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派系之首
政治组织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战和决策也总伴随派系博弈。这一点在长平之战前后的赵国内部体现得较为显著。
长平之战的远肇是赵国接收上党。关于这一决策的正误，太史公他老人家延续了自己一贯的纯朴道德观：“圣人甚祸无故之利”。是否误导后世先不论，起码是高估了平阳君赵豹的道德水平，连带着平原君赵胜都博得了个“利令智昏”的恶评。
但讨论战略决策，仅从道德维度研判恐怕是隔靴搔痒。赵豹个人性格可能的确要比赵胜大气不少，但对于上党这个“天上掉下的馅饼”，他不愿冒头去接，更多取决于他的立场而非道德。
因为在对秦关系上，平阳君赵豹堪称赵国内部“亲秦派”的核心，他反对接收上党，根本动机在于不愿就此得罪秦国，进而影响两国关系乃至他个人在国内国际政治上的发挥空间。
这从长平之战初期赵国向秦国求和一事可得到印证。赵孝成王决心求和，首先想到的不是别人，正是平阳君赵豹。两人商议妥当后，赵豹还精心挑选、推荐了极具地位名望的郑朱来执行这一任务。凡此种种，都可坐实他“亲秦派”核心的地位。
相同的道理，平原君赵胜坚决主张接收上党，也是他“抗秦派”的立场使然。他本人的确吝色吝财、爱贪便宜甚至无识人之明，但要说他纯属“利令智昏”，也未免简单化了这位“战国四公子”之一。这是道德和政治两个维度的事情，两者之间本不存在什么必然的关联，可惜世人往往混为一谈。
▲“利令智昏”平原君
平原君赵胜有充足的仇视秦国尤其是秦昭襄王的理由。
再之前两人是否有过节已然无从得知，但就在上党降赵的三年前（前265年），一贯没品的嬴稷为了帮助范睢报复魏齐，居然将当时收留魏齐的平原君邀骗到了秦国，玩了一出致敬“扣押楚怀王”的老掉牙把戏。
平原君有样学样，宁死不屈，坚决不同意出卖朋友。嬴稷拿他没办法，只好要挟赵孝成王拿魏齐的人头来换老叔。
孝成王这个选择实在不难做，但洞悉平原君心意的赵相虞卿决心抗争到底，宁愿辞官不做也要和魏齐私奔。
后世常常就此无脑称赞虞卿的“高义”，却根本忽略了虞卿作为平原君“心腹”的实际地位。虞卿此举，固然有对魏齐的朋友之义，但更多的是对平原君的报效之诚。而认知到虞卿作为平原君派系的股肱，才是理清长平之战前后赵国战和决策的关键钥匙。
可惜，平原君和虞卿的努力都最终没有保全魏齐。平原君虽然从秦国安然归来，但遭此折辱的他无疑就此和嬴稷乃至秦国彻底结下了梁子。
再联想到平原君是信陵君的亲姐夫，邯郸之战期间平原君亲自出使楚国、虞卿亲自出使齐国，显然平原君派系与魏国、楚国、齐国都拥有深入的联系与合作，其目的也不言自明，由此平原君作为赵国“抗秦派”的领袖实至名归。
大致罗列一下，赵国“亲秦派”的主要人物有平阳君赵豹、楼昌、楼缓、赵郝、郑朱等人；而“抗秦派”则有平原君赵胜、虞卿、赵禹等人。此外，蔺相如、廉颇等元老派对秦并无好感，主要倾向“抗秦派”。
明晰了立场和派系，不仅大大便利于理清长平之战前后赵国一系列战和决策的出台过程，对于《史记》相关记载尤其是《虞卿列传》中各色人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演技”也会有别样感触。
2、上党之争
前262年，赵国内部就是否该接收上党展开争论，平阳君赵豹和平原君赵胜、赵禹打起擂台，算是双方首次展开博弈。
后世以来，随着上党地区尤其是太行山脉的地缘价值逐步得到认知，赵国接收上党的正误评判已渐渐形成共识。尤其是不能因为后来长平之战赵国惨败，就断定之前的这一决策绝对错误。
譬如《史记》所言：“王悔不听赵豹之计，故有长平之祸焉。”孝成王当然会后悔，但如果把原因只归结在没采纳赵豹“甚祸无故之利”的谏言，那恐怕是没反思到点上。
因为限制于《史记》的记载，后人都把焦点放在了“上党之利”等利益和道德层面上，却忽视了更重要的问题——赵国凭什么敢接收上党？
很简单，如果冯亭把上党送给比如魏齐楚燕等国家，这些国家敢接么？接了之后又守得住么？
所以平阳君赵豹提出的“无故之利”也好，“祸水他引”也罢，这等浅显的道理没人会不懂，根本不是赵国进行决策的关键。
关键在于赵国对于自身实力的研判定位，能不能和秦国掰掰手腕？
不同于“秦强赵弱”的惯常认知，考察长平之战前十年（即前270-前260年）的秦赵两国乃至国际形势，我们大概真找不出赵国不接收上党的理由。
▲前265年战国大势
虽然秦国之前在秦昭襄王在位的几十年间持续出击，相继放翻楚国、齐国、魏国等传统大国，但是在和赵国的交战史上，秦国嬴的都是小胜仗，但输的却是大败仗。
这就是发生在前269年著名的阏与之战，这一战是秦国战史上的最大败仗，据说损失了将近十万军队。其后的几之战，秦国再次被赵国击败，东进势头严重受阻。
国际舆论由此焕然翻新，赵国成为了中原各国对抗秦国的新旗帜，墙头草韩国自此转抱赵国大腿更是明证。冯亭选择将上党献给赵国，不排除有“祸水他引”的心思，但更多的却是期盼当时公认最强大的赵国的出手庇护，否则赵国不敢接或者接不住，冯亭岂不是一辱再辱？
战场大胜的底气、国际舆论的推重、上党乃至中原民心的向往，军事、外交、政治层面赵国相比秦国无不占据优势，赵国有什么理由错过这个“天降馅饼”呢？
所以赵国当时正常的研判结论应该是：赵国不仅该接，更有实力能接！
事后秦国的反应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赵国接收上党后，按照一般的说法，秦国是暴怒，立刻发起进攻，揭开了长达三年的长平之战的序幕。
然而这是“长平之战三年论”的推演，却恐怕不是事实。事实是秦国选择了隐忍，默认了赵国摘上党桃子的现实，直到“卧薪尝胆”两年后的前260年，秦国才大举进攻、寻求出气，长平之战方才爆发。
也就是说，对于赵国的强势接收上党、准备同秦国开战的强硬战略决策，秦国在综合全部情况、深入权衡利弊后，认为没有立刻硬刚赵国的实力和条件，只好暂时认怂了……
如果我们认同这样的历史事实尤其是跳出《史记》道德、逐利等角度的误导，那么对赵国接收上党的决策还会有任何质疑么？所谓的平原君“利令智昏”、“未睹大体”更不知从何说起。
回到赵国内部的决策过程，平阳君赵豹作为“亲秦派”，他真正的主张应该是类似《史记》中“虽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顾能得之於彊大乎？”的观点，即坚定认为秦国实力比赵国强大多了，咱们惹不起。
“吊诡”的是，这正是太史公对于秦赵实力的惯常观点，只是与当时的实际形势截然相反罢了。
至于赵豹是否会使用“圣人甚祸无故之利”的说辞，当然有可能，但显然很难说服赵孝成王，却无意中给太史公挖了个大坑。
平原君赵胜等人的实质主张就不必重复了。平原君本就猫着报复秦国，有这样的机会和实力，不趁机恶心、挑衅乃至开练秦国才是怪了！
但需要指出的是，为了说服赵孝成王，“抗秦派”很可能严重夸大赵国的实际实力和对秦开战的乐观预测，这也为两年后的长平之战埋下了祸根。
以上。赵国接收上党是“抗秦派”对“亲秦派”的碾压式胜利，原本没有任何悬念，却因为《史记》的部分误导，反而变得晦暗难明了。
3、战和之间
前260年，憋了两年怒气的秦国自觉时机成熟，开始全面进攻上党。当年4月，秦赵正式开战，长平之战爆发。
这一阶段我们没有看到“亲秦派”的实际动作，事实上也难有效果，因为真正的决策在两年前接收上党时就已经敲定了，现在赵国若不应战，国际国内都无法交代。
长平之战初期赵国的骄傲轻敌、盲目出击，尤其统军副帅轻易遭到阵斩，都可佐证之前赵国上下针对秦国的普遍优势心理。然而战场上的连战连败、节节退让，势必让赵国上下产生严重心理落差，“亲秦派”自然也就蠢蠢欲动起来。
这次上场的是楼昌，他的观点很明确，赵国实力不如秦国，现在赵军也不是秦军的对手，打下去不会有任何好处，上策是尽快求和。
跟楼昌唱对台戏的便是大名鼎鼎的虞卿。在后世，虞卿因为这一阶段的谋略而备受推崇，但是，作为平原君“抗秦派”的头号大将，他的谋略自有立场加持，表面上他是为孝成王乃至赵国大局考虑，但实质仍是服务于继续同秦开战的核心目标，这是需要加以指明的。
虽不完全“高尚”，但虞卿的确表现出了更加高明的时局研判能力。对于楼昌的求和建议，虞卿直斥不会成功，因为战和的主动权掌握在秦国手上，现在秦国在战局中占据上风，怎么可能会答允议和呢？
虞卿尤其指出了时局研判的最关键因素——秦国已经下定了同赵国战略决战的决心！
▲战略决战的同义词
按照《史记》所载，赵孝成王对此是相当确定的。但若真是如此，我们就很难理解他最终做出向秦求和的决策，毕竟都知道对方决心干掉你了，求和甚至认输会有意义么？
所以开战初期赵国“求和”决策能够出台的关键应该在于——赵孝成王误判了秦国的战略决心！这才是这一决策过程的历史真相。
这一方面与孝成王的战略才能平庸甚至太过年轻、缺乏经验有关，但主要还是取决于两大派系的各自“表现”，孝成王存在着一个从“抗秦派”逐渐倒向“亲秦派”的过程。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相比“亲秦派”追求和谈、弱化秦国战略决心的努力，“抗秦派”在这一阶段是逐渐失分的。
毕竟接收上党是“抗秦派”的主张，与秦开战也是“抗秦派”极力支持的，如前所说，“抗秦派”甚至是对战局预测相当乐观的。然而，现实情况狠狠打了“抗秦派”的脸。
哪怕是出自正常心理，孝成王都会对以平原君为首的“抗秦派”逐渐不信任，随着战局的愈加不利，这种不信任只会持续加剧。
以致于当“亲秦派”的求和决策摆上台面时，虞卿提出的秦国“欲破赵军”的战略决心都会被孝成王归为“抗秦派”死鸭子嘴硬的托词，从而不予采纳。
当然，真正的关键还是在于孝成王听信了“亲秦派”，误判了秦国的战略决心，战和不定。求和决策的拍板，是长平之战开始以来他所犯下的第一个严重战略错误。
战略错误影响深远，所谓一步错步步错，求和决策不仅将导致前线浴血奋战的赵秦两军士气的此消彼长，更将加剧赵国在外交纵横领域的被动态势。
《史记》记载的很明确，秦国正好利用了赵国的求和举动，分化了各国对于赵国的合纵支持，赵国战前相对优越的国际环境就这样荡然无存。
这是“亲秦派”第一次占据上风，却也将赵国拖入彻底孤立的深渊。
求和失败以后的孝成王，相对坚定了与秦决战的决心。但是，这很难说是“抗秦派”的胜利，因为孝成王启用赵括取代了廉颇，而廉颇正是平原君两次推举的领军主将，也是“抗秦派”的军方首脑。
这一换将决策，平原君固然不会支持，甚至于连蔺相如出面都阻止不了。这个过程，无疑严重恶化了孝成王和“抗秦派”之间的信任。
而之所以说“相对坚定”，是因为孝成王并未真正定下与秦决战的决心，他启用赵括，是寻求出击，争取打点胜仗挽回不利态势，初衷多数还是以战促和而非决战，毕竟他这一阶段所能依靠的，主要还是“亲秦派”。
可是这里有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亲秦派”是否全力效忠于孝成王呢？比如“以括代颇”，如果秦国的离间计为真，“亲秦派”是否有参与散布谣言甚至直接推举赵括呢？
平阳君赵豹、赵郝等本族人士大概不会，至于其他人，可就不好说了吧？
4、六县之争
长平之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战局进展太快。因为它从来不是什么对峙三年，而是仅仅从前260年4月至9月不过半年，尤其是赵括7月份闪亮登场后就很快将全军“浪”入重围，战局急转直下。
这个时间之短，以致于孝成王还没从战和不定中摆脱出来，就已经无力回天。
长平大屠杀，赵国青壮尽毁，失去枪杆子的孝成王事实上已经濒临崩溃。他的计划是亲赴秦国，任凭处置，可见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
从前260年10月（可能更早）至前259年1月，赵国“亲秦派”为了挽救危局，在秦国全力周旋、大展拳脚。按照《史记》的记载，是苏代游说了范睢，给秦国也来了一出离间计，硬生生地拉回了正在分兵灭赵的白起大军。
说实话，是否真有苏代这个人都相当值得怀疑，好在这也无甚影响，就算真有苏代，那也应是“亲秦派”邀请出山的，功劳终归要算在“亲秦派”头上。
从结果来看，“亲秦派”此行称得上大获成功，对赵国也是居功至伟。
首先是秦赵达成停战协议，白起的三路大军于前259年1月全部撤回。这一成就，直接避免了赵国的亡国，将赵国从奈何桥拖了回来，事后来看，也为赵国争取到了将近一年的宝贵回血期。
其次，实现了孝成王的全身而退。以嬴稷一贯的操性，起码得收到六个县才会放人，所以这一点着实不易。大概孝成王也头点地了吧。
再次，据说在这个过程中有过魏国的大力协助，从情理推想，“亲秦派”请求各国协助说和份属正常，也相对改善赵国和各国的外交关系，为未来各国救援邯郸打下了基础。
意外之喜则是在白起和范睢乃至秦昭襄王之间楔入了钉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作用将会愈发显现。
而赵国付出的代价，只是割让六个县。虽然这六个县肯定价值不菲，但和整个赵国比起来，孰重孰轻，显而易见。
对于“亲秦派”的载誉而归，“抗秦派”自然不会高兴。在孝成王归来、准备安排赵郝交割六县时，虞卿果然就跳了出来。
接下来的事情《虞卿列传》有详细的记载，可以称得上是异常精彩的辩论大会，而且是虞卿一人连续单挑赵郝、楼缓两人，来回回合不下十回，孝成王做评委，太史公隔世记录。
问题首先出在记录者身上，把这次辩论会的时间点记成了“秦既解邯郸围”，一竿子支到了邯郸之战以后。这是肯定不可能的，因为邯郸之战赵国大胜，得多无厘头才会有主动割地求和的举动。所以历史上也早有人对此怀疑，事实上只能是长平之战后、邯郸之战前。
其次是记录者的“偏心”，体现在传主必然“正确”，而秦国注定贪得无厌。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上述具体时间点上，就会发现虞卿恐怕未必真的正确，真理倒多半在赵郝、楼缓等人手中。
比如虞卿断定秦军是力有不逮而撤军，赵郝立刻反问虞卿真的了解秦军的实力么？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此时的赵国已危如累卵，而白起撤军是因为秦国高层的施压以及赵国“抗秦派”的努力，若是依照白起的战略主张走，恐怕虞卿此时已然亲眼见识秦军的实力了。
比如用楼缓的逃跑来证明虞卿的正确。这换了我们是楼缓，我们也得逃啊，因为赵国的做法实质是背约赖账，本来说好的六个县现在不给了，必然会招致秦国的进攻报复。楼缓里外不是人，不逃难道还等着被修理么？
又比如孝成王让赵郝保证割地之后秦国就不会再进攻，这个保证换了任何人都做不到吧？但是赵郝估计可以保证：你不割地，秦军倒是肯定会进攻。楼缓说的更是谨慎：还是给的好。
所以《史记·虞卿列传》这里的问题是搞错了具体时间和背景，尤其忽略了赵国长平惨败后的巨大生存压力，以致于让虞卿发挥其上佳口才，看上去煞是正确，忽悠了不少后人。
事情的真相是，孝成王回国后，以平原君为首的“抗秦派”并不满意秦赵停战，仍想力战到底、图谋报仇，所以派出虞卿攻击“亲秦派”，争取孝成王转和为战。
孝成王的犹豫和转向，对于赵郝、楼缓等人显然是不公平的，他们费尽心思口舌，终于让赵国转危为安。条件协议都谈好签定了，孝成王一回来就要赖账，且不说没有契约精神，这不是对“亲秦派”的卸磨杀驴么？
所以楼缓的逃跑，主要是因为对孝成王的反复无常寒了心；而秦国使者前来，绝不是因害怕而求和，而是来催债甚至骂娘、宣战的。
问题的关键倒还不是孝成王讲不讲信用，而是此时的赵国真的有实力再次迎战秦军的进攻么？
如果孝成王认为还有，那他为什么要去秦国装孙子？如果没有，又为什么要背约？作为大国君王，毫无主见、反复无常到这份上，也是够让人无语的。
▲“百变达人”赵丹
而高明如虞卿，真的判断不出此时得罪秦国实属下策？既然能够判断出来，又为什么要违心呢？恐怕还是顺从平原君的立场在作祟吧？
假如把虞卿的“格调”再降低一些，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他吭哧啦歪、口水四溢的多次“嘴炮”折腾，真不是因为割让那六个县是动了谁的奶酪？毕竟说起吝啬嘛，那谁……
“利令智昏”、“未睹大体”的评价，放在这里是不是更合适呢？
当然，这只是笔者“小人”之心，有诽谤之嫌，纯属猜测。
所以《虞卿列传》这里，辩题虽然是“六个县该不该割给秦国”，但实质仍然是赵国内部两大派系的战和博弈。
它真正传达出来的有效信息其实是，赵秦两国已成仇敌，只要赵国一息尚存，就必须复仇，因此与其送地肥秦，还不如用这些土地来拉拢齐国等国，大家合纵联合抗秦。这正是“抗秦派”面向未来的核心主张。
就前259年1月的国际大势及秦赵实力对比来说，赵国这个战略决策的确有些冒险，往坏了说是破罐子破摔、无所谓了，往好了说则是绝境不屈、拼死一搏，起码站着死。
不管如何，赵孝成王这次倒的的确确下定了战略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上同秦国再次决战的道路，赵国内部两大派系的战和博弈也由此落下帷幕。
以上。评价政治人物，最忌从道德角度出发。分析政治主张，绝不能忽略其人的立场，这一点《虞卿列传》中楼缓说出了真正的政治运行规则：“故其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同样的话，不同立场的人说出来用意就是不同的。
比如虞卿，长平之战中极为高段地断言秦国是要决战，孝成王却不予采纳，原因更多是已然对其“抗秦派”身份的不信任；长平之战后，虞卿未必看不出立刻招惹秦国的严重后果，但作为平原君的“传声筒”、“代言人”，他却必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甚至挖空心思为其主张张目。
相比好人坏人、高明与否，也许溯源政治人物的派系立场、欣赏其角色演技更为有趣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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