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加拿大两所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共发现近千具骸骨，再次揭开了该国史上强制同化原住民的黑暗过往。总理特鲁多虽为这等“极度有害”的政策做出多次道歉，但对是否展开独立调查、更清楚地还原真相表态含糊，反而是强调负责运转寄宿学校的天主教会罪孽深重，要求教宗方济各本人“在加拿大土地上做出道歉”，对政府的主导作用则避重就轻。

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的儿童骸骨。（美联社）

难道如此转移焦点就能掩盖加拿大政府手上的斑斑血迹吗？

自上月底原住民寄宿学校无名墓事件爆发以来，特鲁多政府屡次向公众道歉，但大抵停留在“承认”层面，即承认政府过去数十载实行了可怕的政策，并感到痛苦心碎，但对于政府各部门具体的角色、以及更广泛地系统性压迫原住民的历史未有深入提及，对于原住民活动家要求的“独立调查”也未做出正面回应。可见加拿大政府比起更彻底地反思过往罪行，还是寄希望于通过表面上的道歉公关，抵住国内外眼下的谴责浪潮。

同时，加拿大政府还对天主教发起了攻击，试图让教会更多地分担舆论怒火。例如，特鲁多6月4日就自称做为天主教徒，对教会这些年来未有公开道歉、抗拒公开寄宿学校历史记录的做法感到失望，更在6月25日进一步公开呼吁教宗“在加拿大土地上对加拿大的原住民做出道歉”。原住民服务部长米勒也指教宗不道歉是“可耻的”。

当然，教会开办的寄宿学校是这些原住民儿童痛苦和悲惨的直接来源，但究其根本，难道不是当局《印第安人法》规定原住民儿童必须被同化至更高级的西方文明所酿成的灾难吗？当原住民父母不愿和子女分开时，难道不是加拿大警方以武力闯入保留地掳走这些孩子吗？当政府20世纪初明知这些寄宿学校条件极差、肺结核泛滥时，不依旧置之不理吗？

因此，将舆论重点引至教会，无异于指责刀子杀人而非指责持刀的人，这种做法实为可耻。

长年制度性压迫才是悲剧之源

如同其他建立在原住民痛苦之上的殖民国家一样，加拿大对原住民的压迫史要比建国史更长。早在1867年建国前，殖民当局就确立将不文明、不道德的印第安文化强制同化入更高级的白人基督教文明的指导思想，也即“杀死印第安人特性，拯救其灵魂”。

虽然横向对比来看，加拿大的做法没有美国和澳大利亚那般血腥，该国以教化和压制相结合，试图通过教育给予原住民融入工业社会的知识和职业技能、压制其文明以促进原住民走出丛林，以构建一个涵盖全社会的“国家共同体”、且一劳永逸解决土地问题。

不过，这份俯视“低级文明”的傲慢，以及暴力强制的手段，带来的伤痛和隔阂远胜过其执政者希望达到的同化交融的目的。

在1867年独立的当年，议会就迅速通过了具有强烈种族隔离性质的《印地安人法》，其中规定将印第安人赶入保留地生活、禁止拥有投票权等，立法者称该法旨在迫使印第安人放弃本土文明。

此后，该法多次加码，包括禁止印地安人进行传统的散财宴和太阳舞仪式，危害文化传承；禁止印第安人在取得政府颁发的许可证前，私自离开保留地和出售农产品，将印第安人和外界更深地隔离开来；强制6至17岁的儿童（后扩张至所有未成年儿童）前往日间或寄宿制学校上课，在教授西方语言文化、强制学生改宗基督教的同时，严禁其使用土著语言和仪式，相当于实行“文化屠杀”。

臭名昭著的同化主义者、加拿大印第安人事务局1913年至1932年的副主管斯科特就是这些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在1910年曾冷酷地承认，由于肺结核泛滥，印第安人儿童在寄宿学校的死亡率比在保留地要高得多，数据显示有部分寄宿学校死亡率高达四分之一，但“单凭这点并不足以改变政策，因为我们正在驶向印第安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该词随后被纳粹借用于对犹太人实行大屠杀的代号，不仅给人以毛骨悚然之感。

可见加拿大政府明知学校异常条件恶劣，但仍熟视无睹，只要达到最后的文化同化目的即可，不过问题是，这些孩子比起学到能够融入主流社会知识技能，印象更深刻的是体罚、强制劳动、性侵和病痛。

曾在寄宿学校上学11年的原住民托马斯就表示，他花了很多年才走出这段阴影，“有神父在周日做礼拜时称呼我们为上帝的子民，其他时候则叫我们肮脏的印第安人。我们被绑起来殴打、被捆在旗杆上，上午和缺少学识的老师上半天课，下午被当做奴隶一样劳动……”即使有不少学生试图逃走，其中相当一部分又被皇家骑警搜寻并遣返回校。这些骑警也是当时武力将他们从父母身边分离的元凶。

直到加拿大最后一家原住民寄宿学校在1996年关停之前，共有15万名原住民儿童有类似的悲惨遭遇，其中至少4,000人未能走出学校，不少被草草埋在学校附近，这便是近来该国发掘出的骸骨来源。

很显然，该悲剧是加拿大官僚机构、立法者、警方、教会运营的寄宿学校多方系统性压迫原住民的结果，教会是其中造成伤害的直接一环，但并非根本的一环。

迟来的正义仍有诸多不足

直到各国人权意识在二战后有所提高后，加拿大才开始缓慢地取消对原住民的部分压迫，例如在1951年允许印第安人进行传统仪式，1960年允许印第安人享受投票权，1985年允许印第安人妇女嫁给非原住民后依然保留原住民身份等，但官方很长一段时间还是对这段黑暗的历史讳莫如深。

即使加拿大前总理哈珀在2008年历史性地对寄宿学校的幸存原住民道歉，且其政府2008年至2015年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详细整理了幸存者的悲惨经历，政府也开始赔偿受害者，但在此过程中当局遮遮掩掩以及使用各种手段减少拨款也是常态。

例如，“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早在2009年就申请150万美元经费，用于调查寄宿学校的学生墓地位置，但被哈珀政府拒绝，否则此次发现的两座无名墓有望早就重见天日。此外，哈珀政府亦不配合交出加拿大图书和档案系统中上百万份关于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文件，直到2013年法院勒令渥太华有义务交出资料，加拿大政府才不得已做出退让。重重阻碍导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最后于2015年的公开的总结报道，仅以幸存者口述史为主，而缺乏对政府和议会内部政策制定的系统性反思。

即使是2015年竞选时矢言全数满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94项倡议的特鲁多，也未做出一番大成绩，例如据联合国2019年统计，政府不过完成其中10项倡议。另外，加拿大政府从2016年就推出重磅立法，即符合《联合国原住民权力宣言》的C15号法案，但至今也未能立法成功。此外，政府虽然早在2019年预算中就拨出3,300万美元用于定位学生墓地，但迄今只花了不过600万美元，等到近来事件出炉后才匆忙表示会立刻拨出余下款项。

类似的是，特鲁多对原住民的其他承诺也是“说得多做得少”，例如其2015年宣称要在2021年让所有原住民都有稳定清洁水供应（这在水资源丰富的加拿大何其讽刺），但该计划完成日期在上月被推至2025-2026年。

再譬如特鲁多在2016年就成立调查组调查原住民女性失踪和他杀高企的原因，但在报告出炉两年后，近来原住民权益问题被推到风口浪尖之际，他才在本月承诺会拨款解决该问题，且仍缺乏具体政策，颇似只是为了平息舆论压力的附带之举。

特鲁多政府虽然过去几年将原住民权益挂在嘴边，但实际既没有更深入地反思政府罪恶，又未在切实提高原住民生活质量上取得明显成果，如今在学校骸骨事件中遭受口诛笔伐后，还试图将压力更多地转移至教宗头上。在中国等国于联合国要求加拿大政府彻查这段黑暗往事时，其愤怒反击“我们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你们在新疆问题上有吗？”也显得苍白无力。

毕竟这种姗姗来迟的、大抵停留在表面层次的程序正义，只是该国政客为了尽快扫掉华丽道德外袍下爬满的虱子，而非真心补偿受害者的血泪。在加拿大为过去罪恶做出真正反思、抛弃这种表演式政治之前，它将一直面临国际社会的拷问。

来源：多维新闻/赵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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