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义一句“开卷有益”，着实误人不浅|太平御览|宋太宗|陶渊明

赵光义一句“开卷有益”，着实误人不浅

“开卷有益”本来是一句有关读书的励志名句，但细细想来却着实误导了不少人。

北宋的王辟之在著作《渑水燕谈录》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宋太宗赵光义日理万机，但仍然坚持每天阅读两三卷《太平御览》，要是耽误，事后还会追补。

《太平御览》又名《太平兴国》，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煌然巨著，全书分为55类，精选1600多种书籍的重要内容，总计1000卷。臣下就劝疼惜皇帝身体，莫要太过劳累。于是赵光义就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这就是“开卷有益”的典故来由，与之相近的一句话是“开卷有得”，最早出现在晋代陶渊明的文章《与子俨等书》，原话是：“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一个九五至尊，一个闲云野鹤，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身份层次和生活状态，但都手不释卷，以读书为乐，一个忘记劳累，一个忘记吃饭，也说出了意思大致相当的话语。古今中外醉心读书的案例非常多，但唯独这两人对比强烈却又认识统一。所以，后世的人勉励自己或者他人读书，往往就喜欢用“开卷有益”作为格言。

赵光义的这句话，让许多人从读书中得到了智慧、涵养了心灵、增添了乐趣。但又不得不说，也恰好是这句话，让一部分人误入歧途、跌进了读书的泥沼之中。

这涉及到一个鸡与蛋的问题。书本质也是一种文化产品，是各种各样的著作者们下的“蛋”。有人说，只要鸡蛋好吃就够了，我们何必关心下蛋的母鸡呢？母鸡的美丑、品种、长幼这些倒是其次，倘若是一只病鸡，你还能坦然自若地享受她的杰作吗？

并非是厚古薄今，古代的鸡与现代的鸡还是有区别的。古代的文人著书立说，是奔着“立德、立言、立功”的重大使命出发的；古今出版制度不同，古人写书是自己呕心沥血，临了还要自掏腰包出版发行，典型的吃力不见得讨好，“带着灯油唱皮影戏”。在相当多的朝代或者“个性”皇帝在位的时期，玩文字不见得成名得利，搞不好还得搭上前程荣辱乃至身家性命。所以除非是不写不快，不写自觉对不起天地苍生与子孙万代（古语有云：文章千古事），不写压不住满腔才情，否则没有人愿意耗油熬命，自寻烦恼。

古代读书人少，才华能够支撑著书立说的少之又少，才华具备又愿意干这份苦差事的更是万不及一。“鸡”稀缺，“蛋”自然就罕见，有书可读，在古人那里已经是莫大的福气了。也不见得所有古人撰写的书都是精品，但能够禁得起时光河流冲刷和无数读书人筛选，而后遗存下来的，必然有一个坚韧的理由。所以在古人那里，开卷的确有益。

现代人不同了，写书有了稿费，至不济还能混点知名度。即便名利都不能得，评职称的时候也是加分项目，熟人、亲朋之间送一送，那是相当有面子。加之言论自由了，环境宽松了，“文化人”激增了，特别是新媒体诞生之后，创作成本更低，传播效率更高，各种文化产品开始了爆发式显现，受众一不留神就淹没在了信息海洋之中。

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总体上是极大的喜事。面对喜事，可以喜出望外，但绝不能得意忘形。我们渴望通过阅读获取真知灼见，但难免有贩卖歪理邪说的；本来指望愉悦心情、滋养灵性，却被有毒有害的东西污染了头脑；本来指望提升自我，却在那些粗制滥造、腐臭朽坏的作品里耗费生命……

姑且把这些不良的精神营养用一个中性词来冠之：私货。在作品里夹带“私货”，有的作者做得低级，很容易被人分辨和识破；有的则表现得高级，隐藏得很深，包装得很严实，甚至在“脓口毒疮”上“涂脂抹粉”，以一种近乎完美的姿态呈现。辨识高级的“私货”，需要一定的阅读基础和心智成熟度，并不是人人都具备，对于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倘若抱着兼容并蓄、博览群书的态度去阅读，就“开卷无益”，很不“卫生”了。

读书如吃饭，读书更如交友，需择善而从。文化产品的选择，习惯上有两个尺度：一个是禁得起时间考验，经典和精品总是能在时间洪流里中流砥柱；一个是禁得起读者挑剔。这并非是倡导人跟风读流行书，但毕竟能够被主流体系认可的作品，“歪”不到哪里去。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今天的食品源头管理日益严苛。文化产品选择的第三个尺度，我建议参考这种追本溯源的模式，“吃蛋”之前先看“鸡”把选择的目光回顾到作者身上。

作为一种精神生产，不管作者如何努力展示自己最想展示的，或者努力掩藏不应该的，但这个世上绝少有人可以完全做到深藏不露，作者的认知段位和人格、心灵状态，总会或多或少会在产品里遗漏出来。一个正常人不见得能创作，但那些人格残缺、心灵扭曲、灵魂污浊的作者，会写出正知正念正觉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