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选官制度先后经历了世卿世禄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以及科举制,其中科举制萌发于南北朝时期,真正成型是在唐朝;在真正实行科举制的这一千三百余年中,有无数书生学子踏入考场,但能中举的寥寥无几,中状元的更是只有592人,可见科举中状元有多难。据统计,南方状元的数量远超北方,尤其是江苏更是独占鳌头;但奇怪的是,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和最后一位状元都是河北人,来看看这两人是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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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历史上第一位状元,他的名字叫孙伏伽,隋唐时期贝州武城(今河北省故城县)人,他在隋末时期担任万年县法曹参军(县级司法部门部长),审理刑狱,督捕奸盗,颇有政绩;后来归降了唐朝,在公元622年时,虽然唐王朝虽然还没完成天下大一统,但唐高祖李渊为了缓解人才匮乏的压力,大胆采取了科举取士的方案,下诏让辖区内的所有文人书生参加考试,成绩优异者赐予官职。

而当时孙伏伽不甘于一辈子做一个小吏,于是就参加了科举考试;他本身就有官场工作的经验,加上自身的确非常有才能,长得也非常不错(没错,科举也是看脸的),故而在史上第一次开科取士中,名列甲榜第一名,状元及第;虽然不知道当时给了孙伏伽一个什么官职,但想来也不低,至少比之前的小吏要强得多;而且孙伏伽也懂得“站队”,早早的就投靠了秦王李世民,所以在“玄武门之变”后,赐乐安县男,食邑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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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对算是“鲤鱼跃龙门”了,虽然只是最后一等的男爵,但至少也是有爵位的人了。在李世民登基称帝后,孙伏伽官拜大理少卿(最高法院副院长,从四品上),已经算是上层人物了,而且还是实权;但数年后因审判错案,坐罪罢官,迁刑部郎中(刑部下属部门部长的秘书,从五品上),但没过多久,因能力突出,再任大理少卿,转调民部侍郎(正四品下),管理民政、户籍、财务部门。

在公元641年时,升任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长,正三品),迁陕州刺史(陕州最高行政长官);在这个位置上,孙伏伽一直做到退休,算是很不错了。而且这孙伏伽还因直言敢谏,颇受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器重,据记载,在孙伏伽担任大理少卿期间,唐太宗经常出去打猎驰射,愉悦群臣。孙伏伽及时上书劝止,得到了唐太宗的高度赞赏:“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谬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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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得还是蛮帅的

那最后一位状元呢?他的名字叫刘春霖,晚清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今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人,自幼家境贫寒,其父先后在济南、保定府衙当差。其母亦在知府家中做女仆。刘春霖幼年时跟随父母在济南,因生活困难,6岁时被送回老家,托靠哥嫂抚养,8岁时入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深受老师喜爱,在公元1904年举行的科举考试中高中甲辰科状元。

但在这一年之后,科举制度被废弃,所以刘春霖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所谓“第一人中最后人”;之后授翰林院修撰,并在次年时奉派到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归国后,历任资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高等学堂提调和保定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等职。但没过几年,清王朝就覆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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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写得是真心不错

虽然之后刘春霖依然受到重用,比如曾两次代表徐世昌到山东曲阜主持孔子大成节典礼,并因此名噪一时。但乱世之中,谁能保证自己平安?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人拉拢他出任“满洲国教育部长”、“北平市市长”等伪职,他能保持晚节,坚辞不就。为此日伪当局将其历年收藏的书画珍宝洗劫一空。1944年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时年72岁。

当然,这刘春霖的确是很有能力很有才的,在诗书画上均有极高的造诣,尤擅小楷。其小楷书法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至今书法界仍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据说在科举考试之前,翁同龢见还没有登第的刘春霖的笔墨,曾惊叹不已,预言他将大魁天下(高中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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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状元郎,同样是来自河北,一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郎,一位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郎,但命运相差却是极为悬殊;孙伏伽生前备受皇帝器重,死后也能福泽后人;但刘春霖,在中状元的第二年,科举制就被废除了,他这个状元郎的含金量也就可想而知了,再之后就大乱之世,他一介文人,了不得就是权贵军阀的工具而已,晚年时,更是因收藏被日伪洗劫一空而导致心脏病突发而亡,当真是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