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二

俗云文无定法，读书亦然。选择哪种读书方法，首先取决于读书人的资质。说起资质，必须承认，人分三六九等，更有金银铜铁之说。如孔子所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生而知之，出自天赐，可望而不可即，不在谈论之列。以下如学而知之、困而学之等——此处之学，权且简化为读书，以契合我们的论题——依然有高下之分。有人心生七窍，可诸书并读，有人则分心乏术，只可专攻一本；有人一目十行，一眼千言，有人只可一字一句，循序渐进。要言之，聪明人有聪明人的读书法，笨人有笨人的读书法，听人传授读书经验之前，最好能确认自己究竟属于哪种人，长于什么，短于什么。

作为笨人，我只能谈谈笨人的读书法。近世以来，以笨著称的名人，首推曾国藩。梁启超说，曾国藩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最是钝拙。曾国藩亦云：“吾生平短于才，爱我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这不完全是谦辞。在曾国藩的家乡，流传一个嘲讽他鲁钝的笑话：有一天晚上，小偷到曾家偷东西，不巧碰上曾国藩秉烛夜读，短短一篇文章，不知朗诵了多少遍，硬是背不下来，小偷本想等他睡着了再下手，等到半夜，见他还在背书，实在忍无可忍，跳出来骂道：“这种笨脑袋，还读什么书？”——也许连一旁偷听的小偷，都能背下了。

当然，曾国藩的笨，只是相对而言。那些参照系，按梁启超的说法，乃是晚清最杰出的人物，如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各个天资卓绝，雄才大略。倘与凡夫俗子对比，曾国藩显然不能谓之笨。何贻焜《曾国藩评传》云：“曾公之个性，就智力方面言之，虽颇钝拙，究属中材。”中材之说，应是最公正的评语。

中材而自称鲁钝，与其说谦逊，不如视之为大人先生的修身与处世之道。真正的鲁钝是不知自己鲁钝，反而自命不凡，自以为是，有夜郎自大之慨；能够意识到自己鲁钝，可谓自知之明，则不见得多么鲁钝，至少迈出了打破鲁钝的第一步。往后该怎么走呢？曾国藩复宋子久信中云：“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总结其意思，一是守拙，二是补拙，补拙之道，在勤与慎。

曾国藩守拙和补拙，表现在读书，曰“读书不二”。其要诀，一是专：“一书未读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看书不必求多，亦不必求记，但每日有常，自有进境，万不可厌常喜新，此书未完，忽换彼书耳。”二是耐或恒：“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显而易见，这是最笨的读书法：一字一字读，一段一段读，一页一页读，一本一本读，读不通便反复读，读通了再往下读，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这么读必定十分辛苦，然而作为笨人，别无选择。笨鸟不仅要先飞，途中也得加倍努力。

读书不二之法，我猜测与曾国藩的家教有关。其父曾麟书，资质比儿子还差，考了十七次，年过四十，才中秀才。他的职业是塾师，自己愚钝，遂以笨法子教学生，包括儿子。他死之后，曾国藩作墓表，其中云：“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召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其视他学童亦然，其后教诸少子亦然。尝曰：‘吾固钝拙，训告若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这么说来，曾麟书仿佛有些呆气，然而袁昶说，子弟有呆气方能读书。

读书不二之法，常常令人想起曾国藩惯用的兵法：“……又行军过于迟钝，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呆仗云云，顾名思义，也是笨人的法子。譬如湘军攻城，不求速成，讲究持久战，以围城为宗旨，天天挖壕沟，如铁桶一般罩住城池（湘军大将、曾国藩九弟曾国荃由此得了个绰号“曾铁桶”），硬生生把对手困死，打安庆、南京等太平军重镇，莫不如是。倘把这里的城池换作书籍，可见打仗与读书正有相通之处。

说到兵法与读书法的互通，古人早有发明。《孙子兵法·九地篇》云：“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黄庭坚取“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八字，化兵法为读书法，化巧为拙：“古人有言：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要须心地收汗马之功，读书乃有味。弃书策而游息，书味犹在胸中，久之乃见古人用心处。如此则尽心于一两书，其余如破竹节，皆迎刃而解也。”文廷式对此大加赞赏：“黄山谷尝取兵家言‘并敌一向，千里杀将’二语，以为有如此劲悍，而后可以读书。”并为之举证道：“王船山（王夫之）僻处村坞时，无书可读。遇乡塾中有四子书，即取而训解之，凡数十本。陈兰甫（陈澧）师好读《孟子》，其手批旁注不下五六本。昔人凡读书，必先有一书得力，而后读各书皆如破竹，此最有益。”需要注意，“必先有一书得力，而后读各书皆如破竹”，可谓一经通而百经通，听起来十分神奇，其实仅限于儒家，因儒家经子，纵有百千，主旨则一。朱熹《朱子语类》好讲“融释”“贯通”，亦同此理。

如果能够判定，“并敌一向，千里杀将”的读书法，要旨首在“须心地”（全神贯注），次在“劲悍”（坚忍一心），则可说回曾国藩的“读书不二”，其专字诀正对应“须心地”，耐字诀正对应“劲悍”。而且曾国藩常言：“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可呼应文廷式所言陈澧读书的故事。不过，“并敌一向，千里杀将”的特色，不仅在方法，更在气势。这则为曾国藩所不及。就读书的气势而言，文廷式《旅江日记》曾引朱熹的读书经验作为佐证：“某旧年思量义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传后倦’一章，凡三四夜，穷究到明，彻夜闻杜鹃声。”——读书读到“彻夜闻杜鹃声”，该是何其美好的记忆。

最后要提醒一点，无论“读书不二”，还是“并敌一向，千里杀将”，不仅与人有关，还与书有关。不是所有书都禁得起我们字字研磨，句句细究。相反，值得这么读的书其实寥若晨星，必须是所谓大书或经典。何谓经典？如卡尔维诺所言，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或者参照张文江谈《金刚经》：它适用于所有人，你理解到什么程度，它就相应到什么程度，不但可以作为入门，还可以作为归宿——当一本书神奇如此，便可称作经典。

读书不必求记，却宜求个明白

还得从曾国藩说起。常见朋友抱怨：记性不佳，读书如风过耳，如烟过目，转瞬即逝，一无所余。我则奉上曾国藩给儿子曾纪泽的忠告：“尔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尔不必求记，却宜求个明白。”

针对无恒，曾国藩开出的药方是专、耐二字诀。至于记性，他认为不是什么问题，只要能“求个明白”，即领会作者之意，则不必强行求记。这说来简单，行之则难。试以陶渊明为例。其自传《五柳先生传》云：“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们大都记得前半句，因为这是读书生涯的常态，后半句则属偶然，否则陶渊明不至于兴奋到“欣然忘食”。何况“欣然忘食”的情形一多，必定有损身体健康，这也不是好事情。

如何“求个明白”呢？对一般人而言，并无捷径可行，还得遵循笨法子。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主张多读，熟读，读到一定程度，自然明白——只能说这是一种美好的预期，逻辑或事实未必成立。朱熹曾引此语，并加发挥，提出了著名的三到之说：心到，眼到，口到。最关键的乃是心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他强调的还是记忆，我则以为，惟有用心，才能会意；所谓会意，不仅指领略作者的意思，还得读到自家心里去。

倘以会意为读书第一义，则可引出我的一点愚见：读书最高境界，即得意而忘言。此处之言，不是作者说什么，而是怎么说；忘言之所指，则在去其形而存其神。金庸《倚天屠龙记》第二十章，张无忌对战八臂神剑方东白，临时抱佛脚，向张三丰学太极剑，不记招式，只看“神在剑先，绵绵不绝”的剑意，为了领略剑意，甚至要忘记剑招，其学习之要旨，端在一个“忘”字：

要知张三丰传给他的乃是“剑意”，而非“剑招”，要他将所见到的剑招忘得半点不剩，才能得其神髓，临敌时以意驭剑，千变万化，无穷无尽。倘若尚有一两招剑法忘不干净，心有拘囿，剑法便不能纯。

这个故事，我也常讲，用来劝解那些喜爱读书而记性糟糕的朋友。读书如学剑，学剑招不如学剑意，前者讲究记忆力，后者讲究理解力，只要会意，能否记住原文，则不是那么重要。学到哪一步，才能会意？这自然不必照搬张无忌的经验，把五十四式太极剑全部忘记，我们可以尝试一个小目标，对于书中的论点，尽力用自己的语言来转述，而非用作者的语言来重述，好似复读机一般，所学还是剑招。

学剑意或会意，要义在化，不仅指化去招数，汲取意蕴，还指将他人的知识纳入己身，据为己有。古人讲六经注我，金庸小说有化功大法，皆如此理。关于这一点，可参两位明代学者的高论。薛瑄云：“读书体贴到自己身上，方有味。不然，虽读尽古今天下之书，无益也。读前句如无后句，读此书如无他书，心乃有入。口念书而心他驰，难乎有得矣。”王畿云：“读书譬如食味，得其精华而汰其滓秽，始能养生。若积而不化，谓之食痞。”二人所言简直如出一辙。说白了，读书需要消化，不能消化，则难入心，知识再多，终属他人。食而不化的读书人，被王畿讥之为食痞，换一个更形象的说法，叫两脚书橱——这个绰号，曾落到过目不忘、博闻强记的钱锺书先生头上（这极可能是一种误会），可见读书人的化功大法修炼之难。

我得承认，以得意忘言等来谈读书，有些劝慰的意思。事实上，我无意否认记忆力的价值，无论阅读什么书，好记性几乎都胜过坏记性，而且，哪怕达到了得意忘言的至上境界，该记的东西，如一些基础知识，还得牢记。毕竟，把杜甫与杜牧、霍布斯与霍布豪斯、哈耶克与哈维尔混作一谈，认为列维·施特劳斯与列奥·施特劳斯是同一人，基尔克果与克尔凯郭尔是两个人，属于硬伤，怎么得意，都难遮掩。

一生要读几多书？

我读过的育儿书，以范福潮《书海泛舟记》《父子大学》最为难忘。从名目来看，这两本书，似乎与育儿无关。其主题，乃是一位生于清末、学于民初的父亲，在一个以革命与反智为特征的动荡年代，教儿子读书、作文，进而立志、成人。然而，倘若我们足够了解正大而厚重的中国古典教育，当知这正是育儿的内容。2018年初，范福潮把二书合一，更名为《一生能读几多书：我的私人阅读史》，重出江湖。新书名志在从俗，不能说不好，却不复言约旨远的古典意味。

“一生能读几多书”原是《书海泛舟记》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我对此文印象极深，因为作者帮我们算了一笔账：今人之寿命，照七十岁计算，自七岁开始读书，每天读五六十页，平均三四天读一本书，一年读一百本，六十年读六千本（这还不包括报纸、杂志、公文、课本等），如果有些书需要精读、重读、研究、摘抄，再打一个对折，那么一生能读三千本，大体可称读书人。

这个话题，读书人几乎无不关心。我认识一位书痴，极其清高，于金钱全无概念，人情世故一窍不通，唯独对读过的书目和数量锱铢必较，一本不可缺漏，稍有轻视，立马横眉立目，仿佛侵犯了其身家性命。与此相应，朋友圈则有一些人，喜欢制定读书目标：本周要读多少书，本月要读多少书，本年要读多少书……对此我曾吐槽，这些喜欢立flag的人，往往都不读书或不爱读书，十之七八难以兑现诺言。这两个情节，恰好从两个方向，呈现了读书人的数量焦虑。

有些人焦虑到了什么程度呢？以前每逢新书出版，我都要去豆瓣看看，多少人想读，哪些人在读，读后评价如何。好玩的是，曾有两次，新书尚未上架，已经有人点击“读过”，并打了三五颗星。我问责编，此人是不是出版社同事或朋友，近水楼台先得书，她也一头雾水，表示素不相识。后来承蒙行家指点，这才明白，有些人只读书名，抑或翻翻目录、前言或后记，便宣称“读过”一本书，所以他们每年能读一两千本，不出两年，即可达成我辈一生的读书量。我不知道这样的读书方式，除了自欺欺人，还有什么意思呢？对读书量追逐至此，也许已经不是焦虑，而是谵妄。

大学期间，我也曾追求读书量，曾立誓第一学期读遍学校图书馆的哲学书架，第二学期读遍法理学书架等，读了两个月，渐渐发觉，这一计划一来难以实现，二来意义不大：纵使把那一架书甚至整个图书馆的书都读完了，又能如何，如果所获得的知识不能化为己用，如果最终人与书毫不相干——王闿运说曾国藩是读书人，张之洞是看书人，读书人能通经以致用，看书人则人是人，书是书，二者了不相涉——那么充其量不过成就了一个大腹便便的两脚书橱，书橱再大，终归还是书橱。所以说读书量固然炫目，却可能导向一条不归路。

我尝试改动一字，不再问“一生能读几多书”，而追索“一生要读几多书”。须知能力是一码事，需求则是另一码事。洞察到这两个问题的差异，应在2013年初，我从市区搬到乡下，大批藏书都留置城中，只挑了两百本随行。到乡下之后，发现还是带多了，真正需要的不过三五十本。由此开始思量，书海无涯，弱水三千，当只取一瓢饮，一生要读或者说要精读、重读的书，应不超过两百本，也许一百本足矣。彼时还悟出一个道理，读书到了一定阶段，第一不该求快，而当求慢，正如思想到了一定阶段，不该求锐，而当求钝；第二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人到中年，也是如此。

我们的问题还可以精确一点：一生该重读多少书。我常说，读书不是比数量，而是比质量，与其读十本烂书，不如读一本好书，与其把十本烂书读一遍，不如把一本好书读十遍。这番道理，如果由叔本华来表达，想必更具说服力：“阅读好书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不要读坏书。”“坏的东西无论如何少读也嫌太多，好的作品无论怎样多读也嫌太少。”其要义，即对于好书，当一读而再读。不用担心一本书经受不起我们的重读，真正的经典，如卡尔维诺所言，你每次重读，感觉都像初读一般，能带来新鲜的发现。

蔡清云：“欲为一世经纶手，止熟数篇紧要书。”

供《同舟共进》2021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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