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学者的生平几乎横跨二十世纪，他们是亲历者，也是记录者和阐释者：哈耶克、赫希曼、汤因比、波伏娃、霍布斯鲍姆……观察这些思想家的言谈，可以更方便地进入历史场景之中。今天要看的这个人是卡尔·波普尔。波普尔1902年生于维也纳，1994年去世于英国伦敦，他在科学哲学、历史哲学、认识论领域提供了不少引发争议的见解，晚年留下的访谈记录《20世纪的教训》非常好懂。

在《20世纪的教训》中，波普尔谈论最多的是对共产主义的见解，显然这是二十世纪任何一位思想家都绕不过去的最大的话题。跳过这个部分，90岁的波普尔回顾自己一生，每段话都蕴藏了自己一生的思索，可以看作他的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简易浓缩。

书中有几个点值得关注，比如“历史主义”“民主的定义”“电视媒体与儿童教育”和“知识分子”，在后面的第二篇访谈（《访谈录》1993年）和若干演讲中这些主题还有详细的展开。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把《20世纪的教训》的零碎收拾起来。

以下是第三篇。

（三）战争、电视与儿童

波普尔晚年最关心的现实事件，一是波斯尼亚内战可能把人类拖到核战争边缘，二是电视带来道德堕落。这两个问题在波普尔看来是有关联的，因为都和儿童有关。

先说电视。波普尔不是悲观论者，套用莱布尼茨的说法，我们这个世界是在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完美的一个，二战以来的世界还算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世界（第69页）。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讨论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堕落。大众传媒对于孩子的影响发生在不知不觉之中，当他们适应了暴力，不再觉得暴力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时候就没法挽救了。“老师根本竞争不过电视”（第71页），放在现今时代，则是互联网。学校根本竞争不过互联网。在这一点上，麦克卢汉以后的社会科学家们已经做出了更加深刻地思考。

正如交通需要交通规则，电视也必须被节制。波普尔是自由市场的积极拥护者，他对电视的干预手段不大符合他的自由主义“标签”，但是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并不存在绝对的自由主义者。“如果要运作正常，市场不只需要规范，还需要信任、自我约束与通力合作”（第73页）。然而他并不赞同国家动用政治力量干预电视制作，媒体需要的是自我节制。然而，何其难！

▲电视与儿童

与儿童问题相关联的是战争。波普尔去世之前，西方世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南斯拉夫内战（1992年波黑战争）。中国人对于这场战争不会有任何感觉，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不啻于另一次的“君士坦丁堡陷落”带来的心灵冲击。如果要说自由主义者波普尔对战争的立场是“以战止战”，大家会相信么？

波斯尼亚内战是冷战结束之时所发生的种族、宗教战争之一，西方各国选择不介入这场战争。波普尔对此表示失望。一战到二战期间的二十年，英国各国纵容希特勒德国的为所欲为，导致二战，而当时他们却觉得是在倡导和平。所以二战实质上是以战止战。作者认为，联合国是按照二战时代一批政治家如丘吉尔的设想构建，为的是制止战争，或者说，以战止战。而在南斯拉夫的内部冲突中，“我们放弃了西方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弃了我们的原则，无法坚持通往和平的原点”（第62页），这种投降心态的原因则是“我们沉迷在电视这个媒介里，不敢亲眼正视这个世界，以为一切都不存在”（第63页），“除非我们采取强硬手段，否则他们不会罢手”（第64页）。波普尔完全不同意伽达默尔的不干预主张，说“接受他的看法，就永远无法得到和平”（第65页）。因为他觉得氢弹已经扩散到全球，在真的发生核武战争之前，必须通知战争来制止更大规模的核战争。“除了武力之外，没有其他获得和平的方法”（第65页）。

这一点确实不那么“自由主义”，然而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一大传统。西方世界肩负对整个世界的道义责任，有责任干预世界上发生的危机，但是在波黑战争的问题上，西方选择袖手旁观很不“西方”。且不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波黑战争了，之后的多次危机直到如今，西方每一次选择人道干涉的结果大部分都是以悲剧收场（索马里、苏丹、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二十一世纪的西方无论在实力上还是道义上已无心肩负更大的责任。还能有几个政治哲学家坚持“袖手旁观是不人道的且不道德的”呢？

▲波斯尼亚战争与儿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