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海平

本文系《成为波伏瓦》一书的译后记

说起波伏瓦，大部分人可能只听说过她那句“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波伏瓦的人生，尤其是她与萨特的爱情故事，却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然而，与萨特的传奇爱情故事，只是波伏瓦漫漫人生中的一些片段，但它却时常成为人们解读她整个人生的唯一视角。人们已经着墨很多去解读波伏瓦的名句以及“‘成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而这本波伏瓦的全新传记《成为波伏瓦》探讨的则是波伏瓦如何成为她自己。

在中国，直到1992年波伏瓦回忆录的中译本才从英文版译出,戴锦华教授在她的文章《岁月留痕——西蒙娜·波伏瓦在中国》曾回忆，这精装版的四卷六册的《西蒙·波娃回忆录》,只发行了二千套,在人口基数如此之大的中国,这大约只相当于某种收藏版。而且，波伏瓦自己所写的传记只能让我们从她自己“加工”过的角度去了解她的一生。正如《成为波伏瓦》的作者凯特·柯克帕特里克所指出的：波伏瓦真实的生活其实和她之前在回忆录里呈现给公众的相去甚远。从最新发现的材料，也就是波伏瓦的日记和给情人克洛德·朗兹曼的信件里，我们才发现，波伏瓦在回忆录里模糊和隐去的不仅仅是她的情人们，还有她早期关于爱情的哲学思考，以及她的哲学创作对萨特的影响。

当然，这本新的波伏瓦传记，并不奢望让读者看到一个“真正”的波伏瓦，因为任何传记都不可能用上帝之眼去看待一个人的人生。作者柯克帕特里克在导论中强调，她写作这本书的出发点是想找到一条新的出路，既不割裂地看待波伏瓦的生活和作品，也不只聚焦她的私人生活。作为译者的我，非常赞同柯克帕特里的立场。

我第一次接触波伏瓦，是在大学图书馆里偶然借了一本《第二性》。但当时那个质量欠佳的中译本，并没有让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后来去香港念书，机缘巧合下读了英文版的The Second Sex，惊为天人，感叹竟然有人能如此精准且深刻地剖析女性的一切，从童年、身体、人生、婚姻、爱情、性爱、母亲、女同性恋、妓女、到老年等等。至今我都记得当时感受到的震动和共鸣，《第二性》中很多段落让我有如见到一束光，把我自己难以描述的生命体验和生存境况照得清清楚楚。

《成为波伏瓦》

进一步了解波伏瓦的生平和她的著作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所读到的《第二性》是从波伏瓦1949年出版的法语本翻译过来的，而这个英译本本身问题颇多。英译本的译者Howard Parshley是一位动物学家，他在翻译过程中改动甚多，还删减了波伏瓦大量的哲学分析。而这本有问题的英译本，直到2011年，都是所有中译本所依照的原文。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经历了从法语到英文，再从英文到中文两手翻译的《第二性》在中国没有引起很大反响的原因之一。

在硕士研究的三年里，我对比了波伏瓦的《第二性》从1972年到2013年的十几个中译本。这个研究过程当时带给我双重绝望，一是阅读波伏瓦和萨特等法国哲学家的存在主义著作，让我意识到自己穷尽一生也不可能企及这样的高度，甚至连理解他们的作品都需要很多努力。另一重绝望是对于翻译本身，我花费大量时间仔细对比各个译本之后，发现各有各的问题。粗浅的研究之后，我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世上没有完美的译本，只有带着各自立场的译者和译者所在的时代和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另一个结论是，如果译者的立场和观点和作者越贴近，越有利于在译文中“重现”作者的声音。

当然，我翻译这本《成为波伏瓦》是没法和译界前辈们相提并论的。首先，这本书是波伏瓦的传记，语言和哲学的难度显然不及波伏瓦本人的著作。其次，我虽然在念硕士时曾花了三年多研究《第二性》的中译本，但我深知自己不可能译出完美的作品。在翻译这本书的大半年里，我更是对这一点深有体会。每个词、每个句子其实都可以翻译成不同的样子，因此译者必须选择一个统一的价值判断和立场、以及遣词造句的风格。

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尽量去贴近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凯特· 柯克帕特里克的声音和立场，尽量重现出如果她本来就是要用中文来写这本传记，会写成什么样子。柯克帕特里克不厌其烦地爬梳了波伏瓦的评论、日记以及她晚年所接受的采访，从而让我们能够重新去认识这位鼓舞人心的女性主义者、哲学家和存在主义者的丰富人生。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尽量多使用成语以贴近中文，避免翻译腔。比如导论里的这句话：“I have tried to show the full spectrum of her humanity: her confidence and her doubt, her energy and her despair, her intellectual appetites and her bodily passions.”如果只是从字面翻译，出来的文字会是干巴巴的：“我试着展现她人性的完整光谱：她的自信和怀疑，她的能量和绝望，她的智识胃口和她的身体激情”。因此我把它“重写”成了：“我试着去展示一个完整的波伏瓦：她的踌躇满志与自我怀疑，她的意气风发和万念俱灰，她的求知若渴和恣情纵欲。”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的出发点只有一个，希望能给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

另外交代两点关于字词细节翻译方面的考虑。一是Beauvoir这个姓氏的翻译，目前市面上的相关出版物基本都以波伏娃为多，但是我更倾向于使用波伏瓦。原因有两点，一，这只是个姓氏，如果是一个男性作家姓Beauvoir，很大概率我们不会选择“娃”字。二，即便是名字里的字词，很多女性名被翻译成中文时都会被女性化加工，比如刻意选用草字头，心字旁，女字旁的字。因此为了避免在翻译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姓名时加入女性化偏见，我选择了波伏瓦而不是波伏娃。

另一个需要解释的是关于feminism和feminist在文中翻译不一致的问题。首先国内对于把这个词翻译成女性主义还是女权主义一直有争论。其次，波伏瓦在早期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是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的，直到1972年，在接受德国记者阿莉塞·施瓦策尔采访时，公开接受了“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并更多地参与到女权主义的行动中来。因此，我和编辑最终决定1972年之前波伏瓦提到的feminist/m译成“女性主义”，在那之后的部分译成“女权主义”，但文中出现的1972年之前的如果是非常明确的行动派的，则译为“女权主义”。

正如作者凯特· 柯克帕特里克所指出的，波伏瓦的很多成就是史无前例的，她的所作所为更是为后来的女性开辟了新的道路。在女性主义的圈子里，波伏瓦被奉为一个理想榜样,“她的存在象征着可能性，作为一个女性，能够不顾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一生，为了自己，不受成见和偏见约束”。然而，《第二性》的核心观点之一便是，没有一个女性能够“不受成见和偏见约束”地过她自己的一生。波伏瓦显然也没有做到，而这本传记正是讲述了波伏瓦是如何在成见和偏见里苦苦挣扎并勇敢反击的。

翻译这本书让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波伏瓦的生活，她日记里的心境袒露，信件里的情感流露，以及一个不同于以往波伏瓦自传里的她。同时，翻译这本传记也让我心中的波伏瓦“走”下神坛。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对波伏瓦不再崇拜，而是我在阅读这本传记的过程中发现，如此“不凡”的波伏瓦竟然也有如此“平凡”的喜爱、犹豫和痛苦，也有如此“平凡”的厌恶、不堪和悔恨。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女性主义图腾式的人物，那个拒绝婚姻的独立女性其实也有过青涩的恋爱经历，也有过普通人的挣扎和痛苦。

如果套用波伏瓦那句“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那么波伏瓦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让波伏瓦纵情一生并且不断反思自己人生的，正是她的哲学理念。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哲学和生活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生活中的每一步都是一个哲学的选择。”在这本传记里，我们能够看到的，正是波伏瓦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努力思考、不断挣扎，一步步做出每一个“哲学的选择”。

在《第二性》出版20年后，加拿大广播电台曾采访波伏瓦，波伏瓦说：“我认为从总体上看，今天的女性处境一点都不好，我甚至认为情况比我当初写《第二性》的时候还要糟糕，因为当我写《第二性》的时候，我抱着一个热切的希望，希望女性处境即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也是我曾说过的：我希望这本书有朝一日会过时。”很遗憾，直到今天，波伏瓦的著作还没有过时，她的人生也仍然是个传奇。因此，阅读波伏瓦的传记还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迪和改变的可能性。以下两段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几个段落之二，摘录在这里作为译后记的结尾。

在《第二性》最后，波伏瓦写了一章“独立的女性”：独立女性的自由是有代价的，但不是以爱为代价。在这一章里，波伏瓦指出，在一个把女性他者化的社会里，男性处在有利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获取的利益（从外部看就已经显而易见了），还因为男性内在的感受。从童年开始，男性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追求和享受自己的事业，从来不会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想追求的事业会和自己作为情人、丈夫以及父亲的幸福相冲突，他们的成功从来不会降低他们被爱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女性来说，为了女性气质，她就必须放弃“主体性”，即她不能拥有对自己生活的理想愿景，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追求自己想要成就的事业，因为这一切都被认为是“没有女性气质的”。这就把女性置于一个双输的境地：做自己就意味着变得不值得被爱，而如果想要获得爱就得放弃自我。萨特曾写道，作为人类，我们“注定要获得自由”。波伏瓦在此写道，作为女性，我们注定要感到分裂，注定得成为“分裂的主体”。

波伏瓦认为，在平等的爱情中，女性仍然可以渴望成为自己爱人的盟友，但是作为伴侣的两人应当追求对等、互惠和友谊，也就是说男性也应该对爱情抱有同样的理想：（在这种新式爱情中，）男人不再仅仅从伴侣那里寻求一种自恋式的满足，他应该在爱里发现一种跳出自我的方式，发现一种除了他的个人问题以外的世界。既然我们如此赞美慷慨和奉献，为什么不给男人一个参与慷慨奉献的机会呢？如果女人的自我奉献如此让人羡慕，为什么不给男人一个自我奉献的机会呢？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感谢好友牧孜的引荐，感谢编辑郭悦的辛勤工作，以及最要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的“慷慨奉献”让我能够在生完娃的头两年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成为”我想成为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