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袁隆平院士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袁隆平这个名字都熠熠生辉。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是国家发明特等奖、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更是受亿万人爱戴的“杂交水稻之父”。

2018年，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视频专访了这位老人。痛寄哀思的同时，我们愿与大家一起重温这些音像画面，在袁老的讲述中感受他的人间大爱！

民以食为天。水稻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袁隆平从1962年开始从事水稻研究，到现在有半个多世纪了。“在上个世纪60年代饥荒的时候，我体会到粮食的重要性，没有粮食吃什么事干不出来，所以我决定从事水稻的研究。”

杂交水稻研究是从1964年开始的，通过九年的努力，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成功，1976年开始大面积推广，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获得成功……

而到了2018年，在河北永年示范田里的超级稻，平均亩产达1203公斤。

示范田里获得了超高产，但是怎样才使农民的水稻田也达到这样高的水平？

“客观上讲，示范田条件比较好，肥料、农药、栽培技术等都是好的。示范是树标杆，就像奥运会冠军一样，大家培养冠军的时候，会给很多好的条件，一般运动员达不到这样的标准。不能说奥运会得了一个冠军，就要求一般运动员都要得冠军，那是不可能的。”袁隆平说：“但是，树的榜样在那里、一个样本在那里，相关的技术储备就在那里，农民可以慢慢逐步接近，通过今后的努力，改善各方面的条件，也使农民的水稻田达到更高的产量，上一个新的台阶。”

杂交稻的产量不断地创造新纪录，但在水稻育种上，怎么协调高产和优质的关系？对此，袁隆平也在思考。

他认为：在上个世纪主要就是解决温饱问题。而进入新世纪，人民的生活需求变了，水稻育种上的战略上也要随之改变，既要高产又优质。

“有人认为高产和优质是对立的，认为高产不能优质、优质不能高产，这是片面的。优质和高产没有对立的矛盾，只是同时兼顾的话，难度大。”但他也明确表示：“我们也有一条原则，不以牺牲产量为代价追求优质。产量还是第一位的，中国的现实情况就是人口多。如果光是追求优质，但产量上不去，大家就都没有饱饭吃了。”

袁隆平也提到了现实中的一些问题：一些不施加化肥的有机米，品质好、价格高，但产量很低，如果一味追求有机米，口粮的绝对安全就得不到保障了。种粮要做到既高产又优质，但归根到底高产还是放在第一位。

要解决两者兼顾的问题，袁隆平认为，关键在于科技进步。没有科技进步，农业提质增效就是空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适度控制化肥的使用，引导农民实现高产量的优质。

作为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问题向来受到世界的关注。早在1994年美国人布朗就发出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他认为，21世纪中国可能要大量进口粮食，将造成全球粮食恐慌。

但是，中国用实践证明布朗的判断是错误的，他对科技进步在提高农作物生产力中的巨大潜力估计不足，农业科技进步是支持粮食增产的第一生产力。

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占用耕地，目前我们18亿亩耕地的底线也面临较大的压力。袁隆平认为，依靠科技提高粮食的亩产量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另一个可以发力的方向是增大可播种面积，比如，开发适合在盐碱地等恶劣条件下能够生长的农作物。

“我们国家有十几亿亩的盐碱地，还有几千万亩的滩涂，以前这些都不能种庄稼，但我们目前正在研究耐盐碱水稻，目的就是培育出能在盐碱浓度比较高的地区种植的品种。在盐碱地上，即使亩产只有300公斤，起码也可以多养活8000万人口。

袁隆平说：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国家实力大大增强，对于科技人员来说，最明显的体会是科研经费不断增加。上世纪六十年代，大约只有400元科研经费，80年代大约2万元，后来两系杂交稻被列为国家“863”计划，一年科研经费变成了1000万元。

国家富起来了，我们的科研条件和设施也越来越先进了。育种与其他领域的科研还不同，育种的周期很长，不能拔苗助长。其他领域的研究白天干不完，可以晚上来，但育种不行，只能等着植物按照自有的生长周期去长。

后来开始建温室和人工气候室，可以调节温度、湿度，缩短了育种周期，还有海南三亚的南繁基地，通过南繁加代，正常需要八年才能完成的试验，在三亚三年就可以完成。

“我有两个梦：一是禾下乘凉梦，梦想试验田里的超级杂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稻穗有扫把那么长、谷粒有花生米那么大，我坐在禾下悠闲地纳凉；另一个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尽管已经年届九旬，袁隆平的心还在试验田里：“我今生最大的心愿是让杂交水稻更多地造福世界。希望杂交稻不仅对建设中国的和谐社会作贡献，也为促进世界和平作贡献。”

视频：农民日报《三农大家谈》栏目

文字：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骆玉兰

监制：黄慧 编辑：朱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