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白岩松三部曲

白岩松三部曲应该指的是：《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和《白说》。

《痛并快乐着》第一版应该是2000年出版的，我看的是微信读书中2010年的版本，按最后一章“十年后的回忆”推算第一版的时间应该是2000年，但书的简介却说是“16年前”出版的，不知这个16年是怎么算出来了，但如果按2010年的16年前算的话就是1994年了，而那时香港和澳门都还没有回归，与书中的内容不符，所以这样计算第一版的时间应该是错误的；如果是2000年出版的话，这个“16年前”就应该是2016年写的，但我不知道这本书和2016年有什么关系。从书的内容看，第一版的时间是2000年的话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幸福了吗？》是2010年出版的，我在简介中看到说是“6年前出版的”，写这段话的时间应该是2016年，这么看来2016年应该是这两本书在微信读书中上架的时间，而这里的简介应该是微信读书的小编写的，只是写的时候也不知道加上个时间戳，才不致以造成这种误解。

《白说》是2015年出版的，前两本书，一本谈“快乐”，一本谈“幸福”，而这本书谈的应该叫做“中庸“。看一下五个部分的标题：

1. 岁月活着不是非赢即输

2. 价值得失不是非有即无

3. 沟通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4. 态度进退不是非取即舍

5. 时代真相不是非此即彼

是不是马上就让你领略到了“太极”的境界？

白岩松能被观众所喜欢，或者说他今天拥有这么大名气最主要的原因是电视上的他被塑造成了“敢说真话”的新闻主持人（其实应该是“新闻评论员”，但大部分观众可能不太知道什么是“新闻评论员”）；又因为他所在的媒体属于“体制内”，于是就有了“体制内最敢说真话”的标签，这种有些矛盾的身份让他成了中国媒体环境下比较独特的存在。

"敢说真话“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下是一个很难得的品质，我承认我会对这类人比较关注，毕竟就我们能接触到的信息来说，大部分是套话、场面话、官方发言；真正能直接地传达真实且有意义的信息的媒介非常有限，于是”物以稀为贵”，敢说真话就成了较容易受到关注的特质。

但敢说真话的人却常常不能说真话，或者说不了真话；就算说了，也很难得到传播；但白岩松不一样，他“能说真话”且能在传播最广的媒体中说“真话”，这就更难能可贵了。

如果你的信息来源主要是电视，那么，白岩松确实是个不错的过滤器，通过他更容易听到一些有价值的真话。但毕竟在体制内，你也应该心里有点数，很多话能点到为止就已经很不错了，更多的时候还是会出现“最重要的议题被忽视，只谈次要问题”的情况。如果你对真相比较执着，体制内的白岩松不可能给你，凤凰卫视也不能。

于是，我们可能会退而求其次；希望在体制内听到尽可能真实的声音；而他很多时候就扮演了我们所期望的这么一个角色。

当我们总习惯用“体制内”和“体制外“来区分不同的媒体人的时候，白岩松给出的回答是：国内有哪一块地不在体制内吗？既然都在体制内，又哪里来什么体制外？

仔细想一想，还真是这么一回事。

自古以来，对社会的变革一直都存在两个派别：体制内的渐进和体制外的激进。

从方法上讲，没有人喜欢体制外的激进；然而，说真话似乎与体制内有某些矛盾，于是有些人觉得他如果走出体制，或许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但后来发现就像他所说的：根本不存在体制外。

因为体制内这个标签的存在，网友们看待他的言论的时候难免会带上一些与此标签有关的感情色彩，更容易想当然地以为他会“屁股决定脑袋”；但当我们这样看待他的时候，也许也应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是否已经犯了同样的错误，先把自己与体制内的他对立起来了？

最近，白岩松“不会吧”的言论被推上了热门话题，我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些批评与质疑是不是有点过度解读了？

在回答怎样看待当代年轻人面对生活和就业压力的悲观时，白岩松回答到：”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 ......”。回答完后，又补充了截图里的“不会吧”的感叹。

如果没看过相关的讨论，当你第一次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人不会觉得这些话有什么问题，但当有人把这一段话单独挑出来，再结合他“既得利益者”的身份来解读的时候，这种言论就变得有问题了。

类似言论如果你想找的话，肯定还能找到很多；当然，我不否定每个公民都有权利拿放大镜看待公众人物的言论，而他特殊的身份就算不代表工作单位，也很容易让普通大众把它当作某种意义上的“官方发言”。

白岩松在《幸福了吗？》一书中说过，“自己话语权已经太多，于是从未有开博客或微博的打算”。但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可能不是话语权的问题，而是自己的身份很容易让受众把他在微博或博客中说过的每句话都当作”官方发言“。就像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推特一样，当他还是总统的时候，他在推特说的每句话都可能成为新闻。这显然并不是一种好的公关方式。

但话语权这种东西其实是挺有诱惑力，并不是说放弃就能放弃的；当你拥有话语权后，你说的话会被很多人关注，觉得你说得好的人会不断鼓励你继续说话，反对你的人会不断刺激你出来解释或反驳，于是，你很难停下来。

所以，除了央视的平台外，白岩松还在优酷做了一档节目《对白》，这件事并不出乎我的意料。它是一个说话欲望释放的窗口，同时又是一个经过一定的审核程序才能发布的平台，能保证内容不会像微博那样不容易控制。毕竟“官方发言”不喜欢不受控制的话筒。

扯远了！

还是让我们回到这三本书来吧，我是反着看的，先看了《白说》，然后再看《幸福了吗？》，最后才看《痛并快乐着》，但最后一本只看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就不想看下去了，因为我感觉他要说的东西我基本都知道了，而过多的无关紧要的流水我也没有多大的兴趣，但前半部分从自己大学毕业到在央视工作的一些经历我还是觉得值得一看的。

他毕业那年，刚好是特殊时期，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特殊时期，但我这里也不可能细讲。

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新闻人”，希望改变某位学者提到的“耻于与新闻为伍”的过去；这当然是好的期望。但我们也应该知道他这里的“新闻人”，与我们在美剧《新闻编辑室》里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在有限的言论范围内不断去尝试可说的空间，一个是把新闻当作一把刀，刺向试图隐瞒真相的群体；一个追求金话筒奖，一个追求普利策。

看书中的描述，他毕业那年仿佛回到了六十年代，“乡居一年”让我们想起了“上山下乡”。

乡居一年后，他来到了“中央电台”，本来以为是来做广播的，结果却被“分配”到了《中国广播报》做起了报纸，一干就是四年。这个岗位在当时可能感觉不太好，但回过头来看，会发现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安排，因为文字能力是主持人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我们总觉得主持人的口才都很好，但真正好的口才肯定是以一定的文字功底为前提的。

做了四年报纸编辑后，就进入了电视台工作，然后就是：申办奥运会、加入世贸组织、香港回归、澳门回归、98抗洪等重大事件报道相关的一些故事，想知道更多真相的人是不可能从这里找到的，对新闻工作比较感兴趣的倒是可以了解一些。

如果说《痛并快乐着》是白岩松的“成长期”，那么《幸福了吗？》就应该算是他的“成熟期”，从年龄上看，从2000年到2010年即是从白岩松的32岁到42岁，是白岩松的“而立之年”到“不惑之年”的跨越，而他对于“不惑”的解释大概是“信仰”吧。

在40岁那一年，他送给了自己12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我很喜欢这12个字，但白岩松做的节目可能会捍卫常识，而他东家的广告却常常缺乏科学常识。

在《幸福了吗？》一书中，无论是“序“还是”后记“中都提到了“信仰”一词，序中写到：

但这个“信仰”的意义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这里用“原则”会更为合适，“信仰”当然也可以包涵原则，但我觉得信仰更核心的问题应该是“人生意义”。

“后记”中提到：

这里的“国家信仰”，应该叫做“普世价值”，当我们寻找共同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国家”这个限定词，没有什么信仰是必须通过国家来加以区分的。任何概念一旦加上“国家”这个限定词，它的定义往往就与权力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说到“信仰”，我们很容易想到“宗教”；它包括人生意义和日常行为规范的信仰。有宗教信仰的人相信宗教给出的人生意义，按照宗教的规范来生活；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同样会相信某种人生意义，会有一些对于做事原则的信仰。所以，其实我们都是有信仰的人，只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们的信仰比较多元化。很多人的信仰可能有违传统道德；于是被认为是“没有信仰”的人。

在《白说》中，我最想谈的还是“序”中的内容。关于“理性”，它写到：

他觉得中国舆论场最缺乏的是“理性”，其实这是“精英思想”，就是想当然地以为让理性的声音得到传播，社会就会变得理性，认为理性是舆论的根本。但谁来决定哪些是理性的声音哪些不是呢？只能是“权威”或“权力”，而与“社会理性”无关。

要形成社会理性，话语权才是更为重要的东西，让每个人都可以说话，每个人说的话都有得到传播的可能的机制才可能形成社会的理性。

对于怎样才能建立理性，白岩松认为三部分人必须先带头，那就是政府、媒体和知识分子。

但他可能不知道，其实媒体和知识分子更多时候需要扮演的角色是监督者；只会做传话筒的媒体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促进社会理性的，当社会只有一种声音的时候，只有教条，不可能存在理性。

也许在他的眼中，只有立场“正确”的才叫“理性”，就像他理解的“知识分子”一样：

什么是“知识分子”？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指有独立思考能力，以阐发或者运用知识为工作的脑力劳动者”。它的核心是“独立思考”和“知识”；而这两个东西都与“责任与远方”没有关系。责任更多的与立场相关，但知识分子追求的是知识，知识本身不分善恶，没有立场。于是，知识分子给出的回答就可能与官方立场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按白岩松（以及我们的环境下）的说法，当立场与官方不一致时，他们就成了被人唾弃的“公知”了。

很多公共事件，如果有多个知识分子参与的话，因为都是“独立思考”的个体，不可能恰好都得出相同的结论，不可能恰好都拥有相同的立场；基于不同的思考结果，有不同的立场才是正常的，有争议才是常态。但现在我们的环境是不允许争议的，因为早就有一方已经被定义为错误的了。

在序中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

在这个“大多数都在沉默”的环境下，也许更需要这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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