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上映，故事一般，但引发的思考和探讨不断。很多大V都将其定义为是对中国女性困境的呈现，但是悬铃木认为不止如此，性别其实更是一种更易引发大众共鸣的符号，剧中姐姐的困境，延展到现实生活中，甚至可以放大到所有面临“亲情责任”与“个体自由”两难的群体。

所谓的“重男轻女”，只是强化反转的借口

“重男轻女”这个词，作为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多子女家庭的80后，悬铃木感到熟悉而陌生。熟悉的是，这个词作为“中国传统”的一种，30多年来始终被频繁提及，也不乏人神共愤的极端媒体报道案例；陌生的是，悬铃木身边，几乎没有父母一辈过于重男轻女的状况，仅有一些女性好友自述作为女孩不被奶奶所喜，但她们仍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到了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独生子女制度已经极为普及。社会的进步，加上女性就业能力的提高、养男孩成本不断上升等社会现实问题，“重男轻女”思想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我的姐姐》以“重男轻女”作为故事背景，其实首先就让不少年轻观众难以共情。

上一辈的姑妈，为此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失去了原本一半属于自己的老人房产，失去了成就事业的机会，一生蹉跎。至于医院里那位选择“保小不保大”的孕妇及其家庭，更是“重男轻女”思想的陈旧符号。

但编剧执意这样设置，并堆砌了这一陈旧思想作祟带来的种种不合理行为，比如出车祸的父母手机中只有弟弟的照片，强迫自己装瘸骗到二胎生育证明，擅自被改志愿等，其实更像是为了后期的反转做铺垫。

在“亲情责任”与“个体自由”之间，姐姐最初有充分的理由选择“个体自由”，因为亲情淡漠、所遇不公、工作不顺。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和靠谱、不靠谱人士的推波助澜，亲情的砝码逐渐加重，并最终让姐姐做出抚养弟弟的决定。促成这一反转的，除了亲情与责任，别无其它。

与其说是女性困境，不如说是亲情负担

如果把两人的性别做个调换，变为成年的哥哥、年幼的妹妹，或者再推而广之，变成骤变为植物人的丈夫/妻子，罹患重病的老人和孩子，这种亲情困境同样存在。要追求个体自由，势必要承受良心的谴责、社会的舆论；要选择亲情与责任，势必要牺牲一部分个人的发展。

就像今年再度上热搜的孝子刘秀祥，十几年前，他选择背着精神失常的母亲上学，而他的哥哥、姐姐却选择离家出走失去了联系，抛弃了赡养母亲、照顾家庭的责任。

趋利避害是一切生物的本能，但人之所以为人，也许就有一部分在于追求个体自由的过程中，给予亲情、责任时更多一层的思考吧。

关于电影的两个槽点

1. 弟弟的成长过于迅速，从叛逆、到依赖、到因理解而分开，太理想化而显得不真实，一些台词，比如“我只有你了”、“我们的爸爸好像不是一个人”，说出这句话时藏在这个稚嫩孩子背后的成年编剧都要跳出来了。

2. 剧情实在过于俗套，姐姐的最初反应、亲戚的嘴脸、一直到最后转变的结局，可以说毫无新意，步步意料之中。另外像“保大还是保小”的桥段，现实中真的还有吗？戏码陈旧得让人想捂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