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楠

来源=《繁荣与贫困》

在众多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中，人口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然而与其他生产要素不同的是，人口对经济增长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正如一个西方古老谚语所言，“上帝给了每一个人一张口和一双手”（With every mouth God sends a pair of hands.—An Old Saying）。这一古谚恰当而形象地对人口这一特征进行了诠释。一方面，庞大的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具有规模效应，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从而提高知识存量，增加最终产出和社会财富。另一方面，面对有限的资源，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也会过度消耗资源，进而影响人类整体的经济福利水平，呈现人均产出下降、生存环境恶化等问题。从第一章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到一个基本事实：在众多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贫困往往伴随着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因此较高的总和生育率使这些国家长期陷入贫困之中，时常面对生存危机。那么当前世界人口情况如何？特别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以及人口结构又是怎样变化的？这些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正是本章试图回答的重要内容。

本章主要内容结构如下：首先，第一部分主要从宏观视角出发，对世界人口长期变化情况进行一个基本介绍，概括其特征并总结规律。其次，第二部分主要对人口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进行简要介绍，包括马尔萨斯陷阱、人口红利等。最后则是通过对一系列历史相关案例的介绍，对人口的决定因素进行考察。

从公元元年至 2016 年

要了解人口的相关特征就必须将人口信息分解来看。一般人口学家关注人口问题往往将人口划分为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三个方面。因此，我们对人口的分析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人口数量

在距今 200 多万年前，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食物得不到保障，人口规模在几亿人左右。但是在距今 1 万年前后，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使人们生存能力大大提高，告别了采集渔猎的生存方式。农业技术的发明，使人们不仅可以储存一定食物，而且开始驯化动物，使生存有了一定保证，人口数量也逐渐稳定和增加起来。然而，直到 18 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全球人口规模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即处于马尔萨斯陷阱状态之中。由于马尔萨斯陷阱的存在，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人口持续在一个稳定的位置，平均增长率约为 0.1%。但是进入工业革命之后，人口增长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口从1800年的不到 10 亿人，增加到目前的 74 亿人。1965 年世界人口已经是1900年世界人口的 2 倍。而从 1960 年至 2000 年，世界人口总量又翻了一番。

另外，从各大洲人口数量分布来看，也出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变化，各大洲人口增长与数量分布呈现出不平衡的趋势。如图 6.2 所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当前人口最多的地区，这些国家在 1950 年至 2010 年的人口增量都要大大高于这些地区在1950年时的初始人口水平。但是，在世界的另一些地区，例如在欧洲、美洲和大洋洲，这些地区的人口规模增加量有限，欧洲人口增加量小于 1950 年的初始水平，而美洲和大洋洲仅仅与1950年的初始人口数量相当。由此可见，自1950年至21世纪的60年时间里，大量的人口增长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此外，从人口增长来看，经济学家通常用人口增长率作为衡量人口变化的主要指标。这里人口增长率主要是指增加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由图 6.3 可见，在工业革命之前，从公元元年至 1700 年，全世界人口增长率不足 0.2%，但在工业革命之后，1820 年前后人口增长率达到了 0.5%。20 世纪初，人口增长达到了峰值，平均每年 2%。但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世界人口增长开始出现变化，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从平均每年的 2% 下降到 1.5%。因此，人口学家断言，世界人口正在经历一个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过程，人口增长将逐渐下降。这里人口转型主要是指人口由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状态，逐渐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为主要特征的人口增长状态转变。

另外，从人口增长率的地域分布来看，自 1950 年以来，非洲、拉丁美洲、亚洲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平均增速分别为 2.5%、 2% 和 1.75% 左右，而欧洲、美洲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较慢，平均人口增长速度低于 1%。此外，从人口增长率的动态变化来看，世界各主要地区除非洲外，1980—2015 年的人口增长率远远低于 1950—1980 年的人口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国家。

人口质量

人们对人口问题关注的第二方面是人口质量问题。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不仅需要关注人口数量的长期变化规律，而且也需要对人口质量的变化进行了解。人口质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口的健康程度，二是人口的教育程度。

1．健康程度

健康程度主要是指人口的健康水平，即免受营养不良、食物匮乏以及疾病的困扰。通常人们对人口的健康质量通过平均预期寿命进行度量。图 6.5 给出了从 1930 年至 2016 年全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中可见，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全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 1930 年的 39 岁逐渐上升到 2016 年的 72 岁。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平均预期寿命获得了显著的提升。此外，从不同经济体的平均预期寿命变化来看，尽管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差别较大，但总体均呈现逐渐上升的变化趋势，其中高收入国家平均预期寿命从 60 岁上升到 72 岁，中等收入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则从 49 岁上升到 66 岁，而低收入国家平均预期寿命也从 31 岁上升到近 60 岁。而且无论高收入 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均呈现收敛的特征。

除了平均预期寿命之外，经济学家用来衡量人口健康水平的另一个指标则是人的身高。人体高度受到营养的主要影响。随着人们摄取营养的不断增加，人的身高也逐渐增加。因此，经济学家一般也利用身高作为衡量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根据人类学相关理论，不同人种之间的身高本身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欧洲人种、高加索人种要比蒙古人种的身高要高。但是这些差异会随着营养摄入、饮食结构变化而发生改变。由图 6.7可见，在1810年前后，欧洲地区人均身高为 166 厘米左右，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平均身高得到普遍提高，截至1980年前后， 欧洲地区平均身高达到178厘米。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国家人口的身高也在发生变化，例如在拉丁美洲和东亚，19 世纪的平均身高为 164 厘米，随着时间变化，截至 1980 年也达到了 170 厘米左右。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东南亚和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身高仍然没有显著变化。

2．教育水平

人口质量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教育水平或者说人力资本的变化。在整个长期人口变化过程中，不仅人口数量呈现出人口转型的特征，而且除了人口健康水平逐渐提升外，人口受教育程度也在逐渐变化。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总体而言，虽然全世界人口增加数量较少，但是平均教育水平逐渐提升。在经济学中，经济学家通常使用识字率作为教育水平的代理变量进行考察。图 6.8 给出了1970年至 2016年全世界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的变化趋势。我们从中可以看到，1970年全球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仅为 69%，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识字率呈现显著上升的态势。到 2016 年，全球 15 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已经达到 87%。

《繁荣与贫困》

二是随着人口教育程度的提升，人口数量与质量呈现出相互替代 (Quantity and Quality Trade off) 的关系。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化国家的这一变化较为突出。很多家庭降低了自身总和生育率，但是会对已经出生的孩子增加教育方面的投资。因此，形成了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相互替代的现象。图 6.8 和图 6.9 恰恰是这一变化的较好反映。由图 6.9 可见，女性人均生育数从1960年的 5 个，下降到当前世界平均水平的 2.4 个。但是随着每个家庭总生育率的降低，全世界识字率水平却在显著上升，从1970年的 69% 上升到 2016 年的 87%。由此可见生育模式的显著变化。

人口结构

人口特征的第三个方面是人口结构。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结构的差异往往会决定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绩效差异。虽然人口结构的内容很多，但经济学家总体上对两方面的人口结构特别关注，即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及性别结构。

1．人口的年龄结构

人口的年龄结构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年龄组别人群的年龄分布情况。经济学家与人口学家通常采用人口分布金字塔图来展现人口年龄结构。

另外，根据不同地区情况，人口金字塔一般呈现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增长型，主要特征是塔顶尖、塔底宽；第二种是稳定型，主要特征是塔顶与塔底宽度一样；第三种是缩减型，主要特征是塔顶宽，塔底窄。增长型意味着，人口会持续增加，而且会呈现较长时期的人口红利，即有大量年轻劳动力存在；稳定型是不同年龄段人口基本一致；缩减型为老年人口较多，而年轻人口较少，这意味着可能存在较长时期的老龄化问题。

2.人口的性别结构

在人口结构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是性别结构。性别结构是指人口中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比例。性别平衡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 1960 年以来，全球性别比例中女性占人口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状态，从基本平衡的50%下降到近 49.5%，男女性别比例接近 1∶1.02。从世界各国情况来看，世界女性比重较少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南亚、北非、中东等地区。这些地区女性比例小于 44.6%，即 1∶1.24。主要是经济贫困和文化传统的因素最终导致性别选择的结果。因此，199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了一个“消失女性”(Missing Women) 的故事。阿玛蒂亚·森认为，在南亚和北非地区，妇女社会地位与男子相比较低，所以得到的卫生保健、食品和社会服务也要比男性少，从而女性的死亡率偏高，导致这些地区女性与男性性别比率偏低。由于当前世界女性不平等问题依然突出，因此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实现性别平等作为重要目标之一来加以保障。

人口与经济发展：相关基本理论

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人口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与人力资本，同时也是经济资源消耗的重要力量。关于人口与经济发 展之间关系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理论。

人口悖论：马尔萨斯与波西亚普

自从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原理》这本经典著作问世以来，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便成为人们思考的重要问题。就1820年以前的世界经济发展经验，马尔萨斯学派（the Malthusian School） 认为，人类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短期收入增加不可避免地被人口增长所抵消，使人们生活水平降到仅能维持生存的状态。所以，人口规模越大，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越缓慢，无法摆脱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因此，马 尔萨斯提出了应该采取人口控制手段，对人口规模加以干预。

然而另一些学者，如著名历史学家波西亚普（Boserup E.） 则认为，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人口规模越大，越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此外，较大的人口规模也可以增加人力资本的存量，科学技术进步的概率也比人口小的国家有更多的机会。

那么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究竟如何呢？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恰好提供了一个识别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矛盾关系的自然实验机会。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就着手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计划生育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对人口的控制：一是未婚青年施行晚婚；二是已婚妇女采用科学避孕的方法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但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并非没有例外，在有些情况允许生育“二胎”。例如，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且只生育一个子女；夫妻双方均为少数民族，且只生育一个子女；夫妻双方均为归国华侨，或者来本省定居不满 6 年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居民，只有一个子女在内地定居；再婚夫妻，再婚前生育子女合计不超过两个的，但不适用于复婚夫妻；第一个子女为残疾儿童，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夫妻一方为一级至六级的残疾军人，一级至五级因公（工）致残人员，且只生育一个子女；矿工井下作业连续 5 年以上，并继续从事井下工作，且只生育一个女孩；农村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且只生育一个子女；男方到女方家落户且女方没有兄弟的农村夫妻，且只生育一个子女；农村夫妻只生育一个女孩；大山区的乡，女方在农村，且只生育一个女孩。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两位学者，张俊森与李宏彬，正是通过少数民族与汉族进行二胎生育的政策差异，利用不同省份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作为人口出生率的工具变量，采用带有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矩估计方法识别出生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因果关系。两位学者首先利用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人口的比重作为出生率的工具变量，对滞后 1 期的人口出生率进行第一阶段的回归分析。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大部分的汉族人口，而对少数民族人口影响较弱，因此如果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越高，那么当地人口的出生率也相应越高；反之，如果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越小，当地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较强，出生率也会相应较低。第一阶段的分析结果与假说基本一致，少数民族人口越高的地区对出生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影响，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比重越高，出生率也相对较高。接下来，两位作者又给出了使用两个不同的系统性和差分性最小距估计（GMM）模型的第二阶段估计结果，实证结果最终表明出生率每增加 1 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 2个百分点左右。通过自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中国政府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所提供的自然实验证据，我们可以看到，人口出生率的增加的确会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尽管马尔萨斯的观点是对 19 世纪之前世界经济增长情况的总结，但直到今天依然可能是有效的。

人口红利与老龄化

除了人口规模与出生率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外，人口年龄结构也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在人口年龄结构中，较为重要的是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人口红利主要是指劳动力人口相对于被扶养人口更加充裕。而人口老龄化则与人口红利相反，即劳动力人口小于被扶养人口。在经济学中，人口红利的指标通常是劳动人口比，或者劳动人口比的倒数。其中，劳动人口主要是指大于15 岁低于65岁的人口，被扶养人口则是指 16 岁以下和 65 岁以上的人口。劳动人口比即劳动人口与被扶养人口之间的比例。因此，这个比例越高，人口红利越多。反之人口红利越小。而人口老龄化的指标是指 65 岁以上被扶养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或其倒数，该比例越高，人口老龄化问题越严重；反之老龄化问题越小。从中可见，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

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扶养负担与经济增长

当存在人口红利时，扶养负担相对较轻，这使更多的收入变为投资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而不是消费。一般而言，未成年人较多，家庭消费支出较多，储蓄下降，投资减少，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另外，当老年人增加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效果。因为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收入得不到保障，所以成为消费的主体。一个国家拥有更多的老年人，将会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消费而非投资，从而阻碍资本的形成，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2．劳动力供给

存在人口红利的国家，劳动力供给比较充沛。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使劳动力用工成本降低，在对外经济中，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有助于增加出口的优势。在改革开放 40 年中，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正是得益于此。一方面，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劳动力人口持续上升，劳动力总量迅速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农村移民人口流动，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东部沿海城市，由此导致中国沿海地区出口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3．人力资本与创造性

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人口红利，特别是青年群体庞大，将意味着在人力资本存量上具有显著的优势，如果在教育可以跟进的前提下，将会有更多的创造和发明。因此，具有人口红利的国家具备持续的人力资本供给和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4．储蓄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莫里迪亚尼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人们一般在青年时期增加储蓄，以防年老收入减少时生活受到影响。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年轻人口群体占比较高，那么居民的储蓄率较高，储蓄的增加会导致投资的不断增加，经济增长也会较为迅速。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老龄化状态，那么储蓄将会变得很低，消费较高，投资萎缩，经济增长也会受到持续影响。

性别比例与储蓄

性别比例是人口结构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性别比例失衡也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大学的魏尚进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张晓波两位学者在其 2011 年的一份研究中，对性别比例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考察。

在过去的 40 年，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在平均 9% 以上。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这与中国较高的储蓄率密不可分。1990 年，中国储蓄率占收入比重仅有16%，而到了2007年中国居民储蓄率达到了30%。那么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样高的储蓄率呢？两位学者认为，如此高的储蓄率实际上可能与中 国失衡的性别比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1980 年以来，储蓄率与中国性别比例一直呈现同步增长的态势。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由于中国固有的传统观念，男孩与女孩相比往往受到更多的偏爱，因此部分家庭通过医疗技术干预导致更多男孩出生，这对中国的性别比例产生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男女性别比例持续上升，呈现出男多女少的现象。而男多女少的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婚恋市场男性婚配竞争更加激烈，女性变得更加具有竞争力。男性如果想在婚恋市场上获得优势，就必须具备一定物质条件，例如买房、买车。而买房买车增加了拥有男孩的家庭的储蓄倾向。

作者给出了他们利用中国家庭收入（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2002）得到的调查数据家庭结构储蓄动机的结果。从一个核心家庭三口之家来看，与子女相关的储蓄占有较大比例，超过了 80% 以上。拥有男孩的家庭要比拥有女孩的家庭在储蓄上多出 5.8%。此外，从储蓄动机的具体内容方面来看，教育与婚姻是主要储蓄的原因。而且在婚姻动机上面，拥有男孩的家庭要比拥有女孩的家庭多 11.5%。此外，拥有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基本上与三口之家情况一致。由此可见，子女婚姻是父母储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而且拥有男孩的家庭要比拥有女孩的家庭有更多的储蓄倾向。

在后续的实证研究中，作者发现，无论在 7—21 岁哪一个年龄组群，男女性别比例越高，储蓄率越会得到增加，而且这一实证结果具有相当强的稳健性。从这一研究可见，性别比例作为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失衡在某些情况下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这也成为理解某些存在“消失女性”国家或地区具有高储蓄率和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视角。

人口规模的决定因素

死亡率与生育率

人口变化与生育率和死亡率密不可分，人口增长是人口死亡率与出生率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人口死亡率大于出生率，人口数量减少；当人口出生率大于死亡率，人口数量增加。

1．死亡率变迁

死亡率是指每 1000 人中死亡人数的比例。而死亡率变迁是指在近 200 年里，死亡率呈现出逐渐递减的特征。这一变化已经成为人口转型的重要特征之一。死亡率变迁的一个重要表现 就是人均预期寿命的持续上升。

（1）发达国家死亡率变迁。18 世纪中叶之前，发达国家人均寿命没有任何提高。但是，1800 年之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获得显著提高。平均预期寿命从 18 世纪中叶的 38 岁上升到2000年前后的 75 岁。此外，我们还发现，发达国家死亡率变迁所经历的时间大约为 200 年，时间持续较长。

（2）发展中国家死亡率变迁。在20世纪中叶之前，平均人均寿命没有任何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大约 30 岁。然而，在 20 世纪中叶之后，发展中国家平均预期寿命获得显著提高，从世纪初的 30 岁左右，上升到世纪末的 60 岁。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 1 倍。

此外，我们还发现这一变化是随着发展中国家收入不断提高而实现的，而且发展中国家发生死亡率变迁时所花费的时间要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所花费的时间，至少要少 100 年左右。根据法国与印度平均预期寿命变化的差异。平均预期寿命均达到 56 岁，我们发现印度发生在 1980 年，而法国则发生在 1930 年，印度比法国整整晚了 50 年。但同时可以看到，当印度实现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56 岁时，人均 GDP 为 1239 美元， 而法国实现该水平时，人均 GDP 为 4998 美元，是印度的 4 倍左右。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实现死亡率变迁所花费的成本比发达国家要低。

为什么会出现死亡率转换呢？这里主要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特别体现在食物数量和质量的改善。工业革命以前，人们长期营养不良，增加了死亡的概率。工业革命之后，收入不断增加，不仅营养得到改善，而且住房环境的改善也使人们的卫生习惯得以改变，勤换衣服勤洗澡，最终减少患病的概率。二是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人们可以获得干净的食物与生活环境。三是医疗水平的进步，包括保险制度的建立、医疗技术的提高等。特别是医疗知识的储备与医疗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可以对更多的疾病提供治疗方案，由此增加了患病者康复的概率，降低死亡率。

2．生育率变迁

生育率是指到一定年龄的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但对于国家而言，一般采用总和生育率作为生育率的度量指标。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主要是指一个育龄妇女生育孩子的平均数。根据美国 1860 年至 2010 年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况。从中可见，在最近的 140 年里，美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从 20 世纪中叶平均 5 个孩子，一直下降到 21 世纪初的 2 个孩子左右。而且我们还发现，全世界的总和生育率变化基本与美国相同，均呈现显著下降的特征。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特征有所不同。首先，发达国 家总和生育率下降较早，20 世纪 30 年代发达国家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 2 人左右。而发展中国家变化则较晚，从 20 世纪 60 年代总和生育率才开始下降，直至 21 世纪初下降到 2 人左右。此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总和生育率发生变化的时间也存在差异。发达国家，如美国，总和生育率从 5 人降到 2 人大致经历了 63 年；而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用了 15 年。

生育决策

1．生育决策的基本模型

生育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在《家庭经济分析》 中利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对家庭的生育决策行为进行分析。

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从收益的角度，父母养育子女有两种功效。一是将孩子看成耐用消费品，给父母带来快乐；二是将孩子看作投资品，将来可以养儿防老。从成本角度来看，生育孩子需要父母投入时间和金钱。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决定是否生育，生多少个孩子，可以利用标准的成本收益分析来进行分析。由于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孩子所能带来的效用是下降的。与此同时，孩子的边际成本也在不断地递减。因此，当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时，最佳生育孩子的数量得以确定，即两条曲线相交时的数据。

什么因素会导致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移动呢？贝克尔认为，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曲线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影响：一是父母的收入水平。当父母收入水平高时，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也高。父母收入的增加可能使其更愿意消费其他消费品，最终导致生育意愿下降。二是社会的总收入水平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力资本的回报。当社会总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增加时，社会更加倾向于采用人力资本较为密集的技术，由此导致人力资本回报的提高。家庭的一个理性选择则是少生孩子，但要提高孩子的教育投资，即数量与质量的替代权衡。三是父母的教育水平。较高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妇女生育孩子的成本，同时降低了生孩子所带来的收益。由此可见，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父母会对生育子女数量进行权衡。四是母亲的劳动参与。如果母亲不参与劳动力市场，可以提高养育孩子的边际效用。与此同时，不参与劳动力市场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也较低，此时选择多生育子女是较好的选择。但是，如果女性一旦参与劳动力市场，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得以增加，子女的边际效用降低，从而导致较低的生育。五是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前提下，人们处于老年化状态时，收入来源可以得到保障，养儿防老的意图减弱，生育孩子的边际回报会下降。六是一些社会习俗可能影响生育行为。例如在亚洲文化圈一些地区有传宗接代的文化传统，这有可能导致生育率偏高。又如，基督教中的哈特派 （Hutterites）强调生育，初婚年龄早，而且夫妻从不采取节育措施，从而导致高出生率。

2.生育选择的实证证据

（1）人力资本与生育率。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薛华 (Carol H. Shiue) 在《经济增长》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前工业社会人力资本与宗族生育”（Human Capital and Fertility in Chinese Clans before Modern Growth）的文章，这是体现社会总收入和人力资本总体上升对生育行为产生影响的一个典型代表。作者主要通过对中国明清时期安徽桐城族谱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 13 世纪至 19 世纪时期，中国人口生育也出现了类似西方工业革命后期人口数量与质量相互替代的人口转换现象。社会身份越高即收入越高的家庭，家庭规模越大，但是不同阶层的家庭也有所差别，随着家庭社会层级逐渐上升，家庭规模呈现逐渐缩小的特征。由此可见，社会地位或者说收入与生育家庭规模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17世纪中国的科举考试提高了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可以看出家庭规模越大，教育水平越低，而在家庭规模较小的家庭，则有更强的意愿让儿子参加科举考试。这一结果在较低社会等级的家庭中并不明显，但是在较高社会层级的家庭中，质量与数量之间的替代关系较为清晰。尽管中国处于近代化欧洲之外的前工业化社会，但是生育行为已经存在质量与数量之间的替代关系。

（2）分家制度与生育选择。关于如何有效控制人口，马尔萨斯在《人口学原理》这本经典著作中分别提出西方世界的“抑制性”生育模式与非西方世界的“现实性”生育模式。这两种生育模式的区分作为马尔萨斯理论遗产，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是否也存在“抑制性”生育 模式一直是历史人口学家广泛争论的问题。

自 18 世纪以来，中国人口从 1700 年初的 1.6 亿人迅速增加到 1800 年的 3.5 亿人，到 1950 年又增加到近 6 亿人，而在这一过程中，诸如太平天国战争、“丁戊”奇荒等天灾人祸的发生对人口进行“现实性”抑制，造成大量人口死亡。这些不争的事实似乎证实了马尔萨斯有关“现实性”生育模式的结论。然而， 这一观点受到许多利用微观人口数据进行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学者的质疑。其中，李中清、王丰等学者利用清皇室玉牒、辽宁省道义屯旗人户口册以及刘翠溶、彭希哲、侯杨方等学者利用族谱数据重新讨论了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变化，他们发现，来自家庭内部的抑制作用要远远大于外部的抑制作用，而且并未发现有显著的人口增长。特别是李中清与王丰在其著作《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中认为，在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支配下，中国家庭通过溺婴等其他避孕手段成功地降低了婚内生育率，从而在 18 世纪实现了人口转型。以上这些似乎形成了对传统马尔萨斯有关中国人口生育模式假说的一种挑战。

为何会出现近代中国家庭人口规模下降，从而对现有马尔萨斯人口生育模式假说形成挑战呢？现有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家庭内部生育控制的结果。例如，李中清与王丰的研究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不仅存在避孕和人工流产等这些人为控制生育的事实，也存在大量溺婴（特别是女婴）的证据。特别是溺女婴的行为也会通过改变社会年龄性别结构，对长期生育结果产生影响。二是宗族组织对家庭规模的影响。清代以来之所以有较低的人口生育率，宗族制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宗族的家长不仅对所有家庭成员拥有绝对的权威，而且可以决定家族成员的婚姻、生育甚至死亡。尽管以上两方面可以为近代中国出现较低生育率提供解释，但这未必是全部。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与生育行为、财产分割有密切关联的分家制度是否也会对生育行为本身产生影响呢？近期我们研究团队从中国传统社会财产继承制度出发，讨论了以“诸子均分”原则作为财产继承制度安排对家庭内部生育行为差异的影响。

从财产继承制度来说，东西方世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财产继承方式。16—19 世纪的欧洲（主要是英国）将长子继承家庭财产作为主要的财产继承制度，即长子继承制；而在东方，特别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则以诸子均分作为财产继承制度，即在父亲死后，家庭财产在所有儿子中平均分配。这种类似外生财富冲击的人为分家行为，可能对处于不同生育周期的儿子的生育行为产生不同的激励作用。对于分家前处于婚育周期的儿子来说，由于没有分家，大家庭的财富共同使用，家庭财富产权不清，容易产生经济学上所谓“搭便车”的行为。此时，生育行为受财富约束较少，因为养育子女的成本可以由大家庭负担，所以较低，进而有多生育的倾向。而对于那些分家前未进入婚育年龄的儿子来说，分家不仅使大家庭的财富产权明晰，而且使其初始经济条件被改变，严格的经济约束对其生育行为产生负向影响，抑制生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截至目前，仍未有相关研究对此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提供实证证据。为揭示传统社会分家析产继承制度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我们不仅以生育行为决策模型，以及“搭便车”理论为基础对分家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刻画，同时采用浙江省松阳县石仓《阙氏族谱》，以及与之匹配的分家文书进行分析。

通过对 1691—1925 年的 1624 个家庭不同代际家庭儿子出生次序与其相应生育水平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不同出生次序的儿子生育子女数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出生次序的逐渐降低，生育子女的数量逐渐减少。出生次序每增加一个单位，生育水平减少 0.3 人。这意味着出生次序越靠后的儿子越享受不到大家庭所带来的公共福利，而分家析产造成的财富冲击对其生育行为产生负面影响。由于出生次序的结果还不足以完全揭示这一生育行为的差异，接下来我们对族谱与分家书内的时间信息进行了整理，将分家时年龄尚未进入生育周期的儿子与兄长的生育行为进一步对比，发现在其生育周期内，其生育水平比其兄长平均减少 0.8 人。这与之前采用族谱大样本分析的结果相一致。

此外，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对为什么分家制度会对生育行为差异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分家析产之所以对生育行为产生影响，除了分家本身造成财富冲击外，分家时初始的财富水平也很重要。只有当家庭财富减少到一定程度，导致分家后的财富不足以供养更多子女时，分家作为财富冲击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才更为突出。这一研究不仅讨论了财富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更是为分家制度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分析与实证证据。

人口转型与经济增长

本章主要对当前与历史上世界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以及人口结构等特征的变化进行介绍，不仅对当前人口特征与问题进行了解和思考，而且也对人类过去 200 多年人口转型等问题的相关理论和内在决定机制进行了总结。

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人口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人口不仅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不仅是生产的重要投入要素，也是消费的重要来源。因此，对世界各经济体而言，人口问题的思考与相关政策的制定，对其长期持续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