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感情原本那么好……”
山田大辉先生（化名，34岁）住在埼玉县，现在是一名单身爸爸，同时抚养家中3个小孩，孩子们分别是9岁、6岁、4岁。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是因为他的妻子已经行踪不明，而原因，大辉先生感觉是妻子认为他工作时间太长了。
初中时代，他们同是学校排球社团的成员，考上大学后，大辉先生与倾慕已久的美香小姐重逢，数月后两人开始交往。那时，美香小姐第一次告诉大辉先生自己的经历，原来她的父母在她幼年时代便已去世，上初中前她都生活在儿童养护机构。她的母亲双耳失聪，死于交通意外。父亲患有酒精依赖症，身体不好，很快也随母亲而去。她有4个兄弟姐妹，大家与父母的亲戚们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美香小姐家庭背景稍显复杂，高中时代由养父母抚养。得知美香小姐的际遇后，大辉先生心中的念头越发坚定：“我一定要让她幸福。”
大学毕业后，大辉先生继续攻读研究生。美香小姐就职于自动贩卖机公司，做与销售相关的工作，不久转行去了喜欢的香熏理疗行业，试用期时怀孕了。还是研二生的大辉先生急忙找了工作，两人很快结婚。美香小姐认为香熏精油不利于养胎，便从公司辞职，去了工厂打工，临近产期才辞掉那份工作。孩子出生后，托儿所没有空额，美香小姐只好放弃工作，在家做全职主妇。
以怀孕为契机被迫放弃就业的情况，在东京都内十分显著。据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第4回全国家庭动向调查》中“V.生产及育儿与妻子的就业行动”显示，从女性在确定怀上头胎时的就业状态来看，产下头胎后的继续就业率，东京都区部(7)及政令市(8)从63.5%下降到28.8%，大都市周边地区从66.4%下降到24.9%，另一方面，非人口集中地区从73%下降到37.8%。从继续就业率看，周边地区比都市地区高。原因之一也许是，在较难确保人才的地区，反而对孕妇产妇更加重视。
在大辉先生家，由于妻子做了全职主妇，相应减少的收入便由他靠加班来弥补。虽然大辉先生所在的公司只是一家拥有15位员工的微小企业，但从不拖欠加班费。因此，不到35岁的他年收入达到500万日元，超过上班族409万日元的平均年薪（2011年，国税厅调查）。当然，代价便是回家时间很晚，陪伴家人的时间也减少了。
美香小姐生下第二胎、第三胎后，整个人渐渐发生变化。早晨变得嗜睡，无法正常送孩子们去幼儿园，有时无论怎么摇，她也不想起床。只要事情进展不如意，她就闹着要外出，自我否定的言行日益增多。在此期间，她沉迷于两天一夜、需花费15万日元的自我启发之旅，并在那些会员的劝诱下，开始经营网店，执意向妈妈朋友们推销商品。大辉先生察觉到这些后认为，“这样下去，妻子会失去所有朋友。要是不工作，情况只会更糟”。
为了帮美香小姐实现成为香熏理疗师的心愿，他决定搬到待机儿童较少的地区，这样能把孩子寄养在托儿所，美香小姐便可以继续工作。2010年4月，他们按计划将孩子送进托儿所，尽管新工作与香熏行业无关，但美香小姐得以在双休日去当地运动俱乐部打工了。可是，自我启发之旅已然变成美香小姐的心灵支柱。五一长假，她再次参加了自我启发之旅，由于工作三心二意，多次被俱乐部批评，更在7月被俱乐部辞退。
被辞退后不久，某天凌晨4点，大辉先生发现厨房亮着灯，他悄悄走去一看，发现美香小姐正精疲力竭地倚在料理台上用剪刀割腕。好在发现及时，只是自杀未遂。被救护车送去医院后，医生检查出她事先服下了盐酸。由于抢救及时，美香小姐暂无生命危险。大辉先生意识到，事态已经发展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便将妻子的问题告诉了朋友，请他们帮自己想办法。
妻子自杀未遂，大辉先生的想法却没有变：“我们是夫妻，日子总可以过下去的，我希望她过得幸福。”正在他这样想的时候，8月8日周六这天，美香小姐抛下家里的三个孩子，跟他说了一声“我去东京了”，就再也不曾回家。大辉先生发消息过去，她也只草草回复：“我没法再和你继续生活了。我已经与启发之旅上认识的男人发生了关系。”大辉先生坚持在信息里劝她回家，美香小姐又说：“我对孩子们说了很过分的话。”大致是些因为无法育儿，所以感觉苦恼的内容。到了星期一，她依然没有回家，从那天开始，大辉先生开始亲自接送孩子们去托儿所，成为一名准时下班的单身爸爸。去托儿所接孩子回家时，他聊起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几乎失控般泪流满面。
他回想起第三个孩子出生时，自己甚至有些不安，担心无法挣够足以养活一家五口的工资，于是为了增加收入，每天拼命加班。在大辉先生眼中，美香小姐并非是个不懂得照料孩子的母亲。3个孩子都很爱妈妈。在他的极力劝说下，美香小姐终于答应和他谈谈，约好盂兰盆节的3天假期会回家过。结果，待大辉先生前来接她时，她当着孩子们的面掉头离去。
大辉先生通过发信息与美香小姐保持联系。据说美香小姐与男人同居到9月，之后便住在地方的旅馆，似乎找到了工作。不久后，她再次和那个男人同居。幸运的是，孩子们很懂事，不再吵着想见妈妈，这是唯一令大辉先生感到欣慰的事。
第二学期开学后，上小学的长子早晨开始嗜睡，频繁向学校请假。临近运动会，他想请妈妈前去现场观看，甚至给妈妈写了邀请函。母亲离家时，老三才2岁零2个月，如今已经4岁零4个月了。看起来，大辉先生的单身爸爸生活还将持续很久，可他依然希望美香小姐能回到这个家来，希望和她重新开始。他在内心深处始终抱着这个期待，但他又不禁想到，“与其拖拖拉拉过着分居生活，不如离婚，让彼此走上属于自己的人生路”。现在，他正和妻子在家庭裁判所进行协议离婚。
大辉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家人增多后，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努力工作，但这个时代并不是拼命干活就有钱拿。男人的想法是，结了婚成了家，必须要有积蓄，于是加班成了家常便饭。也许自己也想抽时间多和家人聊聊天，但是加班回家后，妻子和孩子都睡了。我可能也是错误地以为，夫妻之间嘛，不用多说自然能够相互理解，而没能及时察觉妻子育儿的苦恼。”
大辉先生的公司考虑到他家的情况，给了他“缩短工作时间”的特殊待遇，但由于不再加班，他收入锐减，从此前的年收入500万日元变成只包含底薪和奖金的360万至380万日元。每月，他还要花4万日元偿还自己与妻子当年的有偿奖学金，除去房贷，手头只剩9万日元。
维持父子家庭的生计绝非易事。据厚生劳动省《全国母子家庭等调查》（2011年）显示，父子家庭目前达到2.3万户，即便年收入超过平均水平，达到455万日元，除去育儿补助后，年平均收入就只有360万日元了。母子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为291万日元，年平均工资收入为181万日元，与之相比，父子家庭的收入还是高很多的，然而与《国民生活基础调查》（2011年）所示的有子家庭年平均总收入658.1万日元相比，就不值一提了。
“一直在公司享受特殊待遇也不是办法，最主要的是，这样下去，完全无法为孩子们存将来的学费。”思及此，大辉先生烦恼不已。正在这时，他遇上一个不错的转行机会，职位是提供育儿支援服务的NPO法人的代理理事。对方许诺他年收入达到500万日元。这个可遇不可求的转机让他喜出望外，连声答应下来，很快敲定新工作。大辉先生用自己的实际经历告诉社会，维系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是多么重要。
【本文节选自《不让生育的社会》，作者：[日] 小林美希 ，欢迎关注，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禁止随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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