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南昌路100弄2号,是一栋百年前建造的石库门里弄住宅。推开黑漆实木大门,站在天井内抬头望去,暗红的挂落门窗重现,登上二楼,窗楣边放着一张旧式书桌。这栋石库门建筑,又被人们称为“老渔阳里2号”,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旧址,去年7月,这里完成了修缮和布展工作,对外试运营开放。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汉圻(上海)文化有限公司制作推出了“中共建党上海革命遗址”系列纪录片《梧桐深处最上海》,实地探访了第一个党组织诞生的地方,请观看以下两条视频:

梧桐深处最上海:老渔阳里2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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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深处最上海:老渔阳里2号(上)

梧桐深处最上海:老渔阳里2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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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深处最上海:老渔阳里2号(下)

距离这里只有几百米的淮海中路567弄6号,就是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一百多年前,八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这栋石库门建筑里,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团组织。这里又被人们称为“新渔阳里6号”,党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外国语学社,也在这里办学。去年8月,演员周冬雨光荣地担任了这里的青年志愿服务大使。实地了解第一个团组织诞生的地方,请观看以下视频:

梧桐深处最上海:新渔阳里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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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深处最上海:新渔阳里6号

时间拨回到1920年,在“老渔阳里2号”这栋小楼内,漆黑的书桌上堆满了各类待编校的文章,伏案的陈独秀正忙着为即将付印的《新青年》杂志做最后的校订工作。那年夏天,在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正式成立,革命的火种在这条不起眼的弄堂里点燃,从此燎原神州大地……

1920年2月19日,农历大年三十,陈独秀秘密乘坐客轮抵达上海。半个月前,他还在武汉向学生们宣扬社会主义,没想到刚回北京,北洋政府的警探就连续上门盘查。
深感不妙的陈独秀,在李大钊帮助下逃出北京。在护送途中,两人讨论起党的筹建问题,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4月,陈独秀住进当时法租界的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由他担任主编的《新青年》编辑部也一同迁入这里。对陈独秀来说,上海五方杂处的社会格局,能够给他运作的空间,而上海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正是这位“五四运动总司令”想要发动的对象。
当时的上海,开放带来各种思潮激荡,但绝大多数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只是抱着一种朦胧的向往,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这其中,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与邵力子主编的《觉悟》,戴季陶、李汉俊主编的《星期评论》等,已经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探索与宣传。以这些刊物为阵地,他们和施存统、陈望道、俞秀松等青年知识分子聚集到这栋小楼,热切探讨救国之道。
找寻道路的过程艰辛而繁忙。在编辑工作之外,陈独秀还要接待各地慕名而来的知识分子,同他们交流。如今旧址的一楼客厅里,还悬挂着一块小黑板,用粉笔写着一行繁体小字:“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当年盛况可见一斑。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遣来华的代表维经斯基到访老渔阳里2号,帮助和指导中国的建党准备工作。
对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党,坚持什么样的主义,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在陈独秀家中,维经斯基曾尖锐地向参加座谈的人指出:“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太复杂……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
据当时与维经斯基接触较多的李达回忆:“最初参加座谈的人很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维经斯基交谈了。”通过多次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并得出了一致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维经斯基的到来无疑加快了建党的步伐。这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旨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酝酿建党问题。
另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上,设立了“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有关俄国革命的理论、历史、苏俄劳农政府现状等。
在如今的旧址内,展陈了两本《新青年》杂志的封面,其中第八卷第一号的新封面为地球图案,从东西半球各伸出一只手紧紧相握。茅盾曾回忆说,这一封面,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
1920年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在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并讨论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通过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关于组织的命名,还有一段插曲。当时,陈独秀曾写信和李大钊商量,开始酝酿建党时,除有信仰共产主义者外,还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叫共产党怕他们接受不了,所以叫“社会党”,现在他们已退出,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他拿不准。
李大钊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称共产党,其他一些国家原叫社会党的也正改称共产党,据此,他明确回答:“不要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接信后,陈独秀非常赞同,他说:“就叫共产党,旗帜鲜明,中国要走俄国革命道路。”
时间一晃就到了1920年8月,天气酷热,中国革命也迎来了一个高潮。当时,老渔阳里2号的灯光时常通宵达旦地亮着,各位进步人士长时间酝酿和讨论建党事宜。
8月初的一个早上,17名身穿长衫或西装的男子进入挂有“《新青年》出版社”牌子的陈独秀寓所,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大会。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在大家的推举下,陈独秀担任党组织的书记。就这样,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了。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老渔阳里2号内进步人士纷至沓来;一封封信件从这里发出,一个个“使者”奔向各地,指导各地建立起早期党组织,这里已然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陈独秀给远在北京的李大钊写了信,通报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从上海返回北京的张国焘、张申府也向李大钊汇报了有关情况。10月中旬,由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发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
深受陈独秀影响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后,着手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则是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直接指导下成立的,1920年夏,李汉俊从上海写信给董必武和张国恩,商议在当地建立党组织。同时,陈独秀也派了刘伯垂到武汉,帮助建立组织。济南、广州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陆续建立。施存统和周佛海则去了日本,赵世炎和陈公培去了法国,分别在海外筹建党组织。
直至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来到上海,准备帮助建立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时,还是以老渔阳里2号为联络处,致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要求委派代表,确定会议时间、地点和日程。从老渔阳里2号发出的一封封邀请函,酝酿着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