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者认为，三星堆遗址应是蜀王鱼凫氏举行的天、地、山诸神祭祀活动遗留的“祭祀坑”，坑中器物均为祭器。#走向世界的巴蜀文化##三星堆#
此后围绕三星堆的性质的界定问题，分歧争议很多。
林向认为两坑应为古代萨满式文化的产物，是一种厌胜埋藏。
徐朝龙认为是“鱼凫灭国器物坑”，两坑内器物的制造、使用者，与埋藏者不同，是杜宇王朝推翻鱼凫王朝而将前朝用品加以毁坏掩埋的结果。
孙华认为两坑应是两位死去的古蜀国统治者生前所用器物的埋葬坑。
李安民认为，两坑为祭祀坑，但并非同一民族所为。
本文通过研究该遗址考古资料所反映的仪式的性质，推断认为：
三星堆遗址所见，是商朝征服所致蜀国祭祀系统灭绝事件，是蜀亡国之象征。
换句话说，三星堆应是古蜀国被商朝征灭时，商朝巫师为所灭蜀国诸神举行的大规模送神归天仪式的遗存。
针对发掘报告将一、二号坑定性为“祭祀坑”，有质疑者曰：“首先，从器物的处理方式来看，如为祭祀坑，它的性质应属瘗埋一类，但器物均经火烧，又应属于燔燎一类。瘗埋与燔燎，其祭祀对象不同，不应有同一祭品既瘗埋又燔燎的现象存在。其次，从器物的种类来看，它包括了金、玉、铜、石、骨、陶等多种容器及装饰品、礼仪器等，而按中国古代祭法，无论是瘗埋还是燔燎，其祭品都是牲、玉，而不应是其他。第三，从器物的品级和种类来看，种类多、质量精，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财富的全部种类。如果作为需要经常举行祭祀的祭品，显然是一般国家国力所不能承受的。”这些疑问，以否定的逻辑裁去了一些非本质性的猜测，对于界定两坑性质，提供了很好的规约性控制，问题的真实边界逐渐突显。
学界基本一致认定已发掘的三星堆遗址这两个方形坑，都是十分严谨的宗教仪式遗存。问题在于，究竟这种方形坑里的仪式反映的是什么历史事件？施行仪式的主体是谁？是器物的主人还是他者？何以祭器、礼器、各种神圣之像、动物骨渣均被一同埋葬，且同一祭器似乎既瘗埋又燔燎？
可能的情形是，在商后期至周初之间，曾经发生甲骨卜辞中记录的商朝“至蜀”、“征蜀”、“伐蜀”的战争，而其结果就是川西平原这个“自成体系的一支新文化”，或一些学者所说的“早期巴蜀文化”，受到了毁灭性的征服，一号坑和二号坑，应即是战胜方商朝的祭司对被征灭的蜀国神祇和当地的祭司群体——古代国家的最重要象征，进行送神归天处理的遗存。从武丁时代开始，商对蜀多次征伐，从某些甲骨文字可以见证：“王供人正蜀”，“登人征蜀”。因蜀地缶人反叛，商王还曾“敦缶于蜀”，后又“乎多臣伐缶”，甚至“丁卯卜，王敦缶于蜀”，亲自出征。一些蜀人被捕，“示蜀不用”，被商人用作人牲。下文所引“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内瘗埋了约3立方米经火燔燎敲碎的骨渣”，或许并非全是 （甚至可能就不是）动物骨渣，也可能包括被商朝人在灭蜀仪式中与蜀国诸神一同灭绝的巫师们；其目的不是用他们祭神，而是把他们与蜀国诸神一同灭绝，不许他们继续为蜀国祭祀通神。因此林向提出“骨渣里可能有人？！”的强烈质疑，对于此一问题的探讨，很有想象力；而在施行人牲、人殉的商代，这完全可能会发生。
在特定的时刻人为打碎或烧毁器物，是古代宗教仪式传统的一部分，而且这种行为只发生于特定仪式过程中，由巫师或在仪式中代表特定身份的人来执行。这种打碎是根据仪式内容规定的必要的程序，对于参与者及相关对象，它暗示着某种意义从中产生。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考虑到：在上古宗教环境下，在本宗教族群内部，对神像或宗教器物的任何破坏都是冲犯天怒的渎神行为，是对神的极大不尊且有被杀的危险，更不用说如此大规模的神像破坏行为。因此，这种强烈毁坏必定来自异族的征服。
三星堆所出土玉、牙、贝、骨器不但被破坏，而且多被火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铜器甚至被烧得半熔化变形，这种破坏的性质已远超出本宗教族群内部可能的行为限度和性质；与此同时，各种器物均被严谨地按某种规则分层次埋入方形坑中，足资证明当时在这里举行仪式打碎、火烧、瘗埋这些宗教神器的人来自异族他者，绝不是器物的主人。这个仪式的性质，是按照严格的宗教仪轨进行的、以毁灭蜀的国家祭祀系统为目的的大规模正式毁损活动，其意义乃是通过消灭其国家祭祀通天系统而完成灭蜀之事。
文字节选于：姜生，三星堆为商灭蜀仪式说，东岳论丛, 2008, 029(006):11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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