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铃汽车，在五十铃的坑里一呆就是三十多年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五十铃汽车|庆铃|江铃汽车|汽车|汽车厂

江铃系列结束了，听说有小伙伴想看庆铃，这就安排上。庆铃的故事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跤摔在了五十铃这个坑里，到今天也没爬出来。

庆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述到上世纪初，那时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战时首都”。

自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算起，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结束，这八年半时间里大量人口迁入给重庆带来的发展是空前的。手工业和制造业的规模自然也得到了同步的提升。国民政府撤离后人口、商业双下降，重庆的手工业和制造业就开启了融合模式。

1946年国府还都南京后，几家私营企业悄然合并，在重庆市南岸野猫溪成立了庆铃的前身重庆协兴机器厂，主营业务是跟汽车八竿子打不着的船舶修理。

直到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庆铃才更名为重庆第一动力机械厂，进入了汽车制造的相关产业。那时的庆铃虽然改了个响亮的名字，可大跃进那点事大家也都明白。这个时期的庆铃主要还是干一些小杂活勉强混口饭吃。像什么蒸汽机、小推车、机床、铁砂锅什么的，做得很杂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拳头产品。

那庆铃是怎么想起来要造车的呢？这说起来还得感谢庆铃的老冤家江铃，在之前江铃那一期我有提到过，1967年江铃用榔头敲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辆井冈山汽车。这件事在程世清将军的运作下被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红旗》杂志）广泛报道，在工业体系内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轰动。这边重庆有关方面看到了这个报道，转身一看自己家的动力机械厂大腿一拍，这两家看着也差不多，他们能干我们也能干！

说干就干，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时间就成立了“土法上马造汽车”项目，重庆动力机械厂成为了该项目的组长单位，在重庆八十七家工业企业的全力协助下，庆铃踏上了搭伙造车之路。

项目有了，可技术从哪来呢？造车毕竟不是种菜，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就行了。庆铃在没有任何技术参考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先是找来了一台解放CA10的底盘，然后基于这个底盘造了个壳子。87家辅助单位各司其职，造轱辘的造轱辘、造方向盘的造方向盘，最后愣是凑出了一台新车，这就是后来的山城卡车。

细心的你可能已经发现了，山城与解放采用的是不同类型的驾驶室布局。这是为啥呢？原来是试制这款车的时候，庆铃没有找到合适的冲压设备，于是就从一辆解放公共汽车上切了半个车头，把发动机移进驾驶室内，人坐在发动机两边，后面再再上一排座椅，就成了经典的山城双排驾驶室。

1970年国庆，当五十辆崭新的山城卡车出现在游行队伍里的时候，重庆人民第一次看到自己造的汽车，那个激动啊。整个国庆游行的气氛一下子被推到了顶点。

庆铃东拼西凑出来的这款山城卡车，由于零部件精度低、开发流程不科学、试车不充分等问题导致其质量水准较为低下，也为庆铃之后的发展埋下了祸根。当时有这辆车的单位也曾戏称：除了喇叭不响，哪都响，一开起来浑身哆嗦。

当然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业产品都是统供统销的，只要能造得出来就不愁销量。“从1971定产到1987年停产，16年间庆铃的山城卡车也造了13007辆，年产最高2000多辆。”细心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账不太对，16年一万三千多辆，年产最高两千多好像对不上是吧。

其实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大家都知道，1976年艰难的十年结束了，国家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刻，1977年小平同志复出后便开始组织对十年期间建立的企业进行摸排。次年，四川省响应号召开始了全省的工业产品质量大检查，这次检查中山城被评为不合格产品勒令停产了，所以中间有一段时间山城是没有产量的。

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供统销政策没有了，山城卡车逐渐凋零最终在1987年正式停产了。

其实在山城被勒令停产后，庆铃厂的有关领导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急得每天愁眉不展，但也想不出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八十年代初先是加入了东风汽车联营集团，在东风集团里混不出名堂来，1982年又退出东风联营集团加入了一汽联营集团。到了一汽集团后发现还是换汤不换药，背靠大树不一定好乘凉。

就这么的，时间来到了1984年，庆铃又一次被老冤家江铃改变了发展轨迹。那时候方敏为了五十铃的事情上蹿下跳，北二汽、南联、中汽总公司到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庆铃这边就琢磨了一下，这个五十铃就这么香？中汽总公司和江铃都要找他合作，那我能不能也找他呢？

想法肯定是没问题的，可当时的庆铃一穷二白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去找五十铃合作，时任重庆汽车厂（改名前的庆铃）常务副厂长的吴云就找到了市委书记肖秧。肖书记在听到这个想法之后第一时间表示了支持，同时给庆铃出了个主意，目前重庆拿不出钱来帮助庆铃做技术引进，但可以帮助庆铃跟五十铃搞合资公司。庆铃同样可以拿到五十铃的产品。

这里插几句题外话，这位肖秧书记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四川省阆中市人，父亲为抗日烈士陈信余（1904—1939）原名陈琤。1947年进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之余成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进步学生，后来在特务的告密下，陈琤等3名进步学生被国民党抓入监狱。地下党虽然作了大量的营救工作，但两名同学仍然惨遭敌人杀害，陈琤因个子矮小，又没有半点证据，侥幸逃过一劫，牺牲的两名同学，一个姓肖，一个名秧，陈琤取其姓与名，从此改名肖秧。解放后，肖秧历任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干事，北京军管会干事，北京电信局军管组军事联络员，国务院第九办公室领导小组成员，北京市经委副主任、市外经贸委常务副主任等职。

在到重庆任职之前，肖秧曾分管过北京市对外经贸工作，北汽和美国吉普合资也曾得到他的大力支持，所以对于中外合资有着非常丰富的应对经验。另外肖书记还做过北京玻璃总厂厂长、党委书记，所以对于企业经营也非常了解。

这位副厂长吴云也是将门之后，吴云的母亲有着令人尊敬的经历，反映中共重庆地下党艰苦斗争的著名小说《红岩》中的“双枪老太婆”，就是吴云的母亲。1976年湖南大学汽车专业毕业后就被分配到重庆汽车厂工作了，1979年担任车间主任，1983年担任重庆汽车厂常务副厂长。

书归正文说回庆铃，庆铃在肖书记的指点下找到了五十铃，并由重庆市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艾金文出面正式与其谈判。

1984年6月20日，重庆汽车制造厂与日本五十铃汽车公司、京连兴业株式会社达成了初步的意向协议。

1985年元旦，重庆汽车厂与日本五十铃汽车公司正式成立了合资公司庆铃汽车有限公司。

合资公司虽然成立了，但双方的合资股本却非常少，第一期投资总额仅为430万元。注册资本仅为108.5万元，其中中方81.375万元占比为75%，日方27.125万元占比25%。如此少的金额也足以说明重庆汽车制造厂是真“穷”，五十铃投入如此少的资金也带有明显的“试水”性质。

1985年5月13日，国内第一辆合资轻卡五十铃630下线，庆铃从此跳进了五十铃的坑，到今天也没能爬出来。

自1985年算起至今36年时间内，庆铃先后引进了五十铃几乎全部载重汽车。但在自主品牌的发展和成效上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庆铃现在的自主品牌皮卡市面上也是难觅踪影。

反观老冤家江铃，情况则完全不一样。两家同期用N系列起家，同时做的发动机工厂，但现状则完全不同。就如今庆铃的公司结构来看，旗下大部分子公司都有五十铃的影子。

这庆铃现在究竟是重庆的庆铃，还是五十铃的庆铃呢？这种合资情况除了在台湾省的汽车制造业以外几乎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合资给自己合了个爹出来？这种情况如果放任其发展下去，台湾的中华、三浦、六合就是庆铃最好的例子。

纵观国内与庆铃同期成长起来的其他车企，大家都是利用五十铃的车型技术发家但如今全都改换了自主品牌。江铃、江淮等等车企全部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抛开产品不谈，就营收情况和市场占有率来说。庆铃近期的新车型几乎全都是叫好不叫座的类型，轻卡市场上打不过江淮、福田和江铃；重卡市场上又被解放、东风等企业压着喘不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