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香卖履是人性闪光？奸雄临终心思太诡秘，六百多年后才有人识破
历史上的曹操，其学术化的定义应该是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如果用戏剧化的效果来说，在三国世界，曹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头号大反派。但无论什么样的文学“偏向”，都无法抹杀曹操的才干和功绩。
即便是在以尊刘为正朔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里，作者虽然在“努力”地将曹操塑造成一个欺君罔上的权奸、阴险奸诈的小人形象，但又在某些“不经意”间，让曹操的形象饱满而高大了起来。
这也使得曹操在后世人的心目中，一直徘徊在“能臣”和奸雄之间。相比起关羽、诸葛亮、刘备等一贯保持其“高大上”的人物形象来，亦正亦邪的曹操似乎更加有血有肉，更加接近一个真实的人。
特别是在《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治风疾神医身死，传遗命奸雄数终”里，病情沉重，油尽灯枯，奄奄一息的一代枭雄曹操，喊齐了所有的臣属和家眷，开始交待自己的后事。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曹操的这段遗言没有惊天动地，但却实在取得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震撼效果。
曹操享年66岁，在洛阳病逝的那一年，正是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当时所说的这段遗言，归纳起来核心内容就三个方面：分香、卖履、留居。因为表明心思的话在以前已经说过，葬礼安排也是顺口一提，耗费口舌最多的话语就在这三点上。
曹操生前喜欢收藏各种名贵的香料，例如龙涎香、乳香、降真香等。香料本来就是一种稀有的资源，再加上许多香料都是舶来品，所以基本都是贵比黄金。
临终的曹操并没有如同一个庸俗的守财奴那样，安排子孙将这些平生珍藏陪葬，也没有奇货可居，传之后世子孙，而是分给了所有曾经陪伴他、服侍他的妻妾和侍女。金银财宝虽然不是最高价值的财富，但却是安身立命的基础。有了这些名贵香料伴身，曹操的这些女人们就会多一份生存的保障。
曹操去世了，受当时社会规范的限制，他的这些女人们估计也难以改嫁，继任者也多半不会如同曹操那样悉心照料这些“昔日黄花”，衣食供给难免会不周到，所以曹操安排这些女人可以制作一些鞋子拿出去变卖，以便自食其力。
不要认为这是多余的安排，因为曹操的女人即便成了遗孀，也是门庭高贵，倘若靠做女红维生，会有很大的阻力的。曹操的这份安排，完全是一种体谅，更是一种恩赦。
曹操又担心自己去世之后，他的女人们会被“扫地出门”，漂泊江湖，所以又赐予了这些女人们在铜雀台的长久居住权。
相信有很多人读到“奸雄传遗命”的这段时，内心是极为不平静的。在整部小说里一贯以残忍、冷酷、奸诈、血腥形象示人的曹操，在此时此刻居然充满了温情，闪现出了人性的光辉。
在一向多情、滥情、好色的曹操那里，女人多的是，他决计不会“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对某个女人有刻骨铭心的爱恋。更何况曹操所处的时代，女子的社会地位是相当低的，在很多“正统”的男人心目中，女子是不上台面，顾及不到的。但曹操却在这个时候，显现出了作为一个男人的怜香惜玉、温柔体贴、细心周到。
冷酷之中惊现温情，这的确是颠覆性的。估计当时在场聆听这段遗言的人，心中当即也是产生了颠覆性感受的。这种颠覆性感受，后来被写进了史书，再后来又被引用到了小说《三国演义》里，以至于这种颠覆性在后面一个更加广阔的时空里延续了很久。
当然了，也有许多人在震撼之余，会理性思考曹操这段遗言的真实意图。为什么要说怜香惜玉、柔情乍现不一定是真实意图呢？因为这其中还隐藏了另一个“颠覆”。
曹操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这种特点毫无遗漏地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里。从他刺杀董卓、号召诸侯等行动中，也从他的“横槊赋诗”“煮酒论英雄”《让县明本志令》等语言和文字中，都体现出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刘备是一个壮怀激烈，舍小家顾大家的人，曹操除了在女人方面爱多动点心思，在谋私利、谋家事方面，似乎也没有加注多少关切。
然而，就恰好是这个胸膛里装满了国家大事，“假使天下无我，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身系三国格局变化乃至天下安危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需要用最后的生命力吐露出最重要字眼的人，却在遗言里对国家大事只字未提！
临终交待，都是些非常关键的事项，普通人家里无法就是丧事操办、遗产分配、子女抚育之类的事，那些位高权重，甚至位居至尊的人，则需要指定接班人、选择辅佐者，指示一些战略和策划等等。
《三国演义》中有多处安排后事的情节，孙策给留下了“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的人事安排，刘备的遗言更为内涵丰富，不但“靠牢”了权臣诸葛亮的心，也布局了蜀汉政权的人事，规范了诸葛亮与继承人刘禅的相处模式，更留下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著名训诫。
三国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雄主孙权，也在病逝之前急招大将军诸葛恪觐见，对身后的朝堂大事作了安排。
当时跪在曹操病榻前的所有人，估计最想听到的遗言应该是：虽然继承人已经确立了，似乎再有必要强调一遍；选择什么人辅佐曹丕；曹丕之外的其余儿子如何安排……
最最重要的当然是，魏王府或者曹丕，日后与残存的汉室王朝的刘协如何相处；如何处理与蜀汉、东吴政权的关系，乃至对一统天下有无战略性安排。
曹操起初“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确是一步高棋，但随着曹魏集团的日益壮盛，汉室天子、献帝刘协已经逐步由政治筹码变成了政治负担，留着难受、放手又不好处置，果真成了“烫手山芋”，这在当时的曹魏集团内部，估计是亟待破解的头号难题。包括曹丕在内的所有人，都希望曹操对此有所指示，哪怕是一点点暗示，也是有利的。
但曹操却非常让这些人失望，他对身后事、家务事之外的朝堂事、天下事没有任何涉及，做到了完美“绕道”。是曹操因为久病昏聩了吗？显然不是，这从他考虑他的女人们生存问题时的细腻程度就可以证明，他临终时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这在当时人心中是一个疑惑，在历史上也留下了一个让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题。直到六百多年之后，才有一个人理解了曹操遗言里的秘密。
真正的历史学家，并不是那些单纯作考证、作记录的人，而是那些善于思考，善于挖掘历史真相，善于让历史成为后世借鉴的人。主持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就是这样一个历史学家。
读书善思，是所有会读书的人的统一特征，司马光显然就是一个善于读书的人。起初，司马光在读到曹操临终遗言的时候，估计也是震撼和感动。但此后，司马光就开始探索曹操遗言“不提国事”的真实原因了。
估计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前后，苦苦思索的司马光豁然开朗，终于解决了这个历史谜题。
与汉室残存政权献帝刘协如何相处的问题，不仅仅是曹操去世之后曹魏集团必须解决的难题，在曹操在世的时候，这个难题同样困扰着曹操。
按照曹操当时的势力和威望，曹操既是曹魏集团的首领，也是整个北方区域的老大，所谓的汉室天子，不过是一个名存实亡、可有可无的傀儡、招牌、遮羞布，最后遮羞布也不是了，直接成了累赘。
曹操晋魏王爵、加九锡之后，其权势、待遇直接就是真正的也是实际意义上的皇帝。历史上其余的王与帝之间，虽然是一字之差，但距离却可能是天壤之遥。但到了曹操这里，仅仅就是一张窗户纸的厚度。
捅破这张窗户纸，不费吹灰之力，也是水到渠成的。当时的形势也迫切需要曹魏集团抛弃汉献帝刘协这个包袱，这样更有利于强化权威、稳定局势、统一人心。于公于私，都是非常有利的。
但曹操有一个重大顾虑就是在于政治伦理。曹操的出身是汉室的大臣，其祖上也是累世食汉室的俸禄。曹操也曾经多次公开表示，自己是汉室丞相，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在墓碑上刻上“汉故征西将军”的字样。
世代是汉室臣子，自己却取而代之；困难的时候拉汉献帝这面大旗，事成了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以忠臣自居，却废帝自立。其中任意一条罪状，都会把曹操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身后骂名滚滚来是自然而然的，即便在当时，曹操也过不了道德的门槛。
哪怕实际上早已凌驾在皇帝之上，但只要曹操一天不废汉献帝自立，曹操就是汉室的臣子乃至忠臣；只要曹操没有说过、写过类似取而代之的语言、文字，逆臣、奸臣、反臣等罪名就加不到曹操的头上。曹操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但曹操又不能交待曹丕，继续尊奉汉室献帝刘协，这等于是把道德枷锁代际传递，把难题留给了儿子；更何况一旦有了这样的安排，倘若曹丕将来不得不废帝自立，又会在不忠的道德焦虑之外，背负上不孝的罪名。
既然无论怎么安排都是错的，那就不安排了，直接避而不谈，远远“绕道”。于是，这番看似闪耀人性光辉、温情脉脉的遗言，其真实内涵也就是等于告诉曹丕一众人：“你们看着办吧！”免去了一切框范，留下了广阔余地，这也恰好是曹操的高明深远之处。
一代枭雄，即便临死之际，也不忘给人露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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