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迁移正在中国发生。一方面中国城镇化率从1995年的29%飙升至2018年的近60%，城市人口愈发稠密。

另一方面农村人口从1995年的最高峰8.6亿下降到2018年的5.6亿整整减少了3亿人。3亿人离开农村，农村人口愈发凋零。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对农民、农村的浩劫，传统的乡土中国因此土崩瓦解。

也有人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机遇，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纪元将从此开启。无论是哪种答案，中国农村都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它已经走到了一个决定未来命运的十字路口。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最近这几年有一种叫作《亡农论》的论调在三农圈里开始流行，这种论调的核心观点是必须要守住传统的乡村文明，甚至回到过去，比如乡贤文化，所以他们主张推行新乡贤运动。再比如，农耕文化，所以他们主张农村要袅袅炊烟，牛耕粪肥。

他们反对把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核心。他们更喜欢谈谈空中楼阁式的乡村生活、乡村文化。实际上，这是一批上一代的乡建知识分子的个人情怀，他们这一批乡建人员最大的短板是不懂做产业，不懂算账，田园牧歌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客观的来看，产业（企业）兴旺才是阻止村庄迁徙与淘汰的根本之路，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有新时代的田园牧歌。这轮乡村振兴运动后产业旺不起来的村庄将多是被淘汰的命运，自动迁徙是一部分，被引导迁徙是一部分，剩下的便是强制迁徙，该废弃的废弃，留下的便是产业兴旺的村（多会转变成镇或小型市）、职业农民和钉子户。

另外，这一轮乡村振兴运动之后还会有一个代际更换重叠的过程，也就是改革开放产生的一批农民和农民工在这个时期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这也将是个影响“乡村振兴”走向的重要因素。

我们相关政府部门在社会稳定、单位面积产出率和单位劳动力产出率的平衡上挣扎得太久，这一轮乡村振兴如不从这个平衡困境中走出来，乡村振兴运动就失去对中国的长远意义。其中只有单位劳动力生产率才会形成竞争力，特别是国际竞争力。

最后在这里给真心谋发展的乡村基层干部一条建议：如果有人给你提发展建议，你需要判断的是这个人懂不懂做产业，懂不懂算账；

如果判断对方不懂做产业，那么他的建议十有八九是忽悠人的。你也许不知道会做产业的人是什么样子，但应该知道不会做产业的人是什么样子，应该知道懂算账的人是什么样子。因为不懂算账，就会有一些专家教授把那种辛苦一年但是所剩无几的合作社当作标杆四处去宣讲。

实际上，我们不反对专家、学者、教授们积极为三农的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献计献策，贡献力量；相反，我们是非常欢迎他们，也需要他们。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有更高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甚至会左右国家的政策法规的制定方向。

只是，我们特别希望在乡村振兴这件事情上，除了学院派的专家、教授、学者这些理论理想主义者之外，除了体制内的人才之外，在落地过程中要吸纳更多的社会实战派参与进来。

而学院派、建制派更要多到田间地头、农村一线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去听听农民的声音，真实的去了解为什么这么多农民逃离农村的根本原因。站到他们的角度去思考一下，站到他们的现实生活条件去多思考一下。

反复问问自己，难道农村恢复传统乡村文明，封几个“新乡贤”，建几座宗祠，修几次族谱，搞几个礼堂，开几场论坛，穿几次汉服，念几次之乎者也，听几场“金木水火土”，修上一条环村公路，弄上一个村公园，农民就不离开农村了？

实际上，农民比城里人打内心里更想留在农村，发不发财先不说，当参与市场竞争的时候一斤大米换不了一瓶水，当送娃读书的时候教育配套不完善，当看病养老的时候医疗设施落后，等等，各种绕不开的现实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

所以，我们反对那些像大老爷一样坐在酒店的会议室里，搞座谈会，搞学术交流会之类的形式主义。

乡村振兴的现阶段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到田间地头才是真。尤其是政策制定者，或者会影响政策制定的专家、教授、学者们。乡村振兴战略的现阶段不应该是专家、学者、教授们的各种报告，各种论坛走在前头，也不能让这种形式主义成为媒体传播的主流和重点。

试问没有农村人参与讨论的乡村振兴讨论会效果会怎样呢？试问没有三农一线的人分享乡村振兴经验的报告有多大实践性？试问没有农村人参与的乡村振兴行动怎么落地实现？

现实中的乡村，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十字路口，与其温水煮青蛙，不如把握大势，多面放开；应该举全社会之力，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参与其中。

打破惯有选派人员的方式，不拘一格降人才；鼓励打破体制限制，认知限制，模式限制，因地制宜，多彩多样；

甚至拿出邓公当年“白猫黑猫”的战略眼光来推动，或许乡村振兴别有一番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