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打工女孩》，作者：[美] 张彤禾，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经出版社授权在网易新闻平台发布，欢迎关注，禁止随意转载。】
做一双运动鞋需要两百双手。一切从一个裁断工开始，这个人把一大张网眼料子裁成一片片弯曲的不规则图形，就像孩子玩的拼图。接着是缝纫工。她们把布片缝起来做成鞋面，然后在适当的位置装上塑料的徽标和鞋带眼。随后，鞋底工用红外线炉加热鞋底的部件，并且用胶水把它们黏合在一起。组装工——他们通常是男性，因为这活儿需要比较大的力气——把鞋面套在一个塑料模具上抻拉。他们把鞋面紧紧地捆住，在鞋底刷上胶水，然后把鞋面和鞋底粘在一起。一台机器给每只鞋子加上四十公斤的压力，黏合紧密。整理工拿掉鞋模具，检查每一只鞋有没有瑕疵，把鞋子成对儿放到纸盒里。鞋盒装进包装箱，每十盒一箱，然后在三天内运往世界各地。每只鞋的鞋舌上都有一个标签：中国制造。
如果你穿运动鞋，多半就穿过一双东莞裕元厂做的鞋子。这家台湾老板的工厂是耐克、阿迪达斯、锐步以及像彪马和爱世克斯等小一点牌子最大的运动鞋制造商，这些牌子多年前就不再自己生产鞋子，而是把制造生产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工厂。裕元的秘密是垂直整合：它控制生产过程的每一个步骤——从最初的设计到制作胶水，鞋底，模具，定型一直到裁断，缝纫，以及组装成品。世界上三分之一的鞋子是广东的工厂里制造的，而裕元是其中最大的一家。
裕元在东莞的工厂里有七万人。想象一下，就好比新墨西哥州圣达菲市所有的人口，都不足三十岁，都在做运动鞋。在这个大院的砖墙之内，工人在工厂宿舍睡觉，在工厂食堂吃饭，在工厂杂货店购物。裕元有一家幼儿园，专供员工的小孩上学，还有一家有一百五十名职工的医院；裕元有一家电影院和一个歌舞团，志愿组织活动，开英语学习班。裕元运营自己的电厂和消防队，有时候东莞市还会找裕元借用消防车的云梯来灭火，因为这是附近最高的一架云梯。裕元还灌装自己的瓶装水。当地人会告诉你，裕元自己种粮种菜，其实不是，但这个公司确曾一度与农民签约以保障厂里的食物供应。除非世界末日降临，否则什么也无法切断业内所谓“品牌运动鞋”向全世界源源不断的供货。
对于年轻的外来员工，裕元给予的是稳定。流水线的工作只是带来一份普普通通的工资——根据东莞最低薪资标准，一个月能拿六百块——但是这笔钱每个月都发，还能按时发。每天最多工作十一个小时，每周最多六十小时，星期天休息，在这个通宵加班也很寻常的行业里这真算得上罕见。裕元的工人十个人睡一间房，床是金属的上下铺，这也比一般情况要好一些。年轻女工通常付给中介一百块买一个在这里上班的机会；男工则要多付好几倍。裕元百分之八十的工人是女性，大部分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
在裕元打工的农民工可能永远不会去别的地方工作了。这些年，她可能辞职回家——看望生病的亲戚或是订婚，休息一段时间或是生个孩子——然后再回到裕元。一个工人可能会把兄弟姐妹，表哥表姐，又或是老乡介绍到厂里，而且厂里也鼓励这么做；例如，有一个大家庭，十口人都在厂里上班。员工的流动性很大——每个月百分之五的流动率，也就是说每年要替换掉超过一半的劳动力，但这一统计没有考虑到有些人虽然辞职，但最终还会回来上班。1991年周银芳加入裕元，她那时才十七岁。她在厂里遇到她现在的丈夫，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和老板谈判升了职，现在是主管，手下有一千五百个工人。“我想在这里干到退休，”她告诉我；她今年三十岁，但声音已经像老妪一样嘶哑。用工人们的话说，裕元所有管理层的声音，都嘶哑刺耳，这是长年累月在机器的轰鸣中扯着嗓子喊话的结果。
向上流动是可能的；生产需求如此巨大，裕元必须从内部提拔。几乎所有的管理层，从生产线的监管到整个工厂的头头脑脑，都是从流水线开始做起的农民工。一种复杂的等级制度统治着这个世界。管理层分为十三个等级，从培训生到总经理；他们通常以头衔相称，而不直呼名字。有一个食堂专属生产组的组长，而另外一个只给高一级的科长们开伙。孩子也是地位的象征：只有生产线的组长及以上级别的人，才能获准夫妻同住工厂并且带一个孩子。普通工人通常把孩子留在农村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
工厂的人际交往地域界限分明。同一个省来的工人粘在一起，说外人听不懂的方言。而那些外来务工人员大省来的工人，则依据他们来自哪个县而进一步划分。省份接近的安徽，河南，陕西和山东可以用各自的方言沟通；他们互称为“半个老乡”，这样能带来一些亲密感。公司并不反对这些地域偏见：食堂给工人提供湘菜，川菜和粤菜。招聘也会带有地域色彩，如果一个老板认为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上亿人拥有同样的人格特质，他就能封杀一整个省的人。河南人爱打架。安徽人勤劳但靠不住。
工人们不用迈出裕元门卫看管的大门，就在厂里过日子，许多人都是这样，他们说外面的世界混乱而危险。但是裕元大墙内的生活也可能动荡不安。小偷小摸猖獗，工人禁止在工作时间回宿舍，以此减少这类案件。车间里的口角也会带到宿舍，因为同一条生产线的工人被规定住在同一个屋里以确保效率。裕元厂里黑帮林立，一些帮派在发薪日抢工人的钱；另一些则专门偷窃鞋子的部件。黑帮团伙有他们自己的垂直整合。一伙人可能会把鞋带偷运到厂外，而另一伙则夹带鞋底出去。这些部件被组装成鞋子，然后分销到东莞的其他地方。在中国山寨货的世界里，这是一种独特的分类——正宗部件，非法组装。这些团伙往往根据省份划分而组成，大家最怕的是湖南帮。
三角恋和婚外恋很普遍，婚外孕和流产也一样。好几年前，一个姑娘因为感情受挫自杀；另一个女孩在宿舍的厕所里生下孩子，然后把婴儿扔进马桶。孩子死了，那个女孩则被送回了家。“我们有七万工人，像个城市，”裕元厂负责员工健康和安全的总管李路加说。“城市里有的问题，我们厂里都有。”
一到周末，生产线停工，裕元大院里的氛围就变了。那些平时走路带风面无表情的女孩们放慢节奏，变得懒洋洋的。她们和女友们手牵手散步，工牌挂在脖子上，或是拴在腰带的链子上。她们边走边用方言大声交谈；她们袒肩露背。她们穿吊带背心和牛仔裤，或是黑色洋装和高跟鞋；有时候几个朋友会穿得一模一样出门，向世界宣告她们彼此共同的忠诚。她们吃着卷筒冰淇淋，三三两两光脚坐在小片的草坪上，看杂志或者分享秘密。有时候一个姑娘独自坐在那里，对着空气发呆。
宿舍里没有隐私的空间。姑娘们在走廊里，镜子端在手里照着，梳理刚洗过的头发；有的姑娘穿着短裤和拖鞋，拉着水桶，拖宿舍的地板。楼上的人光着手臂靠在阳台栏杆上，查看一楼的动静，呼唤楼下几层的朋友。流行歌曲从磁带卡座里传出来，声音直冲清晨的迷雾。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空气里弥漫着晾晒衣服的味道；漂白粉，洗洁剂和潮湿味儿是裕元厂里永恒的气味。
2004年6月一个星期天的上午，J楼805室的几个姑娘躺在床上聊天。房间乱蓬蓬的好似睡衣派对的尾声，虽然已经十一点了，姑娘们还窝在睡衣里。
“你要是在外面认识个男孩，”一个姑娘说，“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也不了解他的家庭。”
“如果你在外面交男朋友，爸妈在家就没有面子。”“你跟一些人交了朋友，然后回家就失去联系。”“你回家的时候，发现别人知道你所有的事情。”
十个女孩住在J805，这个八楼的房间有二十个平米，里面摆了两排金属的上下铺。房间闻起来跟裕元其他地方一样，有湿衣服的气味。每个女孩有一格壁柜，放衣服、零食、化妆品和首饰；就像美国高中女生的储物柜一样，她们用电影明星的杂志图片装饰内壁。床底下是鞋子的墓地：高跟鞋，运动鞋，HelloKitty的拖鞋。长长的走廊上，一模一样的房间一个个排开，J805是其中之一，走廊两端各有一个洗手间和浴室。这幢楼里住了两千个工人。
在老家农村，现在正是一年中最忙的双抢季节，要忙着夏收和夏播。全球制鞋业的循环周期却在此时慢了下来。J805的姑娘们在裕元八厂工作，生产阿迪达斯和萨洛蒙的鞋子。现在她们每天只工作十个半小时，外加星期六的半天或整天。在东莞制造世界，这就是淡季了。一些姑娘计划回家度假，但是走不走得成，取决于她们制造的鞋子部件是什么。做鞋底的女孩可以离开，但裁断工和缝纫工则必须留下。
二十一岁的贾纪梅冲进房间，炫耀她刚才出去买到的东西：火车上吃的零食和给家里人买的卡式录音机。她是河南人，在鞋底部打工，刚获准了一个月的假期，准备回家。“这两个晚上我都睡不着，”她说。“一知道要回家，其他啥事都不会想了。”她圆脸，塌鼻梁，双眼分得很开，笑起来脸会显得柔和些。她坐在下铺，胸前搂着一只毛绒的玩具熊猫。
张倩倩是安徽来的姑娘，她从楼下七层到八楼玩，看贾纪梅为回家做准备。她身材结实，肩膀很宽，生硬的脸上没有笑容。她穿牛仔裤，戴一块运动手表，这让她更显强悍。她是个裁断工，所以得留下来。“我在家里无聊得要死，”倩倩说。“没有电视，没有录音机。家里别的人差不多都出去了，整天就我一个人。”
“我奶奶一大早就起床做早饭，”她接着说，“叫我吃饭，有时候我还睡着。我爸爸就说我，‘你懒在床上，连奶奶给你做的早饭都不吃。’在家里，总有人在说你。”
“你在家里呆不住，”李小燕同意倩倩的说法。她是来自湖南的室友，也是一个裁断工。这些姑娘和家里的关系很复杂。在外的时候，她们很累，觉得孤单，一直说要回家；而一回家，她们很快就厌倦了，又渴望再出来。如果一个姑娘决定要离开工厂，会激起周围所有人的震惊和不安。出来打工就意味着不断被最亲近的人抛弃。
倩倩是来来去去的老手。她三年前从家里出来，在裕元打工一年半，因为跟老板有矛盾而辞职，回家一段时间。再次回到东莞后，她进了一家小型电子厂，条件比裕元差很多。她再一次辞职回家，这次是为了庆祝奶奶的八十大寿。四个月前，她回到了裕元厂。“我转来转去，最后还是回到这个厂，”她说。
贾纪梅则没有那么肯定。“我可能会回裕元，但是我还说不准，”她说。一个星期后，她离厂回家，没有告诉室友们她会不会回来。
中国进入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期已经有二十五年，而人群的总体情况也在改变。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人们往往因为家里缺钱、或是需要盖房子，才会从农村出来走向陌生的未知。人们认为单身女性独自出门很危险，甚至有些丢人。这些早期的农民工常在农闲时分做一些季节性的零工。播种和收成的时候他们会回家帮忙。一旦赚够了钱，他们就回村里不再出来。
在新一代农民工成长时，大多人都认为，迁徙是一条追求更好生活的路。他们比上一辈更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出来，不是为了逃避贫困，而是想追求城市的机遇。迁移不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现在待在家里才丢脸。
这一代农民工和老家之间的联系不再那么紧密。她们回家的行程也不再取决于农忙农闲，甚至于像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相反，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来去间有自己的时间安排，换工作或请假，这些都同生产周期的需求有关。如今是厂忙厂闲来决定农民工的生活。
农民工的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都越来越像城里人。90年代推出的那些打工族杂志现在要么倒闭，要么为了寻找读者群伤脑筋。那些有关打工经历的歌曲在南方的工厂也不再耳闻；现在流水线上的工人和城里的青少年听一样的流行歌曲。如今，打工族随心所欲地在自己身上花钱——买衣服，做头发，挑手机——只有家里需要的时候才寄钱回去。新一代的打工族比上一辈更有野心，也更不容易满足。调查发现，90年代离家的打工族里只有百分之十二的人对他们的生活状态表示满意，而比他们早十年出来的，表示满意的人占到百分之二十七。这并不意味着新一代的农民工想回老家。但也反映出他们在和城里人进行比较，也许，更高的期待能带来更大的成功机会。也许，这意味着新一代人注定要对此失望。
结识裕元厂的这些姑娘很不容易。她们跟我约好时间见面，却不赴约。之后如果我找到她们，也不会解释或者道歉。我主动送她们手机，但没有人接受，或许是她们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她们可能今天对我友好，明天又变得冷淡，如果我跟宿舍里某一个姑娘说话，房里的其他人会避开我。一个姑娘让她的室友跟我撒谎，说她已经离厂了，因为这姑娘的朋友跟她说，我不可信。工厂允许我自由出入宿舍楼，但要赢得住在里面的人的信任才是难点。她们在鞋厂巨大的阴影下来去匆匆，像飞蛾一样飘忽不定，比我在这个城市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加难以捉摸。
女孩们彼此间保持警惕，相互之间常常不大友好。她们通常对一同工作、共居一室的人一无所知；我对她们的了解加深一些之后，她们会向我询问别人的消息。大多数姑娘都有一两个住得很远、或是在别家工厂的真心朋友。她们更愿意同这些远亲推心置腹，而不是身边的近邻。或许生活在这样一个遍布着陌生人的小团体里，她们需要这种自我保护：她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头天晚上还睡在旁边铺位的人，第二天就会消失不见。
对于任何打工者来说，改变处境都需要意志力。但是像裕元这么大的一个工厂，随大流的压力感却更强。所有的姑娘都在彼此面前宣称，她们不赞成在城里找男朋友，尽管许多女孩已经找了一个；她们贬斥继续教育，认为再去读书毫无用处，尽管有些人正在悄悄地上培训班以努力提高自己。裕元是个工作的好地方——在那里上班的人都这么说。但是如果你的想法稍有不同，它会吸走你所有想挣脱现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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