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新四军三支队在司令员张云逸率领下坚持抗日斗争，在安徽铜陵、繁昌一带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引起了日军的极度恐慌。
为了报复新四军，日军从5月20日开始对铜繁地区进行规模空前的“扫荡”。
当天早晨，日伪军共5000多人从荻港出发，兵分两路向三支队司令部所在地——繁昌县孙村镇一带“分进合击”。
张云逸得到情报后，立即率领部队推进到镇外的铁矿山，依托那里的有利地形，展开积极防御，顽强抗击敌人。
面对气焰嚣张的日伪军，新四军将士展开了殊死博斗，战斗打得非常激烈。
由于新四军占据了制高点，又极为英勇顽强，使敌人的火力优势难以发挥，日伪军猛攻了4小时，却始终未能攻克铁矿山。
日军指挥官见久攻不下，便从附近的顺安等据点紧急调派援军，妄图把新四军三支队包围起来。
张云逸见我军已对敌人造成不小的杀伤，若继续坚守将陷入不利境地，当即指挥部队向黄木岭一带实施战略转移。
日军当然不甘心精心筹划的“分进合击”就此破产，又将繁昌大本营的2000多名敌人调派过来增援，在1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于21日拂晓再次发起疯狂进攻。
其实，头天晚上张云逸已经带着司令部从敌人合围的缝隙中突围出来，转移到吴家台子村。
但由于敌人的步步紧逼，三支队设在孙村的临时医院里，还有200多名伤病员未能及时撤出来，另外还有三支队文工团的部分人员和一些地方干部尚在敌人包围圈中。他们一旦落到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要想把这些同志解救出来，困难是极大的。
首先，伤病员、文工团人员和地方干部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要把他们召集起来本身就是一个大难题。
其次，如果派部队打进去的话，很有可能救人不成反遭到敌人重重围困，无异于白白牺牲有生力量。
面对这一不利形势，张云逸仍然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包围圈内的同志都解救出来！
可到底该如何解救呢？张云逸虽然身经百战，一时也想不到两全其美的办法，急得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这是一间孤零零的茅草屋，建在吴家台子村北面的小山坡上，据说以前住着一位教私塾的老先生，前不久老人去世，这间屋子已无人看管，变得破烂不堪。
昨晚张云逸带着部队进了村，便把这间小屋作为临时指挥部。
警卫员刚刚又进来报告，说敌人离孙村只剩下三十里了，而派出去联络地方干部的通信员却仍未返回，情况越来越危急了！
历来遇事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张云逸，面对这种情况也有些心急了。他停下脚步，走到墙边，情不自禁地握紧拳头对着土墙捶了一拳。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这一拳下去，竟把墙壁砸出一个洞来，把正等待命令的警卫员也吓了一跳。
张云逸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正感动懊悔，突然发现那个破洞里露出一个黑色的油布包。
“咦？墙壁里怎么藏着个油布包？”
警卫员好奇地走过来，打开油布包一看，包在里面的竟是一本纸页发黄、破旧不堪的线装书。
“司令员，这是什么书啊？”这也难怪，警卫员出身贫寒，根本就不识字，便把书递给了张云逸。
“哦，这是《战国策》，一本历史书。”张云逸看了一眼，随手翻了翻，发现这本书保存完好，却不明白原主人把它藏在墙壁里面到底是何用意。
“唉，我还是当是什么宝贝呢！这破书对咱们一点用处都没有！”警卫员嘟囔着。
张云逸却紧盯着书中的一行字，反复念叨着“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
“司令员，你在说什么？”警卫员倍感诧异。
张云逸并不理会，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突然一拍大腿说道：“好一个围魏救赵之策，咱们就用这个办法对付敌人！”
“什么是围魏救赵啊？”警卫员越听越糊涂了。
张云逸却说道：“没时间解释这些了，你马上把赵（凌波）参谋长和团级指挥员都叫过来，我要任务交给他们！”
赵、饶、叶三人进来后，张云逸立即下达了作战命令：
五团副团长曾昭铭带一个营，到繁昌县城通往孙村的公路上阻击敌人，不求打胜仗，只要牵制敌人兵力即可，不要恋战，且战且走。
五团团长饶守坤、六团团长叶飞带领主力部队一律轻装上阵，立即抄小路直捣日军设在铜陵的大本营，不必攻下敌营，但要打出声势，迫使敌人回防。
叶飞一听就明白了：“司令员这一招‘围魏救赵’之计真妙！”
果不其然，当日军听到来自铜陵方向的隆隆枪炮声，又侦知新四军大部队正杀往铜陵抄他们的老窝时，立即撤围而去，孙村之围就这样解除了。
后来，当地老百姓得知此战经过，不禁啧啧感叹：张司令员从茅草屋中偶然发现一本破书，竟从中悟出破敌之计，上演了一个传奇战例，真是如有神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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