，有些移民对他们居住国的社会价值观漠不关心，而少数人实际上还非常蔑视这些价值观，甚至还孳生出恐怖主义行径。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件，诸如饱受争议的导演提奥•梵高被谋杀，以及在多伦多发现的一项恐怖主义阴谋，都迫使荷兰人和加拿大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是否真的使新移民融入到他们的社会之中。同样令人担心的是，即使是已经融入当地社会的移民，他们也不够清楚地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或他们所体现的重要的价值观。因此，一直有人呼吁政府教授人们本民族的价值观（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法国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法国宗教宽容的文化与穆斯林移民对成为法国人与世俗化的担忧相冲突）。

历史往往被当作一系列道德故事，以增强群体的凝聚力。在我看来，或许还有更多防御性作用，历史会被用来解释一些重要的制度和概念是如何发展的，比如议会制度和民主概念。因此，历史教学中一直以来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如何通过历史来灌输和传递价值。危险的是，这本来是一个好的出发点，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无论是黑白分明的过于简单化的历史叙述，还是关于人类进步或某一群体胜利的那种一边倒的历史叙述，都有可能让真实的历史发生扭曲。这样的历史叙述让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变得平面化，失去了立体、鲜活的维度，也没有留下对过去进行多种解释的空间。

魁北克省的官方格言是“我永志不忘”，魁北克说法语的人的确铭记着过去，但经常是有选择的。魁北克学校所教授的历史总是强调，在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加拿大，讲法语的人依然是处于弱势的少数群体。历史课程还会介绍，这些讲法语的人在过去如何不断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魁北克分离主义运动的政治代表魁北克人党在20世纪90年代执政时，时任教育部长波利娜.马鲁瓦（现任该党领袖）曾承诺让高中生学习历史的时间增加一倍。但是强硬的分离主义者对此并不满意; 他们认为，历史课程包含太多世界史的内容，同时也过于关注魁北克省的英鞭用者和原住民少数族裔。

说英语的加拿大人则有其他方面的担忧，包括加拿大年轻人对过去的历史了解不够，不足以让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加拿大自治领学会每年都进行调查，对于结果，该学会不乐观地表示，加拿大人说不出来他们的总理是谁，也记不起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日期。1999年，一群慈善家成立历史基金会，在他们看来，这个基金会的使命是要填补加拿大人在本国历史学习上的空白。在澳大利亚，1996年至2007年担任总理的约翰.霍华德曾公开表示,他受够了那些对澳大利亚历史“带着黑臂纱的历史观”。这些言论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公众辩论。对霍华德的批评正好发生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困难时期,保守派阵营的约翰•霍华德认为，所谓"带着黑臂纱的历史观”，就是将澳大利亚历史视为“不过是充斥着帝国主义、剥削与种族歧视的屈辱史”。当时澳大利亚人正在考虑如何对待“被偷走的一代”的原住民儿童问题；这些儿童曾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庭，被送到白人家庭中。霍华德说，那些专业的历史学家是“自封的文化营养专家”，他们让澳大利亚人相信，澳大利亚的历史是一个充满种族歧视的悲剧故事，其中充斥着白人对原住民犯下的罪行。记者和其他评论家则诉诸澳大利亚文化中强烈的反智主义，并且兴致勃勃地攻击“道德黑手党”和“喋喋不休的阶级”。一位专栏作家说，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乐于看到原住民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和解，这样的前提就是原住民们愿意“停止再谈论过去的事情”。

在英国，人们一直都在争论学生的历史课应该学习什么。历史课的内容，究竟是应该像保守党人肯尼斯•贝克担任教育部长时所希望的那样，关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在过去几个世纪如何发展起来的”？还是应该关注那些被压迫和边缘化的人群？历史课讲授的历史观，究竟应该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呢？孩子们需要按照编年的顺序学习历史，还是只要学习一些诸如家庭、女性或科学技术之类专题史就可以了？2007 年夏天，负责检査英国学校的英国教育标准局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原因是它批评学校所教授的历史内容过于零散，学生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也不知道历史事件发生的顺序。实际上许多家长已经发现这一点，于是他们选择了一本讲述爱德华时代的历史书作为孩子们的补充读物，这本书也出人意料地成为畅销书。这本名为《我们岛的故事》的读物理所当然地认为，英国的历史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大英帝国是一个伟大国度，而且英国在历史上所做的事情总体上是正确的。这本书中充满了英国历史上的英雄故事，包括狮心王理查一世、沃尔特•雷利爵士、罗宾汉，当然还有亚瑟王；介绍了英国历史上的英雄和坏人们，例如一幅前拉斐尔派风格的插图描绘的是博阿迪西亚（即后来的布狄卡）骑马的场景，在这幅占据了两个页面的插图中，博阿迪西亚金色的头发在她身后飘动着；讲到了关于罗伯特-布鲁斯“蜘蛛结网”的故事，当时心事重重的他看到蜘蛛在风雨中织网，因而明白了要坚持不懈的道理；还提到了理查三世，说邪恶的理查三世当初获得王位后，曾准备杀死先王的两个遗孤。这本书并不是一部很好的历史著作，书中的内容完全没有涉及英国社会如今重视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等新话题；但这本书的内容非常有趣，可能会鼓励孩子们更多地去关心自己国家的过去。至于历史课到底应该教授什么内容，在很多国家，这个争论常常与如何让移民融入本国等被热议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曾担心，那些外来的移民没有被教授正确的英国历史。而撒切尔夫人本人心目中的英国历史，是一部“爱国者的历史”。最近，本应反对撒切尔夫人主张的历史叙述的英国工党领袖戈登•布朗表示，那些想成为英国公民的人，应该首先证明他们了解英国的历史和文化。

在美国，人们过去想当然地认为外来移民会被美国社会同化，而学校教育正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南北战争之所以能激发人们对美国历史的浓厚兴趣，或许是因为暴露出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脆弱。教科书展示的美国历史，是从早期定居点和开国元勋一直到现在的辉煌历史。美国有数以百计的爱国团体，它们都鼓励人们崇敬美国国旗，并举行游行和庆典来纪念美国历史上的伟大时刻。当美国人开始聚集在一起纪念美国建国的时候，感恩节也因此被赋予更加重大的意义。著名记者白修德记得，小时候自己和同学们一起——作为中欧犹太移民的孩子一策划并重现了当年美国清教徒先祖和当地印第安人之间第一次会面的情景。对他来说，这个活动也是成为美国人过程的一部分。后来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是在南北战争后才出现的，这也成为纪念美国历史上历次战争中阵亡士兵的日子。许多州的法律要求学校要以能够激发爱国主义的方式，来教授美国历史和公民常识。各个州会自己指派专门人员来审查教科书，以确保教科书上所传达的是正确的信息。老阿瑟.施莱辛格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位伟大的美国历史学家，他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当年曾受到芝加哥的爱尔兰裔政客们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他的书宣扬了对英国及其制度的赞美，是不健康、不爱国的。1927年，芝加哥市长公开烧毁了一本他写的所谓“有叛国嫌疑”的书。

由于历史与美国人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看法交织在一起，也与如何让外来移民融入这个民族密不可分，所以美国学校中的历史教科书和历史课程，屡屡引发公众的争论。1990年，老布什总统无意中引发了一项巨大的争议，当时他宣布联邦政府将与各州州长一起合作建立国家教育目标，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这项举措可以确保美国学生在世界上保持竞争力,因为教育在世界上变得越来越重要，此外，这项举措还可以让学生们在未来成为好公民。1993年克林顿执政后继续执行了这项政策。与英语、数学、科学和地理一样，历史也是这项政策中的一个核心学科。经过大量的讨论和磋商之后，国家历史标准委员会为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教学制定了一套指导方案，各州有权选择接受或不接受这套方案。尽管多元文化主义和非西方文明在这套方案中受到更大的重视，但负责制定方案的人相信，他们成功地以能够吸引学生的方式讲述了美国的故事。此外，他们还囊括了一些过去被忽视的历史主题，例如妇女或黑人的历史。

就在老布什的这项政策公布前不久，迪克•切尼的妻子、共和党人琳恩•切尼发动了一场“先发制人”的攻击，这是老布什在他第二个任期中很常用的说法。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她强烈反对老布什提出的新标准。她认为，这个新标准让美国的历史给人一种“无情又黑暗”的印象。在她看来，那些奉行政治正确原则的教授，对传统政治和编年的历史叙事充满仇恨，于是故意创作一套新的历史叙事，而在新的历史叙述中，三K党比丹尼尔•韦伯斯特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更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右翼电台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博也因为爱国主义的正义感而非常反对这一政策。他说，那些负责制定国家历史标准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是在处心积虑地向年轻人不断灌输“我们的国家天生邪恶“的信念。包括国会议员在内的其他人也紧随其后纷纷表示反对。两位改过自新的罪犯G.戈登•利迪和奥利弗•诺斯现在也成了电台节目主持人, 他们在节目中将新的标准称为“来自地狱的标准”。华盛顿州参议员斯莱德·戈登在国会谴责这些标准是对西方文明的恶毒。攻击。1995年秋，正准备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参议员鲍勃•多尔则更进一步，他表示，这些标准是叛国的，它们 “比外面的敌人更加糟糕”。

这些攻击并不是没有得到回应。实际上，整个美国都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场全国性的、影响深远的争论之中，而争论的主题就是历史究竟是什么，历史应该为谁所用。教师和专业历史学家很乐于看到历史学科重回学校核心课程的地位。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个新标准恰恰反映了一个新的、日益多元化的美国社会。但更多的人只是喜欢这个新标准所强调的内容和编年叙事。《洛杉矶时报》也对这个标准表示赞成：“希望大学毕业生真的都能满足这个新标准中对历史知识的要求。”最后，经过更多的讨论和修订之后，新的指导方案于1996年发布，其中最后一部分是新添加的，要求学生们自己去探究历史本身具有的争议。

公众对历史标准的争论以及更激烈的争夺，都不仅仅是围绕历史课程本身展开的。当年，美国还不确定自己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不清楚应该如何面对本国的社会和民众。而新保守主义者则担心美国可能会放弃其在国际上建立已久的霸权主义。在国内，保守的美国人发现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正在被抛弃，对他们来说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堕胎合法化。许多美国人担心，美国社会中是否还真的存在以美利坚民族为中心的身份认同，因为许多新移民似乎不再想被美国文化同化。例如，西班牙裔坚持使用自己的语言，甚至开办西班牙语学校。不少大学纷纷放弃传统西方文明课程，而关于美国历史的课程也越来越侧重于文化史和社会史。如果美国人不再对过去拥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么被广泛使用的美国政府格言“合众为一“所代表的美国梦还有意义吗？照此下去，这句格言的意思会不会变成与本意相反的“一拍而散”(Out of the one, many)呢？尽管人们对国家历史标准的不满已经平息了(实际上这些标准已经被广泛采用)，但人们心中的恐惧仍然存在。2004年，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一本令人陷入忧思的新书《我们是谁？》他在书中警告说，那些“解构主义的计划” 是以牺牲国家的历史为代价，才换来某些群体和地区历史地位的提高。他还警告称，“人类如果失去了这种国家性的历史记忆，将无法再形成一个民族国家”。

萨缪尔·亨廷顿

对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缺乏自信的国家来说，如何教授历史课程可能是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土耳其政府就对学校的课程设置有很大兴趣。那些主张对土耳其少数族裔的历史给予更多关注的历史学家，或者那些胆敢提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亚美尼亚种族曾面临灭绝的历史学家，都可能会发现自己惹上了大麻烦。俄罗斯总统普京个人对编写一套供学校教学的新版“爱国主义“历史教科书也很感兴趣。他专门向那些被他认可的作者发放补助（其中一位作者曾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教授，后来改行成为历史学家），而俄罗斯政府也赋予自己权力，可以决定学校究竟使用哪个版本的教科书。2007年 6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次教师会议上，普京盛赞了这些新教材。他说：“许多教科书是由那些为获得外国资助的人写的，他们是拿别人的钱为别人做事，就像是跟着别人花钱演奏波尔卡舞曲跳舞一样。你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为了避免与会老师忽略他强调的重点，普京还告诉他们，是时候摆脱这种“混乱“ 了，应该用更开放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去重新审视俄罗斯的过去。他说，新教科书应该正确看待斯大林及其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普京向在场的老师承认，俄罗斯过去的确有一些“有问题的历史”，但是要比其他国家少得多（看看美国在越南的表现就知道）。他承认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但这在那个时代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俄罗斯从敌人的手中拯救出来。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说法，那场由美国发起的冷战对俄罗斯人来说是一场伟大的斗争，在那场斗争中，“民主化对俄罗斯来说并不是一个选择”。

幸运的是，历史教学也可以让事情变得更好。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以来，学校作为全国真相与和解项目的一部分，一直在努力展现一段包括所有南非人在内的历史。在爱尔兰共和国，历史在过去也同样受到政治压力的限制。学校里教授的历史是高度简化的版本：爱尔兰曾遭受了8个世纪的压迫，直到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民族主义获得胜利。所有不符合这个历史叙述的事件都被忽略，例如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内战。今天，正如爱尔兰总统指出的，学校开始教授一个更全面、更完整的历史版本，此举旨在让学生们知道，看待过去的方式可能不止一种。

实际上，学校只是人们争夺历史解释权大战中的一个战场。在澳大利亚，约翰•霍华德和其他更保守的媒体也批评了新建的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理由是博物馆把澳大利亚的历史描述成了白人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却没有强调建设这个国家的伟大探险家和企业家。博物馆，特别是那些涉及历史的博物馆，在我们心中总占据着一个特别的位置。不过，这些博物馆的目的究竟是纪念过去还是教导历史？究竟是回答问题还是提出问题？在大多数国家中，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清楚。例如,有些国家有不少关于战争的博物馆，但它们更像杜莎夫人蜡像馆, 而不是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或大英博物馆。因为这些博物馆没有把有标识的文物藏品放在陈列柜中，而是复原了许多所谓的历史场景。博物馆和纪念馆之间的区别非常模糊。因此，关于究竟应该如何描绘和解释历史,人们经常会就此展开非常激烈的争论。

《历史的运用与滥用》

1994年，随着美国社会对国家历史标准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华盛顿史密森尼学会开始计划举办一场纪念二战结束的展览。展览中的一件展品是曾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B-29轰炸机一这架轰炸机名为“艾诺拉•盖”，源自该机机长母亲的名字一后来成为一场巨大争议的焦点。因为策展人一开始觉得，参观者看到这架飞机后，可能会反思当年使用这种最新、最具破坏力的武器是否在道义上存在问题。展览的部分展品是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废墟中找到的残留物品。尽管该博物馆在展览前，已经与包括退伍军人协会在内的特殊利益团体和历史学家进行磋商，但仍无法避免展览开幕后所引发的争议。

史密森尼学会策展人的初衷或许有些天真，他们原本试图用“艾诺拉.盖”号来引导公众考虑一系列问题，让人们反思现代战争的本质和核武器的作用。他们还希望借此告诉公众, 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决定在当年就是充满争议的，而且对此事的争议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中断过。但有些人对于展览持有强烈的反对态度，他们认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存在本就不是为了引发公众争议，而是为纪念美国空军的荣耀，并增强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新保守主义者则指责史密森尼学会和那些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借着暗示广岛原子弹问题存在道德争议，攻击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和美国社会本身。《华盛顿时报》发现一个吊诡的事情，这次展览的主策展人之前是一名教授，同时也是加拿大人。二战老兵们对展览中那些暗示战争并不完全正确的说法感到不满。展览的第一版说明文字中有两句话，尽管它们后来被策展人删除了，但却被人们反复提起，作为谴责史密森尼学会篡改历史的铁证。第一版说明文字曾写道，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美国当年那场与日本的战争“根本上与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争不同，因为这是一场复仇之战”（讽刺的是，一些批评史密森尼学会的人士认为，这次展览应该把日本在战争中的暴行都囊括进来，比如南京大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等事件）。更糟糕的是，从老兵及其支持者的角度来看，展览的说明文字似乎在暗示，对大多数本人来说，“这是一场捍卫他们独特文化不受西方帝国主义侵蚀的战争”。美国空军协会则控诉道，这场展览实际上是在宣称，战争中美国和日本在道义上是平等的。同样糟糕的是, 从协会的观点来看，这场展览是对美国空军价值的“尖锐的攻击”。

国会议员、报纸和右翼电台节目纷纷指责史密森尼学会玷污了美国的荣誉以及他们的战争英雄。乔治•威尔表示，史密森尼学会和国家历史标准同样受到“校园里奇怪的反美主义情绪“的影响。当时即将宣布参加竞选199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帕特，布坎南则认为，这次展览是“一场不眠不休的战役，旨在向美国年轻人灌输一种对美国过去的反感思想”。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南希·卡斯鲍姆则向参议院提出了一项决议，希望宣布这个展览的说明文字是无礼冒犯的，并且指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不再去质疑“那些为自由献出生命的人们的记忆”。当年美国大选在即，没有人会投票反对这的诉求。尽管史密森尼学会不断让步，反复修改展览的说明文字和展品，但对他们的攻击依旧不断增加。1995年1月，这场展览被取消了。四个月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馆长也宣布辞职。

加拿大刚刚出现了一场类似的争议，而且也是关于一个博物馆应该如何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2005年，渥太华新落成、的战争博物馆开放时，人们都在称赞这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博物馆里有内容丰富、精心策划的展览，展示了加拿大从历史记载中最早的战争到21世纪在阿富汗的军事活动。尽管如此, 这个博物馆在刚开放不久就遇上了麻烦，原因是博物馆里有关 1939年至1945年期间轰炸德国的部分展品。正如第三章提到的，一块名为“永远的争议“的展板，让二战老兵及其支持者大为光火。因为这块展板让人们开始反思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司令部（及其负责人亚瑟•哈里斯爵士）所实行的轰炸战略的有效性和道德性——英国空军的战略意图是对德国工业区和居民区进行大规模轰炸，以此来摧毁德国继续作战的能力。二战老兵们还对博物馆展出的照片感到不安,那些照片记录了英军轰炸之后的情景，德国人的尸体遍布在倒塌的建筑物之中。

这个话题几乎肯定会受到二战老兵们的抗议，因为当初有超过两万名加拿大空军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指挥下轰炸德国，其中有将近一万人都阵亡了。此外，这些老兵在十年前就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抗议。1992年，加拿大广播公司播放了一部关于加拿大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视纪录片。其中有一集名为《勇气与恐惧》(The Valour and the Horror),展现了尽管加拿大飞行员在战争中非常英勇，但是在他们无所顾忌的指挥官带领下，进行了一场在道德上站不住脚的轰炸行动。二战老兵们便组织请愿活动，并且写信反对这部纪录片和播放此片的加拿大广播公司。保守党议员在众议院提出了充满敌意的问题，而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的参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小组委员会则举行了一系列意味深远的听证会。1993年夏天之前，一群二战的空军老兵起诉了这部电视纪录片的制作人，要求巨额损害赔偿。这些老兵的律师说，这个问题只是“关于对与错、善与恶、白与黑、真理与谬误”。该诉讼后来上诉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最终判决这个诉讼因为违反了一般法律诉讼程序而无效。加拿大广播公司则向退伍军人们承诺此后不再重播这部纪录片。

由于退伍军人及其支持者当年在与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博弈中取得了令他们满意的胜利，他们这次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来抵制关于轰炸的展览。《军团》杂志(Legion Magazine) 刊登了一篇题为《一场与博物馆的战争At War with the Museum)的文章，文中称"战争博物馆对他们展览中出现的问题保持了麻木不仁，甚至是伤害他人的态度，许多空军老兵都觉得自己及战友当年的行为被这个展览谴责为不道德的，甚至是犯罪。而谴责这些老兵的机构隶属于加拿大政府，当年正是这个政府派遣他们去执行这些痛苦的任务”。批评展览的信件开始纷至沓来，指责博物馆将加拿大飞行员污蔑为战犯。又同过去一样，那些亲身参与历史事件的人站出来，表示他们比后来研究历史的人更加了解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渥太华官方十分忌惮那些老兵的势力和影响力，因此他们非常愿意在事态再次失控之前就作出妥协。为了平息那些批评，博物馆馆长请来了四位利益不相关的历史学家（我也是其中之一），对这次展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不幸的是，这四位历史学家之间产生了分歧。其中两个人试图维护他们的专业水平，承认当年的轰炸行动存在争议，但展览所展现出来的历史内容是“不平衡的”。其中一位问道，真的有必要让参观者去了解一场相当复杂的争论吗？这场争论是不是最好只由专家们参与呢？他总结道：“如果我们一定要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答案是否定的。” 另外两位历史学家则认为，博物馆应该是一个让人学习的地方，当争议出现的时候，他们应该将争议呈现出来。我对此则总结道：“历史书写不应该只让现在这一代人感到满意，而应该来提醒我们，所有关于人类的事情都是复杂的。”

参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小组委员会这次一改过去办事的拖延推诿，在2007年春季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其中二战老兵的表现尤为突出。听证会最终的报告建议战争博物馆釆取行动, 解决与二战老兵之间的争议。该报告表示，博物馆应该“考虑用其他方法，来呈现这些展品背后同样具有历史准确性的历史叙述，这些方法应该尽量消除空军老兵感受到的侮辱，并消除公众进一步误解这些展览的可能性”。这些建议背后的含义很快就让人明白了。战争博物馆馆长在情况尚不明朗的时候就宣布辞职。不久之后，博物馆又宣布将在咨询那些老兵之后，修改展览中的说明文字。加拿大退伍军人协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克里夫·査德顿在大获全胜之后，表现得很没有风度：“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来修改展览中的文字，因为很显然那些展板上的文字是错误的。”他承诺道，如果修改后的内容仍不能让他和其他退伍老兵满意，他们仍将继续抗议。

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加拿大也对一些国家公共假日存在争议。1982年加拿大的自治领日更名为加拿大国庆日，很多人对此表示反对。这个节日最初是为庆祝加拿大在大英帝国的管辖下成功建立自治政府。而其他人则认为，由于加拿大刚刚在法律上脱离与英国的联系，这个新名字标志着加拿大的完全独立。'在美国，哥伦布日近年来引发了更大的争议。这个节日最初旨在庆祝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10月发现（“发现“这个词现在也具有争议）新世界（这是人们争论的另一个在时任加拿大总理的皮埃尔•特鲁多的努力下，1982年4月17 日,英国国会通过加拿大法案，将加拿大宪法的修宪权由英国国会移交加拿大，至此加拿大完全脱离英国独立，但加拿大的国家元首依然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且加拿大依然有代替女王行使权力的加拿大总督,只不过在加拿大宪法中不称其为英国女王，而称加拿大女王。），但这个节日现在让美国的原住民们非常不悦，因为他们认为哥伦布的到来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而哥伦布本人则是一个凶残的暴徒。但意大利裔的美国人对这个节日持相反看法。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査韦斯深知抵制这个节日将为自己赢得公众关注，同时也会让美国感到恼怒，于是毫不犹豫地加入这个浪潮，并将这个节日在委内瑞拉改名为原住民抵抗日。庆祝哥伦布在加勒比海地区登陆五百周年的活动是一个尤为微妙的事件。在1992年这个纪念活动到来之际，300名美洲原住民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会面，讨论过去五百年来原住民们的抵抗活动。在美国，新教徒的国家基督教联合会试图通过将入侵、种族灭绝、奴隶制度、“生态灭绝”以及土地剥削等话题视为哥伦布留给美洲的真正遗产，以此为契机向原住民们作出补偿。由于里根政府对这场特殊战斗并不感冒，于是很快就将官方的纪念活动改成了周年纪念活动，而不是庆祝活动。但这并没有阻止保守派继续指责大学中和其他地方的自由主义者是如此憎恨美国，以至于他们甚至想要否认美国文明的欧洲根源。

过去的历史越复杂，对于它们的纪念就越困难。就像当年西德无法决定究竟如何庆祝腓特烈大帝逝世两百周年一人们应该纪念作为学者的腓特烈大帝还是作为士兵的他呢？腓特烈大帝究竟应该被视作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还是希特勒的前身？几乎每一位法国人都赞成在1989年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但是那场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应该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庆祝，还是应该为那场革命造成的暴力和恐惧而感到遗憾？当年负责纪念活动的委员会成员之间据说就此吵得不可开交，而他们与政府之间也有不小的分歧。最后，这场国家性的纪念活动是由专门的演出经理人操办的，他在巴黎举办了一场盛大而古怪的游行活动，名为“地球各种族庆典”。千奇百怪的人都参加了这场游行庆典，包括装扮时髦的鸡、非洲鼓、在人造雪中行进的俄罗斯士兵、拖着传统大鼓的中国学生，还有来自美国佛罗里达的军乐队。对于这个景象，法国的《新闻周刊》发文质疑说，代表法国的新口号是不是应该改成“自由、轻浮、讽刺”呢？

法国人不但难以对法国大革命的意义达成一致认识，事实上法国人对法国历史上的其他许多事情也是如此。例如人们应该如何看待拿破仑？他应该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还是像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最近控诉的那样，是一位种族主义的独裁者？法国应该像英国纪念特拉法加海战两百周年那样，庆祝诸如拿破仑奥斯特里茨大捷等历史事件吗？还是应该在沉默中度过这些历史事件的纪念日？法国的学校又该如何讲授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历史呢？多年来，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与法国殖民者和法国军队之间的激烈战争被法国官方轻描淡写地叙述为只是一些“历史事件”。直到2000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担任高级情报官员的保罗·奥塞雷斯将军公开为法国军队使用酷刑辩护时，过去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人普遍使用且被默许的虐待才开始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9 • 11”事件之后，他还曾建议使用自己曾经使用的酷刑方法对待基地组织）2005年, 法国政府通过一项法律，规定教科书应承认“法国对其海外殖民地，尤其是对北非地区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起初, 只有少数几位历史学家反对这种强行规定官方历史叙述的做法，但同年秋天北非裔青少年的骚乱震撼了整个法国社会时, 这件事登上了新闻头条，并在国民议会上引起轰动。

位于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

属于右翼傀儡政权的维希政府，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统治德国人占领下的法国领土。关于维希政府的历史也是如今法国政府难以处理的一个问题。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人都选择了一种聊以自慰的叙述方式来面对这段历史，但他们却忽视了维希政府曾在民众中受到的热烈支持，以及这个政权同时也与纳粹有着高度密切的合作。1944年, 当自由法国运动领袖夏尔.戴高乐将军胜利抵达巴黎时，他宣布维希政府是“一个令人失望且毫无建树的政权”，法国人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抵抗运动所代表的，才是真正的法国；那些少数曾在维希政府中就职的法国人应当受到惩罚，而真正的法国人将继续重建他们伟大的国家。这个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历史叙述，让法国人忘记了一些过去的事情，比如法国警察曾心甘情愿地围捕犹太人，并且把他们送到死亡集中营；当初参加抵抗运动的人实际上很少；1945年以后，许多与旧政权合作的官员仍被允许继续担任他们的职务。法国政府也没有尽力尝试逮捕和审判一些臭名昭著的战犯，比如“里昂屠夫”克劳斯•巴比。实际上，这些战犯中有的人得到了教会或高层政要的庇护。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从没有人对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陈述提出过质疑，这位1981年至1995年的法国总统声称, 在加入抵抗运动之前，他只在维希政府中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然而事实上，正如一位有胆识的记者发现的，密特朗在维希政府中工作的时间比他承认的要长得多，而且他还曾获得一枚维希政府的荣誉勋章。

法国逐渐接受一个真实的维希政府的过程非常痛苦。一开始，只有外国历史学家才会选择仔细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当电影导演马塞尔•奥菲尔斯拍摄出经典的纪录片《悲哀和怜悯)(The Sorrow and the Pity)时，法国电视台曾拒绝播放此片。因为这部纪录片展现了维希政权更真实的情况，打破了法国人过去对这段历史的想象。当这部纪录片在1971年被公开播出时，随即受到了法国国内右翼和左翼的攻击。左翼知识分子让-保罗•萨特认为片中的内容“不准确”。右翼媒体《世界报》(Le Monde)的保守派评论员则批评影片中接受采访的犹太人，认为这些犹太人批评维希政府的总统贝当元帅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而他认为正是贝当挽救了这些犹太人的生命。在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对维希政府的公共讨论的增加, 越来越多关于这段历史的电影和书籍出现了。但直到20世纪末，当密特朗和他那代法国政治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新任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才有机会承认，维希政权的确参与了纳粹的犹太人大屠杀。

在俄罗斯，政府从一种意识形态向另一种意识形态的转型就显得更加唐突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政府一直在努力利用历史为俄罗斯塑造一个新身份，但这些努力收效甚微。俄罗斯人常说：“如今，我们国家的历史对我们来说难以捉摸。”虽然俄罗斯的新政权不愿意再纪念1917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 但他们也不想因为取消这个为期两天的假期而失去人们的支持。鲍里斯•叶利钦执政的时候，他保留了这个节日，但将它重新命名为“和谐和解日”。然而俄罗斯公众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一变化一无所知。到了 2005年，普京将这个节日提前到了 11月4日，并将其改称为俄罗斯“民族团结日”。而改变这一日期的理由，是为了纪念俄国在1612年曾成功抵御了波兰的入侵。除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俄罗斯公众依然不清楚这个节日究竟在庆祝什么。

至少到目前为止，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对回顾斯大林时期的高压统治，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俄罗斯很少有官方博物馆或历史遗址来纪念古拉格或成千上万死于斯大林监狱中的人。同时，俄罗斯也很少有纪念馆来纪念像安德烈.萨哈罗夫这样反对苏联政权的人。

俄罗斯并不是唯一不愿回顾过去痛苦历史的国家。在越南战争结束后的十年间，美国都没有像以往战争结束之后那样, 建立一个正式的战争纪念碑来纪念死难将士。直到普通民众自己成立民间基金会后，美国政府感到过意不去，才在华盛顿的国家广场建立了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

古拉格纪念馆

在西班牙，直到1975年佛朗哥将军去世后，民主制度才逐渐落地生根。当时西班牙各政治力量之间达成一个对历史保持缄默的共识，那就是所谓的“遗忘协议”。这个协议的内容就是要忘记西班牙内战造成的创伤以及战后佛朗哥持续多年的高压统治。然而，近几十年来，作家、历史学家和电影导演们则开始探索这段关于战争的恐怖历史，西班牙政府也于2007 年11月颁布了《历史记忆法》。西班牙全国上下都在努力寻找当年西班牙内战中万人坑的位置，并确认被佛朗哥的军队开枪射杀的受害者尸骨。佛朗哥政权本身已被彻底否定，并将尽可能地从公众纪念活动中抹去。佛朗哥的雕像在西班牙各地消失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广场的也会重新命名。然而这项法案却不太可能让人们对西班牙的历史形成统一的看法。如果说这项法案真的为西班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展现了西班牙过去的分歧，同时又创造了新的分歧。“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呢？”曼努埃尔•弗拉加问道。弗拉加在佛朗哥执政时期担任过参议员和部长，也曾参与了西班牙的民主转型，他认为：“看看英国发生的事情，尽管克伦威尔砍下了国王的头颅, 但他的雕像仍然矗立在国会外面。你无法改变过去。”

西德和日本不仅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他们的胜利者逼着铭记历史，实事求是地说，他们也被本国的国民逼着直面曾经的失败。二战结束后不久，德国人就和其他欧洲人一样，全身心投入到生存和重建之中,因而几乎没有心思或精力去反思过去的历史。或许，也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的失败是如此彻底，纳粹的过往是如此不堪回首（以及德国人自己与希特勒的联系是如此深远）,德国人更愿意躲在遗忘和沉默中寻求庇护。在20世纪50年代，一般很少有德国人愿意谈论纳粹主义，或者与他人互相提及对方与纳粹政权过去的联系。除了安妮·弗兰克的《一位少女的日记》卖得很好之外，其他集中营幸存者写的许多回忆录和几篇讨论德国人罪行的文章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然而，人们无法永远对过去保持沉默，总是有作家和思想家准备向人们抛出一些尴尬的问题。在战后他们的国家先被占领继而被分割为二的情况下，德国人也无法完全避而不谈当年他们曾争先恐后追随希特勒的后果。此外，西德在时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提议下，向以色列支付了赔偿（然而当时仅有11%的德国人认为这个决定不错）。

位于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

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西德人才开始认真审视他们的过去。1961年，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这个审判揭露了当年纳粹屠杀犹太人时的那套精心设计的官僚制度。随后在西德也对其他纳粹战犯进行了审判，更年轻、更激进的一代德国人开始要求了解过去的真相。1979年，当美国电视剧《大屠杀》在德国电视上播出时，超过半数的德国成年观众观看了这部电视剧。今天，已经统一的德国代表的是一个可以正视历史的社会，而且德国在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处理历史问题。越来越多的集中营博物馆已经开放，而且参观也是学生课程的一部分。在柏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战争与暴政牺牲者纪念馆、二战中受损严重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和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都是国家层面的二战纪念建筑，同时德国各个城市、城镇都有自己的二战纪念碑和博物馆。

冷战期间，当西德人在努力面对他们那段纳粹的历史时, 东德人却在极力回避同样一段历史。东德政府设法撇清自己与纳粹的历史之间的任何联系，也拒绝为那段历史承担责任。在他们的叙述中，希特勒和纳粹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正是他们挑起了战争，杀害了数百万犹太人和其他欧洲人；与其相反，东德是一个进步主义国家，一直与苏联并肩反对法西斯主义。事实上，有相当多的东德人在长大后，以为他们的国家在二战中是站在苏联那边的。尽管东德政府也为纳粹当年的三个集中营修建了纪念馆，但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丝毫没有被提及。

奥地利对历史的遗忘似乎更令人震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成功地把自己描绘成纳粹首要的受害者。1945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纪念苏联阵亡士兵的仪式上, 即将成为奥地利总理的利奥波德•菲格尔哀叹说：“奥地利人民在希特勒的暴政下受苦受难了七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奥地利人都是用这样的说辞来聊以自慰。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快乐、温和的民族，从来没有想过与纳粹德国为伍；德奥合并是在希特勒逼迫下发生的；他们从来都没想过要打仗，如果他们的士兵真的参加了战争，那也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必须说清楚的是，奥地利的确在同盟国的手中遭受了巨大损失。然而，到底是谁摧毁了维也纳宏伟的歌剧院？事实上许多最狂热的纳粹分子，包括希特勒本人，都是奥地利人。1938年德奥合并的时候，狂热的奥地利群众曾在维也纳街头迎接德国国防军的到来；许多奥地利人曾配合德国纳粹迫害和屠杀犹太人。以上的种种历史事实都被掩盖了。奥地利有少数勇敢的自由主义者曾试图赞美当年有一小部分奥地利人抵抗过纳粹主义，并纪念当年对犹太人的迫害，但他们发现自己被孤立了，并被指控为共产主义者。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年轻一代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以及德国自己对过去纳粹历史的反思，二战中奥地利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才开始浮出水面。

日本经常被人们负面地拿来与西德作比较，尤其是中国人经常这样做。0本被控诉不承认在20世纪30年代曾侵略过中国，也不承认挑起太平洋战争的责任，更不承认在被侵略地区的野蛮行径，这些野蛮行径就包括从南京的强暴恶行到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反人道的人体医学实验。实际上，对日本的这些指控都有足够的事实证据支持。但是和奥地利一样，日本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里也把自己描绘成战争的受害者。日本利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一事，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其罪行的注意力。例如，日本迟迟不向那些被强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妇提供赔偿。历任日本首相几乎都会参拜供奉日本阵亡军人的靖国神社，而靖国神社中也供奉着许多二战的战犯。

长崎核爆纪念馆

另外，关于应该如何处理过去比较有争议的历史，公众一直在进行着长期的辩论。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有一些书籍和文章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其中许多是由目击者和亲历者撰写的。这些作品就能证明当年日本士兵的确犯下了许多暴行。与此同时，一些历史学家也开始撰写相关的文章，他们坚持要在作品中展现出战争的各个方面。虽然民族主义者对这些作品大加挞伐，但他们却没能阻止这些作品源源不断地问世。到了 20世纪70年代，日本一些学校的教科书中已经开始提到南京大屠杀，并写出了遇难者的人数。对许多日本人来说，这十年间官方历史叙述的改变，标志着日本已经开始从历史上的受害者向施暴者转变。20世纪80年代，当民族主义者试图淡化日本的侵略和战争中的暴行时，这些尝试引发了自由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并在日本国内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公开辩论。日本学者们开始扩展他们的研究范围，开始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和战争中人们较少关注的问题。199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日那天，东京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纪念游行活动，来自中国和德国的访问学者也参加了这场活动，游行队伍在一盏印有中文“纪念”字样的特制灯笼后面穿过东京。

尽管历史经常会制造冲突，但它有时候也会帮助人们实现和解。南非和智利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就是通过揭露过去的一切丑恶来推动本国社会继续前进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只沉湎于过去的痛苦或罪行之中，把其他的历史都一概排除在外。

这个过程旨在让人们接受那些已经发生的历史，并试图评估这些历史的意义。当约翰-霍华德试图在澳大利亚推广一门关于澳大利亚历史的课程时，悉尼一所女子高中的校长讲述了她是如何处理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事件的，那个历史事件是关于第一批白人移民来到澳大利亚的故事。这位校长表示：“我们和学生研究了所有与白人定居有关的历史概念，包括殖民主义、入侵和种族灭绝等。”诚实地考察过去，哪怕这个过程对某些人来说难以接受，这都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并在社会之间架起桥梁的唯一途径。

2006年，过去曾是宿敌的法国和德国联合发行了一本历史教科书，而且两国的学生都会使用这本教科书。虽然书中的内容只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那段历史,但他们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计划，打算编写1945年以前那段更难写的历史。在中东，伯利恒大学的巴勒斯坦籍教授萨米•阿德万一直在与以色列的心理学家丹•巴尔-昂合作，计划编写一套可以供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高中生共同使用的教科书。他们希望这部教科书中的态度可以比法国和德国编写的那部温和，只把巴以双方对历史的两种不同的看法对照地列出来，并列举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合作与和平的事例。他们期待这样的历史教科书有助于缓解巴以双方长久以来的诸多冲突，促进巴以双方的相互理解，因为从长远来看，这将具有更深远的意义。阿德万教授在接受釆访时说：“想要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孩子们了解

自己，就要必须让他们了解对方。只有在了解对方的历史叙述之后，他们才会知道自己过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对方，从而才能让他们对自己的历史叙述做出改变。”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巴以双方只有少数老师表示有兴趣使用这个版本的教科书。

一个国家公开承认过去的历史，也有助于弥合国家间的创伤。西德领导人首次访问波兰时，时任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1984年，密特朗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特意选在凡尔登会晤，共同筹谋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凡尔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法两国战斗持续时间最长、伤亡最惨重的战场。两国还在佩罗纳共同建立了一个战争博物馆，那里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索姆河战役中德国军队总部所在地。德法两国建立这座博物馆的目的，是希望向公众展示战争也是一种带有欧洲特性的历史现象，同时也希望借此来强调当今欧洲一体化的必要性。

伊丽莎白二世参加索姆河战役一百周年纪念仪式

当然，承认过去的历史是一剂猛药，有时也会致命。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曾提出了开放政策，允许人们公开讨论斯大林时期的历史，但这项政策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公然揭露古拉格集中营的真相和斯大林曾杀害的人数，大大打击了公众对整个苏联政治制度的信心。苏联曾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承认, 他们确实曾与希特勒密谋瓜分其他国家，而且苏联军队确实在 1939年杀害了投降的波兰士兵。苏联对于这些历史的承认也严重打击了它在东欧的影响力（如今，俄罗斯媒体不再承认这段历史，而是又开始宣扬过去那种对德国所犯错误的指控，认为所有的罪行都是纳粹犯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