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苑

来源=2021年3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众所周知，一种被称为“黑死病”的致命瘟疫在中世纪席卷了整个欧洲，大约夺去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据说是为了应对这场瘟疫，法国政府在17世纪末颁布了一道严酷的命令：当一个城市出现瘟疫时，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封闭城市及其郊区，严禁居民离开居住地，违者处死，捕杀一切乱窜的动物。城市被分成若干区域，每个区域不仅设立区长和里长来负责隔离工作，而且还成立了一支由可靠的军官和富人指挥的民兵组织，它对管控的居民进行监督，并不时用死刑的威胁来迫使居民供述在它看来与疫情有关的真实情况。这种严酷的管控措施对于控制疫情无疑是有效的，但在福柯看来，这种措施中也暗含了权力强化自身的谋算。在对死亡的恐惧压倒了对自身自由的关切时，民众就会更容易屈从世俗权力的种种命令，让权力建立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秩序。通过确立这种具备毛细渗透功能的完整等级网络，权力对民众的管控甚至可以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每个人的位置都被固定在了一种“被割裂的、静止冻结的空间”之中。当然，在经历了启蒙运动与人道主义的洗礼之后，任何现代社会都几乎不可能再采纳这种残酷的政策来对抗瘟疫。然而，福柯犀利地指出，现代社会并没有放松对个人的控制，恰恰相反，在现代政治实践中悄然运作的权力批着人道主义的温情面纱，系统地运用各种规训的工具，更为彻底地塑造着一种驯服于既定秩序的个体。福柯对于现代权力机制的细致分析，为人们揭示出了权力塑造驯服个体的各种隐蔽的策略与技术。

一

1757年3月2日，达米安因谋刺法国国王而被送到格列夫广场公开处刑。刽子手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胸膛和四肢上的肉，再将熔化的铅汁和松香浇入撕裂的伤口。在经过这番折磨之后，达米安被四马分肢，焚尸扬灰。法国王政时期，这类血腥的公开处刑已经成为了一道景观。王权并不是想要重建正义，而是要重振自身的权威。王权希望在这种严刑峻法的惩罚仪式中展示自身权力与罪犯渺小力量的悬殊对比，通过这种杀一儆百的方式压制与扼杀民众的反抗精神。以贝卡利亚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这种不人道的刑罚制度进行了猛烈而又持久的批判，而现代欧洲刑罚制度经过改革之后也呈现出了温和的面貌：它不仅取缔了让罪犯公开处刑的做法，而且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避免在惩罚中增加罪犯不必要的肉体痛苦。

按照流俗的理解，以上这些改革是人道思想战胜暴虐权力的结果，但福柯认为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狡诈的政客总是擅于利用宏大的思想和理念来掩盖他们操控民众的种种谋划与策略。取缔公开处刑的做法，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在判决不公的情况下，过于暴虐的刑罚激起民众发生骚乱，这时的情况是“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嘲弄，罪犯变成英雄”，公开处决的仪式反倒激化了矛盾，造就了民众对抗权力的许多非法活动中心。正是基于这种实际的考虑，现代社会将对罪犯的惩罚置于远离公众视线的监狱之中，而在监狱中也严禁对罪犯施加残酷的肉体折磨，但这种“人道化”的刑罚对罪犯的肉体与灵魂控制得更加彻底。“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约束他们，并且还让奴隶相信这是他们自愿的结果。绝望和时间能够锈蚀钢铁的镣铐，但却无力破坏思想锁链的习惯性结合，而只能使之变得更加紧密”，权力在现代监狱中实施的规训与操控，就是为了打造这样一条锁链。

福柯注意到，现代监禁体制的一大特点是，权力对囚犯身体的支配与控制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尽管现代监狱中并没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中所描述的在罪犯身体上铭刻文字的可怕机器，但它力图用各种微妙的规训技术将服从深深地铭刻在罪犯的灵魂之中。囚犯在现代监狱中首先需要服从的是一整套严格的作息时间表，这套作息时间表明确规定了囚犯在监狱中起床、祈祷、劳动、进餐、学习和入睡等日常活动的时间与时长，囚犯的几乎所有活动都被囊括到了这套时间表之中，甚至连每日上洗手间的次数与时长都有严格的规定。这套规定对于自由散漫的囚犯来说，起初肯定是让他们感到不舒适的，但在监狱的外部压力作用下，囚犯却也不难遵循这些琐碎的规定。在这里的关键是，只有让囚犯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服从那些虽然不舒适但也不难做到的琐碎命令后，他们才有可能在将来进一步服从那些更不舒适而又更难做到的专断命令。

除此之外，现代监禁制度也引入了准军事化的纪律，对囚犯进行有规律的操练。在操练的过程中，对囚犯身体的各个部位在不同场合下的各种姿态与动作，都有着细致而又严密的规定。更为重要的是，囚犯在看到命令的信号时必须立即执行规定的动作，但凡有丝毫延误，就要接受相应的惩罚。延误就意味着用自己的头脑反思命令的合理性，这就有可能导致不执行命令的结果。只有让囚犯养成机械地执行那些貌似无害而又繁琐的命令的习惯之后，将来才有可能让囚犯在机械服从的习惯支配下去执行那些可能危及自身利益与安全的命令。尽管监狱中的操练活动经常打着增强囚犯体质与意志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权力让囚犯尽量降低独立思考能力的规训手段。在福柯看来，拉美特利提出的“人是机器”的哲学理念与腓特烈大帝热衷于机械玩偶的政治癖好，已经被转化为一种可以操作的训练理论，它在这种规训手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对囚犯的有效控制总是离不开有效的监控，而边沁在倡导现代监狱改革的过程中设计的全景敞视式监狱，则为更加高效的监控提供了启发。这种被福柯称为“现代政治思想的哥伦布之蛋”的监控系统是这样运作的：囚犯被分别关押在四周的环形建筑中，监视者则处于中间的瞭望塔中。根据这种监狱建筑的结构特征与逆光效果，在每间囚室中的囚犯每时每刻的活动原则上都可以被瞭望塔中的监视者窥视，但囚犯只能看到中心瞭望塔高大的轮廓，却无法看到监视者的行动，因而也就无法确知自己是否正在被窥视。瞭望塔有限的空间只能容纳有限的监视者，这就进一步增大了这种不确定性。但在这个权力机制中，监视者的身份是匿名的，甚至某些表现良好的囚犯本身也可以从事这种监视活动，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权力的眼睛”。这种做法不仅成功地在囚犯内部产生了彼此的猜疑，让他们不可能团结起来从事对抗权力的非法活动，而且还让许多心智脆弱的囚犯产生了强烈的焦虑。为了避免不确定的监控与惩罚，他们开始对自己的言行进行严格的自我监督与自我审查，被监视者本身也逐渐变成了这个致力于监视的权力机制的一个甘愿合作的组成部分。

正是通过以上这些规训的手段，原本不驯服的囚犯被逐渐吸收到了现代权力运作的网络之中。经过这种考察，福柯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见解：尽管现代监禁制度公开宣称它的目的是为了矫正罪犯，遏制社会的犯罪，但通过考察法国历年的犯罪率就可以知道，这种制度并没有明显降低犯罪率。事实上，它反倒是为统治集团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可通过从事非法活动来维护既定权力秩序的驯服罪犯。例如，19世纪的法国政府就利用驯服的罪犯打入对抗的工会组织中进行举报、告密和分化的活动。与此同时，法国娼妓网的建立，有利于权力通过监禁遴选可以合作的妓女，法国政府由此就能从色情业中攫取巨大的利润。福柯表示，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现代监狱的这些规训模式在不同程度上扩散到了学校、医院、工厂、企业等现代社会机构之中，成为了现代权力筛选与塑造驯服个体的有效手段，而对于那些甚至连监禁都无法有效改造与控制的个体，疯人院就极有可能是这些个体的最终归宿。

二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新成立的法国革命政府为了展示自身的制度自信，废除了在无恰当监控程序下拘禁个人的权利，然而威胁新政权的政治异议者依旧大量存在。为了避免遭受指责，法国革命政府决定将他们作为精神病人，由家庭提出申请，经过地方长官与精神病医生共同签字，将他们投入精神病院实施监禁。在研究这段历史的过程中，福柯甚至找到了有关萨德报告的原始资料，据说这是第一份出于政治原因而对精神病人实施监禁的报告。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

根据福柯的考证，权力将无法掌控的异议者作为精神病人关押的做法由来已久，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异议者在收容所或疯人院被掺入其中的人群是有所不同的：异议者在中世纪可能遇到的是麻风病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可能遇到的是“张狂的愚人”，在圈地运动时期可能遇到的是失去了土地与工作的“游手好闲者”，在启蒙运动时期可能遇到的则是执着于用自己的政治方案来解决社会问题的狂热分子。不管怎样，权力致力于在自己统治的民众之中不断进行评估与区分，对于那些无法吸纳与同化到自己精心构筑的权力之网中的异议者，就以理性的名义将他们归入疯癫者的群体，从而使他们与那些所谓的正常公民隔离开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满善意地劝告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但对于那些手握权柄的政客来说，他们相当明白，只要没有被逼入绝境，软弱的民众不敢恨那些让他们下跪的人，而只会嫉恨那些没有跟着他们一起下跪的人，而政客们所要做的无非是为这种嫉恨提供一个貌似正当的理由。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将这些无法管控的对象污名化和妖魔化为精神病患，打着治疗的名义，用电击、浸泡、加速旋转身体、换血乃至注射疥疮液等严酷的方式来驯服这些“疯人”的“兽性”，并不时将他们污秽而又狼狈的形象在公共场合下向普通民众展示，而普通民众在鄙视、嘲讽和谩骂这些“疯人”的过程中宣泄着他们在日常工作中累积下来的愤怒与怨恨，没有任何“正常人”会去认真对待这些“疯子”口中讲述的真理与思想。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人道思想也逐渐影响到了欧洲精神病院的管理层，以图克与皮内尔为代表精神病学家在体制内发起了废除残酷虐待精神病人的人道运动。然而，在福柯看来，权力借此机会却进一步加深了对精神病人的管控。在此之前，精神病院对待精神病人的方式普遍是残忍的，但管控并不严格，因此当荷尔德林感到自己有可能遭到威腾堡公爵的追捕与迫害时，他就能以自己出现精神幻觉的名义转入图宾根医院专门关押精神病的“单间”之中，并在同情他的医院院长的精心安排下，住到医院附近的木匠西默尔的房屋中创作他的第二组“癫狂之歌”。然而荷尔德林的这种做法在经过了人道化改革的精神病院中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这些医院通过实证化的科学改造，已经制订出了甄别精神病人的量化标准，监禁与管控的目标更加具有精准的针对性。不仅如此，精神病学家还力图完成一项先前看来似乎不可能做到的任务——将权力的控制渗透到精神病人的内心。尽管图克与皮内尔都打着科学的旗号来治疗精神病患，但他们都在治疗的过程中掺杂了私货。图克将宗教的关切引入了治疗环境之中，他抓住了病人力求获得尊重的渴望，在精神病院中打造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环境，并鼓励医师以父爱的方式去感化和影响这些病人，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暴虐专横的精神操控恰恰是以父爱之名进行的！皮内尔的治疗方式虽然力图减少宗教的图像形式，但并没有减少其道德内容，他试图诱使精神病人自发地对自己进行道德审判，力图让精神病人在灵魂深处彻底接受外部世界对他们做出的种种批评与谴责。尽管图克与皮内尔戴着科学的面具来对待他们眼中的精神病人，但他们的治疗方式不仅没有以充分系统化的科学理论作为自身的根据，而且还继承了权力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完全拒绝与精神病人进行平等对话。直到弗洛伊德的时代，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改变。

弗洛伊德不仅将谈话疗法变成了一种盛行的精神疗法，而且还为各种治疗手段提供了一整套系统的精神分析理论，尽管这种科学理论的严密性无法与现代物理学相媲美，但这就已经可以符合权力的要求。现代职业政治家很清楚，仅仅靠暴力威慑只能赢得民众表面的服从，而想要实现彻底有效的控制，就需要用别的手段来赢得民众内心的认同。在科学的时代里，科学所代表的客观真理具有极大的权威，只要权力支配了科学对真理与真相的生产，就可以在潜移默化中赢得民众发自内心的信服，在民众中间大批量地塑造驯服的个体。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精致建构的性话语与性经验，就恰恰满足了权力的这种需要。

三

人们通常认为，弗洛伊德用科学的方式揭示了性压抑的普遍存在，从而在现代思想文化中为性解放运动打开了大门。但福柯通过考证发现，西方古典时代的社会文化并非一味禁止谈论性，实际情况是，那个时期的权力机构利用宗教与道德的名义，在强调性的隐秘性的同时，极力倡导民众在特定场合下以忏悔告白的方式，向特定的权威事无巨细地谈论和自己有关的性活动与性经验。弗洛伊德貌似开明地鼓励病人按照事实来描述与自身有关的性活动与性经验，但他强调了精神分析学家解释相关事实的权力。恰如尼采所言，“解释就是成为主人的一种有效手段”，权力进行精神操控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单纯地向民众隐瞒事实，而是将自己精心设计的解释模式强加给民众，以至于民众在面对不利于既定权力的事实时也会自觉地做出有利于这种权力的解释。弗洛伊德强加于病患的解释模式的一个貌似不经意的后果是，让这个充斥着各种欲望的主体内部发生冲突乃至分裂。马基雅维利就曾经指出，一个国家要干预另一个国家的时候，前者往往会扶持后者相对弱势的反对派，并在后者的政府与反对派发生激烈冲突的情况下以仲裁者或斡旋者的身份，冠冕堂皇地干预后者的内部事务。按照类似的思路，权力也在弗洛伊德的解释模式中发现了干预现代人欲望的隐秘契机。

根据福柯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性经验与性话语的考证，可以发现，权力历来就把性作为一种规训的手段，来有效地控制与支配它的统治对象。一方面，与性有关的真相成为权力试探下属驯顺程度的重要手段。权力通过各种方式将人类原本自然的性欲打造成一种“污秽的”或“肮脏的”秘密，权力这么做是为了测试自己的下属能否向自己坦白这种令人羞耻的秘密。一个敢于向权力袒露这种可耻秘密的下属，就有可能袒露其他可耻的秘密，就有可能去为权力做许多不适合公之于众的工作。另一方面，性行为与性经验也被权力用来巩固与强化对下属的支配关系。自古以来，权力就极为注重预防与遏制性欲颠覆权力的等级、“导致反叛与暴乱的潜力”。在与下属发生的性行为或性关系中，手握权柄者务必要像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大帝一样，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不做性快感的奴隶，不能为了讨好自己的性对象而卑躬屈节，而是应当积极有力地给性对象的肉体与灵魂打上自己的烙印，让下属在这种规训的过程中更加认同与依赖既定的权力关系。

福柯观察到，现代统治阶层将这种规训的技术吸收到了他们的政治实践之中。在经历了几次革命带来的巨大动荡之后，这些职业政客意识到，仅靠暴力来镇压反对者是不足以长期维持政治秩序的。一味采取严酷的镇压，会让反抗者团结起来形成更为强大的政治势力，而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谁是促使自己的竞争对手强大的原因，谁就是在自取灭亡。因此，更为明智的策略是，借助诸多科学理论与文化产业形成的性符号或性话语，将有可能成为反抗者的底层民众引导到放纵性欲的生活方式之中，让他们成为自身欲望的奴隶，再通过提供可以满足他们欲望的手段和工具来进一步操控他们。福柯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汇聚权力与资源的政治精英在自身严谨态度的指导下，运用各种技术避免他们的性行为可能给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方式带来的负面效应，他们通过自身的性经验机制来获得自我肯定，增长自身的权力与影响，缔结新的社会关系并捍卫独特的霸权地位；相较之下，权力虽然以各种方式挑逗与刺激底层民众的性欲，但底层民众的性行为却给自身带来了大量的健康问题、生育问题乃至精神问题，他们在这些问题导致的冲突与折磨下不断走向分裂与衰弱。通过让底层民众深陷于一种鼓吹无节制放纵的性话语诡计之中，现代政治精英就能把他们牢牢地掌控起来。

四

通过对现代权力运作机制的深刻分析，福柯向人们揭示了现代人在无形而又缜密的权力之网中被规训为驯服个体的诸多方式。从笛卡尔、康德到萨特的西方现代哲学家总是在倡导一种人类学主体主义，它不仅赋予了人类一种无限的、绝对的创造者形象，而且还相信人类将通过自身的创造获得自主和自由。在福柯看来，这种哲学理论并没有充分领会到权力之网对现代人暗中进行的规训与操控，实际上，这种哲学理论本身就已经成为了现代权力进行隐秘操控的智识工具，因为最有效的权力操控，莫过于让被操控对象相信自己正处于至为自由与至为幸福的状态之中，只有沉浸于这样的幻觉之中，被操控对象才能以最为积极的态度去燃尽自己的生命，义无反顾地执行权力希望他们完成的任务和使命。

应当说，现代权力致力于操控与规训的技术古已有之，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提到，“古时就有各种保全僭主制的方略，比如，僭主应该芟除邦内的杰出之士，斩杀那些气宇轩昂之人，尽量废除共餐制，禁止结社、教育以及其他一切这类活动，对一切人严加防范，以免有两样事物在民众间悄然形成：高昂的志气与彼此间的信任。他还应强迫人们总是生活在明处，这样人们的一举一动就极难逃过他的监视，而且处处受监视，人们也就会形成奴颜婢膝的习尚。”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亚历山大大帝在接受了亚里士多德这方面的教诲之后，亲自写信要求亚里士多德不要在公开发表的著作中详细论述这些权术的细节，于是亚里士多德的相关研究作为“秘传”的学说，才得以流传后世。相较之下，现代权力由于获得了大数据等高科技手段的加持，其规训与管控的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在维护现代社会稳定的同时也成功地累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

然而，某些不够审慎的权力在面对自己取得的成绩时变得傲慢起来，它们志得意满地将这些规训的技术推向极端，妄图操控一切人与操纵一切事务，但“操纵太多的结果可能是丧失一切”。穆勒早就已经对权力的这种危险倾向提出了这样告诫：“一个国家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为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终将会发现，弱小的国民毕竟不能成就任何伟业；它为了达到机器的完善而不惜牺牲一切，到头来却将一无所获，因为它缺少活力，那活力已然为了机器更加顺利地运转而被它扼杀掉了。”时至今日，穆勒的这段文字依旧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