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不肯出仕的节斋先生|乾隆|婺源县志|孔子|康熙|明朝

婺源乡土旅游甚盛，四时游人如织，尤以春秋称旺季。婺源值得一游的地方，东南西北四至，所在多有，或风光旖旎令人流连，或人文深广使人叹服。

然则在婺源有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村庄，名虽不见载于旅游图册，游者仍络绎不绝。这便是坐落于县城西北苍翠青山之间的坑头村（婺源方言中，“坑”有溪水之意，故坑头为溪水源头之意）。

村本不大，然而论风光，自有一种桃源风采，进村夹道遍植桃树，当季之时真有落英缤纷之貌，溪水终日湍湍不歇，水至清而犹能见鱼——条条石斑，奋勇逆水。

说起本村人文，又自能铺陈出一番锦绣，不必说历朝历代的进士、举人多如牛毛，也不必说历史上到全国各地为官、教学的大人先生声名之隆盛，更不必说那些散落在村落边边角角的古代遗迹之多姿多色，单是一座座明清拱形石桥，便足以达到一个世界纪录——世界上人均拥有石桥量第一——而令人瞩目。

江南风物都体现在马致远的那句“小桥流水人家”之中。在坑头，则能看到最正宗的江南，既有三十六座半桥的雅致，也有流水潺潺的韵味，还有灰白相间的明清徽州古建群——马头墙一飞冲天，四水归堂的天窗明媚而敞亮。

自古人人爱江南，非独以此地风物久繁华，还因为这里的文风甚盛，雅士云集，才者辈出。婺源亦多才子，可谓钟灵毓秀、地灵人杰之地，然在婺源，可称为“书乡”者不多，坑头居其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内蕴一种大“气”，是孟子的浩然大气，也是文天祥所讴歌的正气，这样的气节通过一代又一代文人的演绎与再造，遂成为中华文化的底气和深蕴。

这种气节尤其体现于朝代更迭的时候，尤其当外族入主中原之时为然。在清初，其表现为明朝遗民的气节，江西易堂九子即是其代表——这已有赵园先生的研究；相对来说，宋元易代之际的遗民关注者较少——这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考索不易。

坑头人至今仍感念的潘荣则是宋元易代遗民的一个代表。

潘荣，字伯诚，号节斋，读书人称其为节斋先生。因潘荣不做官，故在以政治人物记载为主的时代，名不见载于史册。

根据本村崇祯年族谱记载，明朝弘治年间潘元铎将旧谱上所记载的潘荣事迹告诉了学士程敏政，程便为之作小传，载于《新安文献志》，潘荣遂青史留名。康熙《婺源县志》与乾隆《婺源县志》都将潘荣当成儒林的代表人物而有记录，其文与程学士传记大致相似。

根据以上三书资料，我们可知节斋先生乃是有才之人，却过着隐居的生活，乾隆县志中明确提出了他隐居的原因是：“值宋革命，秉节不屡元地。”——即宋朝倾覆之后，他是为宋而守节的遗民。

至今探讨遗民的心态，只能通过其作品。潘荣之所以仍然能给人一种较为具体的形象，主要原因并不是程敏政的传记，而是他自身乃是一个留有传世作品的坑头文人。

潘荣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历史作品，尤其是那本《通鉴总论》。根据史载，为写作此书，他花了二十年时间。

这本书一旦写出，就成为当时和后来的历史学的经典，是不可绕过的史论名篇。清代有人反对这本著作，但也不得不承认其影响力，说市面上若有刊布《通鉴》小本，都会把潘荣的《通鉴总论大要》冠于前面，可以说人人都看这本书。（读史略论，[清]杜诏）。

同时，本卷书也附录在一本儿童启蒙读物《小学史断》的后面，可见重要程度与接受度之广（郑堂读书记，周中孚）。

近代学者在考索历代史学史著作中，也浓墨重彩地提到了潘荣，因为他的《通鉴总论》乃是元代著名史论，不仅有单行本刊布，而且是明代大量史籍的开篇之作，影响很大。可惜的是，清代修四库全书之际却将此当作禁书的标志，凡是开首印有《通鉴总论》的都在禁毁之列，这倒令人诧异（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元明卷，杨翼襄编著）。

之所以令人诧异，是因为潘荣虽然义不事元，但总体而言乃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一般来说是维系伦理的秩序和政权的合法性。这一点，从他的那卷书作为附录和南宫靖一的《小学史断》并列刊出即可见。

南宫靖一直言：“经以载道，史以载事。古人尝有是言。虽然，事不离道，道不外事，一而已矣，可二乎哉。自古国于天地间者，能使朝廷清明，彝伦攸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尽其分，而小人不得胜君子，夷狄不得以干中夏者，以其能扶植此道也。”意思就是，历史著作与儒家经典是不可分的，在写作历史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提倡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道德观，这种道德观乃是传统社会实现国家统治的根基。在中国古代，从孔子开始，写作历史就有着道德的目的，南宫靖一认为，司马迁和班固忘记了这种道德目的，直到程朱理学兴起，这种历史与儒家道德结合的传统才又复兴起来。因此朱熹所作《通鉴纲目》是有理学目的的；同样，潘荣写作《通鉴总要》亦然。

潘荣在其书中提出治理天下有三条原则：明、断、顺。明就是亲贤人、远小人，那么自然君子进而小人退；断就是赏罚分明，那么人们就会做好事而不敢做坏事；顺就是提倡礼仪教化，那么天下就会自然和平。他提倡三代之治：“纯用礼教，教化大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无为而治。”（潘荣，通鉴总论）这一“三代之治”就是孔子的大同思想的具体想象。

以上就是潘荣的主要思想，和司马光所编著《资治通鉴》的目的无不同，可说都是为了理顺历代政治得失，以利于统治者之以儒学治理天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算不屡元地、不事元主，在潘荣死后，仍然被奉祀为乡贤。这种情形就如同，清朝皇帝会厚葬那些为明朝死节的士人官员一样，是为传统道德树立典范。

潘荣作为元朝新安理学家的一个代表，实际上是一个群体的缩影，这样的新安理学家还有很多（赵华富，元代的新安理学家）。由于时代和个人心态的原因，这些新安理学家很少走上仕宦的道路，他们转而著书立说，“老儒宿彦，自蒙童读书，至老死未尝暂释”（寄园寄所寄）。

在程学士写传记的明弘治年间，坑头人已经开始将潘荣当作乡贤祭祀。直到今天，当地人还记得这个乡贤祠的具体位置并指给我看，当地乡土文化精英潘灶新明确告诉我，乡贤祠里供奉的并不是历朝历代的乡贤，而只有一个潘荣。可以说，潘荣是古代中国读书人的一个典型象征，他虽然没有学而优则仕的经历，但他却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指点中国政治。在他身上，学术和政治是融为一体的。

今天，在坑头除了乡贤祠，还能够看到潘荣当年教过书的地方，其遗迹就在那个有着“江南第一牡丹”之称的园林，名为“上岸山居”——因其地靠近山坡，较村庄一般屋基要高。牡丹本不生于南方，要在卑湿的环境中培植起来殊为不易，但是坑头的这株牡丹，历经千年而犹存，年年开新花。据闻那里的牡丹最盛时可达一百朵，正常年份也能开三四十朵。上岸山居在宋元乃是一个书院，院子中有一排花木，还有一座鱼塘——号为春草塘，池塘至今依然明亮如镜，塘边植有一株芍药树，很有江南园林的雅致。时过境迁，书院早已荒废了，这里也成了普通人的住家。

而潘荣的故事仍然为这一家人所记忆，如果你去坑头看千年牡丹花，说不定还能亲口听到潘荣如何千辛万苦培植牡丹而感动花神的故事呢。

族谱记载，节斋先生凡三娶，广为开枝散叶，其后人中有迁居临沂者，千年后犹能寻祖回到坑头，此亦一佳话也。根据临沂市罗庄区潘墩村民国十二年（1933年）之旧谱记载，潘荣（伯诚、节斋先生）遭遇变乱，迁居于山东琅琊南坛村，在民国时期，尚能在那里找到潘氏祖先坟茔，后又有潘（讳）均迁居于沙沟墩（窃疑即今潘墩也），并世代绵延，以至于今。

临沂罗庄区潘墩之潘宗章、潘宗申告诉我：他们多方寻祖，内心已困惑多年，直至找到坑头族谱上记载之“潘荣，字伯诚”句，心中谜团方始解开。此所谓“心诚则灵”也。

潘宗章先生，事业有成，犹能用心于家乡族谱事业，遂嘱我作文梳理其祖地、祖先之情形，我便不揣冒昧，行文至此。

参考资料：

崇祯本桃溪潘氏族谱

《元代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潘荣著《通鉴总论》

《寄园寄所寄》

康熙婺源县志

乾隆《婺源县志》

南宫靖一著《小学史断》

程敏政著《新安文献志》

杜诏著《读史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