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活着就是冲天一喊》，作者: 陈年喜，出版社: 台海出版社，经出版社授权在网易新闻平台发布，欢迎关注，禁止随意转载。】
矿工诗人陈年喜曾受到《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报道，还远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巡回演讲。他的工作是在矿山深处做爆破，很多工友死于爆炸，只有他活下来了，患上近乎癌症的尘肺病。
在剩下不多的日子里，他想把那些难以置信的生死都记录下来，算是对死者的交代，于是就有了他的首部非虚构故事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书中很多文字都写于矿洞，没有纸张，就写在炸药箱上。
一
2020年3月23日，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天气。
丹凤县元岭以北的峦庄镇，被本县人称作北山。农历的二月末，空气还有寒意，只有杨柳叶子们吐出新芽。比峦庄镇更北的峡河村，因为以橡树为主，山上还黑乎乎的。峡河水濒临干涸，断断续续，静静西流。
早晨起了床，我说：“今天无论如何得去医院了，不然我得咳死。”爱人说：“要不要陪你去？”我说：“不用。”我心里说，万一情况不好，你还要在家筹钱呀。
刚过完农历新年，就开始一阵一阵地咳，开始一声两声的，渐渐变得一声接一声，尾音常常带着尖厉的金属质地。在村卫生所买了一包包治咳消炎的药，一直没有作用。春打六九头，正是季节交替的时节，我以为是天气变化造成的。在矿山干久了的人，都有季节病，春天多喘，夏天湿痛，秋冬腰酸背软。
症状五花八门，人各不同。
在县中医院，挂了号，当班大夫问了情况，建议做胸部CT检查。已经有些秃顶的大夫已被职业消磨得少言寡语，但他还是提醒了几句：这个年龄的人，肺都脆弱，不敢大意。又说，CT虽然贵些，比X光片强。
在等待结果的几个小时里，我一个人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心如麻乱。因为疫情的影响，往日闹如街市的医院门诊人很少，乡下还没完全解封，城里的人轻易也不敢出来，特别是这个季节占比很高的感冒，没人敢上医院来看，怕说不清楚，与新冠扯上是非常麻烦的事儿。天色正是中午，阳光从玻璃上打进来，在地上墙上形成各种图案。一个三角形的图影，那个锐利的角正对着我的脚。
我做了无数种结果的设想，还是把尘肺排除了。十六年的爆破工生涯里，至少做过十次胸部X光片，每次都没问题。两个小时后，大夫看了看片子，不容置疑：是尘肺！
仿佛五雷轰顶，一下子蒙掉了。我一下子想起很多人、很多事，它们有的与尘肺有关，有的无关，但都和死亡后事有关。
二
其实，对自己的尘肺病，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预料和准备的。
2012年，我在潼关零公里镇李家金矿整整干了一年巷道掘进。从1月到11月，与一群工友将一条巷道整整掘进了一千米。那是干得最踏实、最苦累的一年。
开工那天是正月初八。老板讲彩头，初八是个好日子。此前一天，我们五个爆破工由矿主领着去山下一家小医院做体检，医院虽小，却是专业做职业体检的医院。拍过胸片，又做三高、传染病方面的检查，待这些结束，胸片也出来了。轮到我取片时，医生在一张报告单上久久难以下结论。过了好一阵，他说，没问题，有点儿炎症。我心里猛地“咯噔”一下，瞬间又释然了。
到了6月，有一天，突然咳嗽起来，我确定不是感冒，因为一直没有发烧症状。先是班上咳，后来下班了、吃饭、睡下都咳。自己到各个诊所买了很多药，吃了一阵，休息时不咳了，班上风钻开动就又咳起来。
那时候，还是导火索引爆，点燃几根索头，工作面立刻浓烟滚滚，呛得再也无法按次序点燃下去。伙计把导线从我手里接过去。我看见他的手一直抖，他还年轻，缺少经验。
有一天，我抱着风钻，又咳嗽起来。消音罩喷出的冷风撞在岩壁上又反弹回来，它们钻进了我的喉咙和身体。为了赶进度，工作面两台钻机同时开动。那一刻，我没有将机器停下来，这时机头发生了剧烈摆动，咳嗽与摆动，我一个也控制不住，突然钻杆折断了，机头带着半截钻杆冲向工作面，在岩石上撞击出一串火花。它与前面的工友擦肩而过，大家都惊出一声大叫。
这一场咳嗽持续了四十多天，直到炸药供给不足，停产休息，咳嗽才停下来。从医生到我自己，都没有找到咳嗽的原因。那一年，我不满四十二岁，身体的底子还不错。读高中时，一直是学校的运动健将，一场篮球从早晨打到日落，打得远近无敌。那是我的第一次长咳，我也不以为意。
2016年夏天，我住在北京朝阳区管庄的一家租住的公寓，又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长咳。2016年，我在皮村工友之家公益机构做义工，同时有一个纪录片团队跟拍我的日常生活，他们有一位摄影师租住在管庄的一家青年公寓，我需要洗澡洗衣服时会回到那儿住一阵。
这位摄影师是江苏人，单身青年。有一天夜里，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极端痛苦而无力，他告诉我，他肾结石犯了，急需上医院。我打了快车从皮村赶过去，那一夜，他在民航总医院门诊的走廊折腾了一夜，天亮时，症状减轻了。我们身上都没有钱，没有开药，就又回到了公寓。
北京夏天的后半夜还是有些寒意。那一晚，我仅穿了短袖、拖鞋。半夜时分，外面下了一阵雨，雨不大，但气温瞬间降了下来。急诊室走廊里空空荡荡，带着雨腥味的风从那头穿梭到这头。雨水从玻璃上滑下来，在上面留下清晰的滑痕。
过了几天，我感冒了，先是发烧，然后是咳嗽。我俩睡的是一张双层架子床，我睡上铺，他睡下铺。我咳得架子床整夜摇晃，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他也整夜不能入睡，就起来在电脑上打游戏。
最严重时，剧烈的咳嗽声影响到了隔壁，那边是一对上白班的小夫妻，我一咳，他们就捶墙，可我怎么也忍不住，想天亮了说声“对不起”，又怕他们误以为我有传染病。
那时候，我才做完颈椎手术一年，也许是植入的金属片与骨头肌肉不那么贴合相融，后颈总是疼，咳起来，震动得更疼。那时也是我的经济状况最困顿的时候，孩子读高中，每天花钱，爱人租房陪读，老家县城两难顾，我再也无力去到矿山，而巨大的北京城，茫然陌生如外星。
我用身上仅有的50元钱去社区诊所买治咳嗽药，他们开了单子，突然问有没有医疗证，我不懂，一位大夫解释说，就是社区的医疗资格证，要当地户口才有，否则药要贵一些。我无奈，只有悻悻而退。
我后来知道，尘肺病有五到二十年的潜伏期，我才想起来，从1999年冬天上矿山，到2016年夏，整整十七年。
三
2017年过完春节，经人推荐，我来到贵州一家旅游企业营销部门做文案工作。这是我漂泊生涯里最安适的时间。
我放下了诗歌，开始散文与非虚构写作。回望十六年，那些远走的人，依然挣扎的人，那些消散的往事，那无数以命相搏的进行时，每天像张张利口，撕咬着我。把他（它）们写下来，或许能让自己透口气。
诗歌日益式微，书院写作与民间写作互不相让，在技巧艺术上，各走一极，在内容上各说各话，在浩如烟尘的当下诗歌篇章里，我们再难见到当下的世相与生活，难见巨变时代的世道人心。另一方面，散文与非虚构有更广阔的驰骋空间。从认识和呈现世界的意义讲，后者的成绩和影响远大于前者。但我又明白，自己是个散懒又缺乏毅力的人，也写不出什么名堂，写多少算多少吧。
我的第一篇非虚构《一个乡村木匠的最后十年》，写我父亲人生的最后十年里建一座庙的故事，我力求在一个人的生命风雨里写出一方乡土的面目，它发表在澎湃新闻的《镜相》栏目里。没想到的是，它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有很多读者加微信支持、鼓励，也对我的生活和身体表达关切，这让我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这三年里，我写了五十多篇散文与非虚构，它们长长短短，面相各一，都是我生命伸出的枝丫。一些发表在刊物，一些发表在公众号平台。每年获得稿费三四万元，使家庭经济压力稍稍缓懈。
我在公司的工作主要是写企业公众号的软文，其次是各类讲话稿、新闻稿、活动策划与方案。后者不难，难的是软文。一百篇软文有一百个面目，要有新意、创意，去触动、激发客户内心最深的欲望。重复也是软文的大忌，因为公众号具有延续性，读者的眼睛在那里，在他们，重复就是欺骗，最终受损的是企业产品形象与收益。这些文章常常要求不过夜，我赶在发出时间前完成它们。推文写作的过程，也是了解亲近消费市场的过程。我关注了十几个旅游公众号，除了学习技巧，它们带我走遍了未达的山水风物。
我个人的创作大都在晚上，白天坐了一天班，下班后脖子很疼。我躺在床上，夏天开着电风扇，冬天开着电热毯，在平板电脑上行云布雨。我基本算一个懒散的人，只有有约稿时才会卖一阵子力。如果晚上写得顺利，白天会去买二斤水果犒劳一下自己。
贵州三年的时光，一如流水渐逝，没有多少波澜，也没多少痕迹，细小而混沌。
需要提一点的是，我与儿子的关系。这三年里，他从高中读到大学，我与他除了微信上的交流，每年只有短暂的寒假里见一次面。因为旅游业的工作性质，他在暑假等假日里，我正在为服务客流而忙碌。
这几年，除了身高的变化外，儿子心理的变化也非常大。我发现和他日益变得陌生，除了经济的不自立，他不再是处处依靠我的孩子了，他有自己的世界。除了课程，他最大的爱好是手机游戏，甚至游戏对于他，比专业课程重要得多。我发现他喜好的游戏也在变化，早期是跑酷，后来是王者，后来是三国。
现在玩的游戏，我一点儿也不懂。他在挤挤挨挨的时间里低头专注着手机。他们是失却当下与乡愁的一代人，像鱼一样，记忆越来越短。或者说，他们的当下乡愁已经换了内容和形式。
我在网上买了很多书，寄到家里没时间和条件读，其中有张承志与史铁生的书，我发现被儿子偷偷读了一遍。至于对他有没有影响，有什么影响，他不告诉我，我也不知道。
儿子是个“花呗青年”，也可能是花呗用多了，前不久写了篇《在富士康，我认识的工友们》，写他寒假里在郑州富士康打工中见到的工友的命运，他发给我看，让我帮助变现。除了标点符号和几个字词有问题，我很惊艳。后来这篇文章发在了读库小报平台上，给了他500元稿酬。
儿子并没有写作的理想，当然也看不出他有别的理想，对于他们这一代人，现实比理想更实在和重要吧。毕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下这样计划永远在变化后面跟跑。我也并不想让他去写作，这是个苦寒又沉重的事业。
那天从宝鸡住院回来，我看见，远远地，一个熟悉又有些陌生的身影从长胡同的那头走过来。他风华年少，身体充满了英气和力量。生活和到来的岁月向他逼近，他懵懂又隐隐清晰地走在内心和身外的世界里，像一株新鲜壮阔的植物。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有一代人承接命运的方式，或许，他会有自己的力量给这个无限世界一个不一样的解答。
四
我对尘肺病真的一无所知。其实不独是我，所有的尘肺患者都一样。在我老家这片方圆不到一百平方公里的地方，我知道有七八十个尘肺病人。
他们有的刚发现病情，一年半载就死了，有的发现好多年还活着。有的洗了肺，有的没有洗，有的吃着药，很多人没钱吃药。
洗过的、吃药的人并不比没医治的人减少痛苦或活得更长。这不是一个平常人能解答的问题，这是医学问题，而医学在很长时间里，并不是一个紧迫重要的科学。
5月27日，我从工作了三年的单位办了离职手续。旅游业受到重创，首当其冲的是从业者。那天下午，我一个人最后一次沿着儒溪河闲走，拍了一些照片，在朋友圈随手发出了一段话：“在这个多雨的小城，这条并不喜欢的河边，留下过我太多黄昏时光，也留下了些许文字。人一辈子充满了开始和结束，而结束，比开始更具动力和张力。”细思起来，开始在哪里，我并不清楚，并不是谁都有开始。
2006年，我曾在喀什的叶尔羌河边有过六个月的打工生活，对这片广阔的土地熟悉至细而心怀感念。日夜奔流不息的叶尔羌河，从喀喇昆仑山飞奔而下，一路高歌注入滔滔的塔里木河，滋养了两岸的万顷良田，也沿途留下了数不清的玉石。翠玉、墨玉、玛瑙玉，最值钱也最难见到的是和田玉。
每年到了洪水期，有大量的当地居民到河边捡玉。他们似乎不懂价，卖得很便宜，那时候，就是2006年春夏季，一块上好的一公斤的墨玉只要300元。我一直有个梦想，去那儿贩玉石。离职那天，又起了这个念想，但茫茫万里，物是景非，谈何容易。虽然充满危险和不可知，但也不失为一条活下去的路，冲着想象的巨大利润，冲着自身再就业的局限，如果某天实在无生计可为，我一定会去做。
我还有一个想法，也是最后的想法，就是去塔吉克斯坦干爆破工。
那里有我的朋友们，他们有的是老乡，有的是外地的昔日工友，他们对我的技术充满信心，我自己也一样，虽然已经离开老行业五年了。那边的山脉与喀喇昆仑山属同一个脉系，岩石的脾性我熟悉至细。这些年，矿用炸材在工艺技术上也没什么改进提升，还是老一套。这一套我早已烂熟于心了。
重要的是能挣钱，手艺行有句话：长痛不如短痛，只要能多挣，拼命也值了。我的一位老乡，签的三年协议，如果顺当，三年后就是九十万。这是一个天文数，在国内，在任何一个行业打工都不大可能有这个收入，哪怕去卖肾也不可能。
这位朋友此前非常倒霉，十年前在灵宝包矿山工程做，干了两年，结账前一天，老板从自己家的三层小楼上摔下来，摔死了，无人可结的账就成了死账。
前几年他借钱买了辆大三轮，包了一片山林，伐木倒腾。开工不几天，伐树的一个工人被倒下的大树砸死了，他把三轮车卖了，也没赔够人家。穷人之穷，各有各的不幸，并非不努力。
五
2020年即将过半，时间对一些人并不重要，因为今天和明天并无差别，对一些人特别重要，因为与生存相关，失去一天，就失去一天的机会。对于后者，他们只有生存，没有生活，生存与生活是不相同的两个场，二者相邻又十分遥远。
4月，我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宝鸡住了十天院，十天院住下来，那两个梦想变得更加无期。后一个，错过了每年一次的招工；前者，叶尔羌河边的维族朋友举家搬到了乌鲁木齐。
医生说，尘肺病不是要命的病，要命的是并发症。我问往什么方向并发。他说不知道，反正有很多种可能。这相当于什么也没说一样。按照医生开的药方，每月需要3000元的医药费，我把四类药中的两种减去了，它们仅仅是平衡身体脏器的作用。既然有无数种可能，有什么能堵得住呢？
离我老家一岭之隔的河南卢氏县官坡镇，属豫剧的版图。二十年前，出过一个女包公，直唱到北京，后来体改，剧团解散，她去深圳给人做了小三，再没了音信。有一年，官坡镇上几个年轻人与我一块在门峡打工，干了一个月，老板跑路，我们空手还乡。大巴车司机说，没钱也行，路上让大家热闹起来车票就免了。一路上几个人给大家唱戏，《陈三两》《卷席筒》《秦香莲吊孝》，一路唱得大家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总之，那是个出戏人的地方。
我有一个新计划：去追踪这些戏人，写写他们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已经不多了。
今年家里种了一亩玉米，我在宝鸡住院时，爱人在家一锄头一锄头地种下的。虽然除开种子化肥农药人工，收入是负数，却可能是今年家里唯一的营生。
还有就是家里的十几棵核桃树。
有几棵，因为土地搁荒，死掉了，被我锯掉了，做了柴火。没死的，长得异常壮硕，叶子油浸过一样。今天早上，来县城前，我又去看了它们，核桃有乒乓球大小了，它们浑圆、翠绿、饱满，挤挤挨挨，像一颗一颗不透明的翠色的玛瑙。
愿它们成为2020余下时光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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