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舞台上的那些风云人物,很多都有留日的经历,比如鲁迅、杨度、黄兴、徐锡麟、秋瑾、蒋介石、蒋百里、阎锡山、胡汉民、汪精卫……等等等等。
据统计,在二十世纪初的头几年,从大清国出发,选择留学日本的人数,几乎为赴欧洲学习人数的总和。
当年,为什么中国青年们都要争先恐后的“下东洋”呢?
赴日中国留学生合影
客观看,主要出于四个方面的考虑:国情相近;文化有共通之处,好适应;最重要的是投资少、见效快,产出高,性价比划算;还有日本国内对大清国留学人员的相关产业链比较成熟,从政府到各色留学中介,都持欢迎态度,其中缘由,后文会详细讲。
第一点很好理解,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与中国国情大体类似,闭关锁国,被动的让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日本成功尝试了自上而下的搞近代化改革,发奋图强,脱亚入欧、文明开化,没几年效果就杠杠的。尤其是甲午战争失败后,在巨大刺激下,大清国似乎找到了崛起和复兴的榜样,出现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随后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也处处效仿日本;张之洞的《劝学篇》更是以老前辈的名义,向大清国的有志青年们发出了“到日本去留学”的号召。
第二是文化相通之处多。
想必大家都听过这么一句话——“看汉唐,去日本,看宋明,去韩国,看民国,来宝岛台湾。”
跟中国多次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过,文化更为杂合不同,长期以来,日本处于较为封闭环境中,反倒使得一直被认作“正统”汉唐文化能比较完整的传承下来。以至于,当年的日本文化和生活习惯里,也不乏汉家王朝的影子。抛开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中的恩怨情仇,光在中华文化的保留这方面,竟然能让一些号称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激进革命人士非常认同日本那一套,认为跟满清“鞑虏”比,日本文化更接近所谓的汉族正统。
比较有说服力的像咱们现在看到的清末不少革命人士,留下的照片,很多都是和服加身,一本正经的日本人装扮。
比如下图,最有名的秋瑾和服照。
还有孙中山的战友——章太炎,和服穿起来还挺有味道。
章太炎和服照
此外,就是便宜,离得近、投资少、拿证快,各类中介机构产业链发达。
上世纪初,张之洞提交了《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奏折,明确提出:“以后新派总署堂官、章京、海关道员,出使大臣及随员,必选诸曾经出洋之员……若未经出洋者,不得开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意思是,要想进大清国涉外部门,捧上公务员的铁饭碗,你必须得有海归身份。此外,各类政教机构的公务员、教员,稍微上点档次的产业部门的管理技术人员,都是留过洋的优先。
那么,东洋、西洋都是“洋”,出于经济和时间效益的考虑,自然哪个既便宜又快,就更具有吸引力了。
显然,东渡日本的“事倍功半”,不仅仅适用于有志青年为“中华崛起”而努力,也同样迎合了那些急于跻身于成功人士的年轻人们的需求。尤其是那些直接通向官场的学科,如法政、军事、警察等,总是挤满了大清国的求学者。
1907年,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合影,规模壮观。早稻田大学作为知名学府,留学生多为政府公助
日本那边呢,也是乐开了花,为广大中国留学人员量身打造了各类“套餐”。
先是推出了双轨制教育——为取得中国高中学历的青年们开设速成课,学制半年至一年,课堂直接配翻译,懂不懂日语不太影响拿学历。课程集中在最热门的军事、警务、师范等;
面对为较年轻学生,则开设普通科,学制三年,完成言语班后,主要提供日本学校的标准课程。同样的课程,比欧美的学费低廉得多,生活费也不高,一般中国的小康家庭勉强还能担负起。比如家道中落的鲁迅先生,就选择了东渡日本,先在东京弘文学院上了言语速成班,后进入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现在,学校内还建有鲁迅纪念馆,原样修复了当年鲁迅听过课的阶梯教室,陈列着鲁迅的上课笔记,教的作业,墙上还挂着鲁迅当年的成绩单——解剖学59.3分,组织学72.7分,生理学63.3分,伦理83分,德语60分,物理学60分,化学60分。142人中排名第68名。
鲁迅先生的母校,现日本仙台东北大学内的鲁迅雕像
针对前文提到的“双规学制”,显然第一个选择更加“投资少、见效快、产出高”。
在大清国“公务员资格”的诱导下,年龄跨度相当大的学生们,都蜂拥进了速成科。比如,宏文学院从1902-1906年共招收1959名学生,大部分选择了军事、警务、师范等速成学科,只有区区129人进入普通科,认真去搞了学术。
此情此景下,东洋涌现出了大量“野鸡学院”,学制一个比一个短,最夸张能做到注册当月拿到毕业证。日本“学校”之间为了争夺大清国的生源,还展开激烈竞争,学费越来越低,招生门槛几乎都降到了零起点。
那个年月,留学日本成为最快戴上“海归”头衔从而进入大清政府机关的捷径,如同外地的螃蟹在阳澄湖洗个澡后便成了大闸蟹,身价倍增。
如此风气下,当年的留日学生学业水平普遍低下,连日本官方和某些有“良知”的教育管理者都看不下去了。毕竟,日本本土学生通过严苛的大学入学考试后,得学满4年才行,各项成绩达标后才可以毕业;而按照常理,中国学生得先学习语言,然后才能开始专业学习,正常情形下,至少得花6至7年,才能完成大学学业,而其中的大部分人,却在6个月就“速成”了,简直丢了日本高等教育招牌的脸面。
即便如此,日本官方对大清国的留学生还是持有非常欢迎的态度。其中不乏一些比较丑恶而阴险的考量。
他们考虑到,通过战争的模式搞钱,蚕食中国,一时半会儿不容易做到,即使做到了,也很难在人口多于自己数倍的被征服者中,充分树立统治权威,不如兼用“和平演变”的手段,把对方的精英、官僚、和行业的管理阶层同化成自己人,这样显然更靠谱、更划算也更具有持久性。
事实证明,这种操作,不乏成功的案例。比如独立后的印度,对英国并未妖魔化,反而表现出了明显感激的意思。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的社会精英阶层,基本上都是英式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对于英国的那套语言文化和观念十分的认同。而这些精英阶层又会带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各种舆论的倾向。现代印度自然就对英国充满了好感。
然而,中华民族哪是这么容易被忽悠得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些留日学生们,埋葬了清王朝。
不过,虽说留日浪潮中,不少人属于混子,但认真学习报国的,量还是挺大的。像国民时代的风云人物,“军神”蒋百里将军,在浙江大学深造期间,因为表现出色被选为公费赴日本留学生。
蒋百里戎装像
蒋百里留学的学校叫日本陆军士官学院,属于日本培养武官的地方,后来蒋百里战场上的对手,很多日本法西斯侵略者都属于他同窗或者学弟。1905年,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十三期毕业,综合成绩第一名。
按传统,第一名会获得日本天皇奖励的佩剑。但日本人觉得把如此殊荣给个“东亚病夫”的民族,很没面子,于是想找借口要给第二名,结果,第二名呢,也是大清国的留学生,前三名都是中国人。
1912年,蒋百里出任保定军校校长。然而,他的种种改良措施,遭到北洋旧派军人的阻扰,蒋百里在悲愤之余,竟当着师生的面,刚烈的举枪自戕以“明志”,幸好被旁人及时阻拦,没有危及性命。在疗伤期间,还跟一个名叫佐藤屋登的女护士幸福的结合了。
跟同时代的很多日本女性一样,佐藤屋登此后几乎把自己活成了中国女人,改名蒋佐梅,育有5个女儿。其中,老三名叫蒋英,是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她的先生就是中国火箭之父、导弹之父,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
钱学森、蒋英夫妇
跟赴东洋学习文史军政、法律的留学生不同,钱学森是1934年考取的清华大学赴美留学资质,作为“庚子赔款”资助的中国留学生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专业。
很显然,早年赴东洋救国的,不少成了大清国的掘墓人、思想文化领袖和武装救国的中坚力量;而之后远赴西洋的,则多成了新中国工业国防现代化事业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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