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蔡尚思认为，陈寅恪不是“国学大师”，而是史学大师|季羡林|蔡尚思|陈寅恪|陈寅恪不是“国学大师”

九十年代以来，著名学者陈寅恪一直被媒体尊称为“国学大师”，是“公子中的公子，教授中的教授”，是文化界炙手可热的人物。陈寅恪的学生，复旦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蔡尚思认为，陈寅恪不是“国学大师”，而是史学大师。

面对陈寅恪被不少人尊为“国学大师”，大事宣传，蔡尚思专门写了篇文章《陈寅恪不是“国学大师”》。蔡尚思质疑陈寅恪，有没有不读先秦两汉经、子之书的“国学大师”?

陈寅恪当时是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教授兼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导师，蔡尚思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听过陈寅恪的课。蔡尚思认为，陈寅恪不是全读多读《二十四史》与《十三经》的学者。陈寅恪讲过，“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不敢治经”，“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周秦诸子，实无足称”，“今人盛称周秦之国粹，实大误”。在蔡尚思看来，周秦诸子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老祖宗，不认同陈寅恪的观点。

蔡尚思的学生王春瑜记述蔡尚思的一次谈话，“中国的国学大师只有三个：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一定要说有四个，只能勉强加上胡适。现在陈寅恪被大大圣化，其实他也不是国学大师；虽然懂不少门外语，看了不少外国书，但中国史书、文献，仍读的不算很多。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世界文明无出佛教其右者，这是什么话？”（《苍龙日暮还行雨——忆蔡尚思先生》）

蔡尚思是著名学者，有人将他与钱钟书并称，有所谓“北钱南蔡”一说。蔡尚思也是博学之人，“所读中国古书又不知多达几何”。早在20世纪30年代，蔡尚思先生还只有31岁的时候，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对他的博学赞赏有加：“读别集至三千种，并其他著述垂四万卷，自三代载籍，先秦诸子，以逮近今……”并称蔡尚思先生“学盖无所不窥，故能语无泛没，悉有分寸，汰其成见，避厥笼统……确乎苦心孤诣，戛然独造”。

陈寅恪是史学大师，这在学术界是公认的，不仅仅是蔡尚思的看法。

冯友兰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寅恪先生用近代史学的方法，研究他所掌握的丰富史料，使中国的历史学远远超过封建时代水平，他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创始人或其中极少数人之一。”

陈寅恪的弟子季羡林说，“先师陈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学术文章辉耀寰宇，为国内外众多学者所景仰。”（《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

葛剑雄在《我看陈寅恪现象》中直言不讳，“陈寅恪被称为史学大师，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但称他为大师不是为了给他一顶桂冠，更不是为了编造他的神话，而是要真正肯定他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并给予客观的评价。”

陈寅恪在1932年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卷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曾自称： “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曾国藩)、张南皮(张之洞)之间。”

陈寅恪的学术研究范围基本上在，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陈寅恪在回国前写给妹妹的信即著名的《与妹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治学纲领，“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期间，陈寅恪主要致力于“中古佛教史研究”，讲课也不太受欢迎，有人曾这样总结道：“总起来看，梁(启超)、王(国维)都在研究院中有影响，而陈(寅恪)几乎可以说没有。概想起来，大约由于那时陈讲的是年代学(历法)，边疆民族历史语言(蒙文、藏文)以及西夏文、梵文的研究，太冷僻了，很少人能接受。”

蔡尚思强调，陈寅恪是多国多种的文字大师而不是国学大师。季羡林感叹陈寅恪“博学多能，泛滥无涯”，“专就外族和外国语言而论，数目就大得可观”。季羡林研究陈寅恪的读书笔记说：“陈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寅恪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类。…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等等，算是工具语言。梵文、巴利文、印度古代俗语、藏文、蒙古文、西夏文、满文、新疆现代语言、新疆占代语言、伊朗古代语言、古希伯来语等等，算是研究对象语言。”（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

史学家汪荣祖在《陈寅恪评传》中认为，陈氏在民国史学上的最大贡献，仍是考据学上的成绩。而陈氏能用一二十种外语，作为治史的工具，其成就势必超越。何况陈氏留学西洋，受到西方语文考证学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