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位个人非常喜欢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朱特对欧洲历史的洞察极为深刻，每部作品都值得认真读。他的代表作是《战后欧洲史》，还有《未竟的往昔》《思虑20世纪》《事实改变之后》《责任的重负》《沉疴遍地》《重估价值》《论欧洲》，有几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知识分子的著作没有中译本。《记忆小屋》是他去世前最后的作品。

身份的复杂是朱特的一大优势，让他的视野不受很多难以意识到的观念的左右。祖父母从沙皇俄国移民到比利时，缺乏传统意义上的身份意识；父亲出生于安特卫普。外祖父、外祖母来自俄国和罗马尼亚，对这两个国家却并不了解，移民英国；母亲出生于伦敦，却只会说意第绪语。朱特本人于1948年出生并成长于伦敦，“既不像英国人，也不像犹太人，但又强烈地感到自己二者皆是”。后来他移民到美国，并在美国度过晚年。

托尼·朱特喜欢铁路和火车，他说：“现代生活真正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无牵无挂的个人，也不在于不受约束的国家，而在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存在：社会。”铁路的出现标志着这一历史转折。乘火车成为社会集体前进的物理性体现——不仅跨越了地理，也跨越了时间。（前言，p3）

朱特的儿子在开篇“驻足停留”中说：“他理解历史可以多强大。档案工作尤其如此，即我此时所实践的专业化历史，以及我爸爸践行和相信的历史。口述史能以意象快照的形式出现，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感，也没有为迷思制造提供足够的空间。档案能够击碎怀旧之情和多数人的记忆。在显而易见的益处之下，还有一些遗憾地不可更改的东西。我们可以修改历史，历史学家也常常这么做。但是撤销历史，收回我们知道曾经存在的历史，这要难得多了。”（前言，p12）

▲托尼·朱特（1948—2010）

记忆小屋

朱特在自己的“记忆小屋”中回忆过往，然而身体状况已经让他的回忆变得艰难——

我躺在昏暗的夜的包围中时脑中所生成的历史，和以往写过的任何历史都不相同。即便以我的职业对理性的极高标准来衡量，我也一直称得上是个“理性派”：在所有有关“历史学”的老生常谈里，最吸引我的一种说法是，历史学家不过是靠列举事实授业的哲学家。（p11）

朱特患的病是一种被称为“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俗称渐冻人症）的运动神经元疾病，慢慢变得全身瘫痪。有几段叙述十分感人——

就目前而言，我的病其实已经到了四肢瘫痪的阶段。费九牛二虎之力，我才能稍稍移动一下右手，左臂也只能往胸口挪6英寸左右的距离。我的双腿虽然能在护士把我从一张椅子转移到另一张椅子的间隙保持挺立，但都已无法支承我的体重，且只有其中一条腿尚残留些许自主移动的能力。所以别人怎么安排我的手臂和腿，它们就怎么搁着，直到别人再来帮我移动它们。躯体也是如此，无力和褥疮导致的背部疼痛构成一种慢性煎熬。由于不能用手臂，我无法挠痒、扶眼镜、剔牙，或进行任何一项我们每天都要——不假思索地——做无数遍的事。即便是乐观地说，我也已经是个彻头彻尾依赖陌生人（以及其他任何人）的好意而活着的人了。（p15）……于是我躺着，身子被裹着，眼睛看不清，动也不能动，像个现代木乃伊，孤独地囚禁在肉体的牢房中，只有思想在余下的夜晚与我为伴。（p16）

这本书就是作者躺在床上只剩思考这一件事情可做的时候孕育出来的产物。二十多个小标题分别就某个主题论述，都很精彩。摘录一些笔记如下：

论政治人物——

公众生活中的道德严肃感就像色情作品一样，难以定义，但一望便知。它要求言行一致，要求政治责任伦理。所有的政治都是可能性的艺术，但艺术也有艺术的道德。若将从政比作绘画，将罗斯福比作提香，丘吉尔比作鲁本斯，那么艾德礼就是这行中的维米尔：精确而内敛——且长期以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比尔•克林顿或许追求萨尔瓦多•达利的高度（如此比较大概会被他看作对他的恭维），托尼•布莱尔则在地位——和贪婪程度——上都很像达米恩•赫斯特。（p29）

论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的道德严肃感体现在精简的形式和克制的美感上：就像《偷自行车的人》那部电影一样。近来，我让我12岁的儿子去看了弗朗索瓦•特吕弗在1959年拍摄的经典影片《四百击》。作为看着《后天》《阿凡达》之流所谓“内涵深刻”的电影长大的一代，他表示震惊：“太简洁了。他做了这么少，却表现出那么多。”委实如此。我们在娱乐产品上运用铺天盖地的资源，不过是为了掩饰它们本质的贫乏；政治也一样，戴着装腔作态的面具去喋喋不休，不过是为了掩饰令人哈欠连天的空洞无物。（p30）

论汽车——

父亲是个失意的人：桎梏于一场不愉快的婚姻，从事着一种无聊且或许令他觉得难堪的工作。而汽车——赛车、聊车、修车、带他回到欧洲故乡的车——是他的天地。既不喜欢泡吧酗酒又没有同事的父亲，将雪铁龙变成自己全能的伙伴和名片——最终以被聘为英国雪铁龙俱乐部主席的高潮收尾。其他男人通过酒精和情妇寻求的东西，被父亲升华成了自己与一家汽车厂之间的恋情——这整件事毫无疑问引起了母亲本能的敌意。

……“二战”后婴儿潮时代出生的我们从小生活在汽车与汽车崇拜、疯迷汽车的父辈中间。我们学会开车的道路，比战间期和“二战”刚结束之后那几十年中的道路更拥挤、更“封闭”。驾驶汽车不再有冒险意味，除非大大打破常规，不然其中也再无新事物可供发现。我们居住的城市对几年前曾盲目欢迎过的汽车变得越来越敌视：在纽约、巴黎、伦敦以及许多别的城市，拥有一辆私人座驾不再是合理的选择。在汽车霸权的鼎盛时期，它曾以一种不正常的形式代表着个人主义、自由、隐私、距离和自私。不过正像许多失调的事物一样，它带有危险的诱惑。如今，它与奥兹曼迪亚斯一样，令我们见证了它的功勋与覆灭。（p43—44）

▲六十年代亚特兰大的道路

朱特一直想写一本关于火车的书，可惜没有机会——

在法语里，火车是一种公共交通工具：19世纪初，是为那些没有能力购买私人交通工具的人设计的集体交通工具，后来也逐渐以较高昂的价格向爱热闹的富人开放了豪华舱位。火车实际上以不同车厢的命名和不同级别的设施、服务与舒适度，制造了一套现代版的新阶层系统：任何一种早期的描绘都告诉我们，除了少数有幸跻身一等车厢的乘客，火车在头几十年里对大部分人而言，一直是拥挤而不舒适的。但到了我这个年代，二等车厢的环境对体面的中产阶层来说已经达到了不错的水平；而在英国，这一阶层的人都不太张扬。在手机尚不存在的美好年代里，当公共场合尚不允许播放晶体管收音机（而乘务长官对违规行为还能起到很好的管制作用）时，火车仍是个静雅的地方。（p62）

一个人在瑞士坐火车，便能够理解效率与传统其实大可以天衣无缝地结合为社会造福。巴黎东站、米兰中央车站、苏黎世中央车站、布达佩斯东站，它们是19世纪城市规划的里程碑，亦是功能性极强的建筑物：纽约市难登大雅之堂的宾夕法尼亚车站——乃至任何一个现代机场，在历久能力上都无法与它们相比拟。真正好的火车站——比如圣潘克拉斯车站，比如优秀的柏林新中央车站——它自身就是现代化生活精神与实质的化身，这也便是为什么它们历经岁月仍能出色地完成最初被设计出来时所赋予的任务。如今回想起来——滑铁卢车站对我的意义，某种程度上就好像乡村小教堂或者巴洛克天主教堂对诗人和艺术家的意义一样：它赋予我灵感。为什么不呢？宏伟的维多利亚式玻璃钢筋车站，为什么不能是见证那个年代的大教堂呢？（p63）

也许我现在这个病最让人颓丧的地方——甚至比它带来的日常实际症状还要令我沮丧的——便是让我意识到了自己再也不能乘火车这件事。这个认识像铅块一样压在我身上，将我无限压向绝症所特有的那种晦暗无望的终结感：明白到有些事是再也不会有了。不能坐火车，并不只是一个乐趣的消失，也不只是对自由的剥夺，更不只是再也无法拥有新鲜经历这么简单。想一想里尔克的话，你就会明白，它实际上意味着自我的缺失——或至少，是更好的、更容易满足与更平和的那一半我。再没有滑铁卢车站，再没有乡间驿站，也再没有孤独：再也没有“前往”了，所剩下的，只是无休止的“停驻”。（p64）

▲苏黎世中央车站

1966—1978年，朱特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本科、研究生六年和留校六年时间，后来留学于巴黎高师。

关于时代潮流——

相比我在剑桥的同代人，我对新左派的狂潮和诱惑有更强的免疫力，对自它衍生的更激进的主义——极左主义、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等——就更兴味索然。同理，学生组织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对我毫无号召力，更勿论马克思女性主义乃至一切性别政治。我曾经并且一直都对任何在身份差异上做文章的政治抱着怀疑态度，特别是拿犹太身份做文章的政治。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最终让我变成了一个普世主义社会民主人士——也许有点儿早熟。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倘若我在以色列的老师中有谁关注了我的职业发展，定会感到惊恐万状。当然，他们是不会关注我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我已被正信抛弃，与死人无异了。（p90）

那时候朱特在学校担任领导，铺床工罗丝和一群70年代末入学的大学生之间产生了冲突，年轻人已经不懂得主仆关系的微妙含义了。很有启发的一个案例如下：

一个关于“平等”的案例——

……在老派年轻绅士那儿受了委屈是一码事——这些人翌日早晨一般都会道歉，并以一份礼物甚或一个热切的拥抱来表达自己的悔意。可是新派学生却对她平等以视——而恰恰是这一点对她造成了最大的伤害。铺床工和大学生是不平等的，且永远也不会平等。然而按照过去的传统，铺床工至少有权得到大学生的包容与尊重，即便只在他们就读的年间。如果连这一点也没了保证，做一份低回报的仆役工作还有什么意思？到了那时，主仆关系将退化成简单的劳资关系，那她还真不如去老家罐头厂上班呢。（p97）

巴黎已成明日黄花，因为知识分子没有了——

再翻箱倒柜找一找，我们还有个斯拉沃热•齐泽克，但他失禁般连篇累牍的言谈似乎只是为了戏仿、讽刺大众流行文化而作。齐泽克——或安东尼奥•内格里——这样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以知识分子之名为人所熟知，似乎只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就像帕里斯•希尔顿有名就是因为……她有名。（p100）

巴黎知识分子仍然满怀自信地大谈各种公共、文化事务——

为什么这种能力在巴黎比在其他地方更受尊崇？你很难想象一个英美导演会像埃里克•侯麦在《慕德家的一夜》（1969）中那样，从帕斯卡尔的上帝之赌一路谈到列宁主义革命的辩证法，却任由让-路易•特林提格南特为是否同弗兰西丝•法比安睡觉而痛苦纠结长达两小时。在这部电影中——正如那个时期的许多法国电影一样——犹疑不决代替行动成了情节的推动力。一个意大利导演多半会在戏中加入性爱，一个德国导演八成会加点政治，而对法国人来说，纯粹谈概念就足够了。（p100—101）

生产知识分子的巴黎高师——

我在高师遇到的人远不及我在剑桥的同龄人们成熟。考进剑桥绝非易事，但这并不会剥夺一个年轻人多彩的青春。然而，高师的学生却无一不为了入校而牺牲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且这种牺牲的成果一目了然。令我吃惊的是，我的法国同学们总是能大段大段地死记硬背，这也暗示着他们所学的这些过于浓缩的丰富知识，或许有时也令他们难以消化。真让人忍不住想到鹅肝酱。（p103—104）

▲巴黎高师

六十年代的革命其实是一场笑话，从东方到西方都是——

如果我当时知道往东250英里处正在发生的事，或许自我感觉就不会再那么良好了。我，一个东欧犹太裔出身、精修历史、掌握几国语言并在自家这半个欧洲大陆上周游甚广的大学生，竟对发生在当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那场灾难一无所知，这很能说明“冷战”时期西欧对外界是有多封闭。谈革命理想？那为什么不去当时欧洲最激动人心的布拉格？为什么不去年轻的同辈们正为自己的理念与理想冒被驱逐、被流放、被监禁之险的华沙？（p113）

教育的衰微——

40年来，英国教育遭遇了一系列为打压菁英、推行“平等”而实施的灾难性“改革”。而伤情最惨的还是中学教育。为了一举摧毁以公费向我这一代人提供一流教育的公立学校，政客们巧妙地强制国营院校统一降低了自己的水准。（p132）

偶尔重游剑桥时，我为其间的怀疑和衰退气象所震惊。牛津剑桥显然也未能幸免于政客为得民心而使出的时新花招：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自嘲（“我们国王学院有500年的规矩和传统，不过我们不太把它们当回事，哈！哈！”）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困惑。我们在1966年认识到公平主义时所产生的真诚自省，似乎降格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执著：坚持要把学院搞成一个不设精英选拔标准、不行与社会有别之事的地方。（p132—133）

大学原本就是个精英团体：它们的用途正是选拔人群中最有能力的一批人，再通过教育提高他们各自的能力——不断地对精英集团破旧立新。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是两码事。一个由财富多寡和世袭制度主导的社会，是不可能通过粉饰教育系统——通过否认能力的差别或限制机会的选择——来修正它的不平等的，何况它还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为贫富差距的稳步增长创造条件。这不过是道貌岸然和虚伪罢了。（p133—134）

论语言文字——

学术写作的所谓“专业化”——以及不自信的人文主义者对“理论”和“方法论”的霸占——帮了愚民政策的忙。在此前提下，一批华而不实的“大众”文化在民间如假钞一般出现了：在史学领域，这一现象的突出代表便是“电视讲坛”的兴起，节目之所以成功、能吸引到大量观众，恰恰因为业内学者对交流纷纷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过去的大众学者只将自己的学识化繁复为平直来讲述，如今那些“平易近人”的作者却都喜欢向受众强推自己的理论。结果，吸引受众的变成了表演者，而不是内容本身。（p140）

▲朱特作品东欧某国文字译本

作者去美国了，很喜欢美国——

美国迄今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的大学。此处我想说的不是哈佛、耶鲁那一类大学：这些大学虽卓凡不群，但并不算纯粹的美国院校——其根基都伸向大洋彼岸，深植于牛津、海德堡，甚至更远。我想说的是，论普通公立大学，这世上没有哪一处能强得过美国。驾车驶过中西部一片被遗忘的废墟，到处像粉刺般突立着大型广告牌、汽车旅馆莫泰6的招牌和毫无个性的食品连锁店，突然——仿佛19世纪求知若渴的英国绅士们梦中的海市蜃楼一般，竟出现了……一座图书馆！还不是普通的小图书馆：位于布卢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馆藏包括900多种语言、共计780万册的傲人藏书，且图书馆通体采用印第安纳石灰岩建造，形似雄伟壮观的双塔皇陵。（p151）

论“世界之都”——

然而“世界之都”究竟是什么？墨西哥城，人口1800万；圣保罗，人口1700万；可它们是城市扩张的烂摊子，不能算“世界之都”。相反，巴黎市中心的居民从来不超过200万，却是“19世纪世界之都”。难道这是因为去巴黎的游客多？如果是这样的话，（佛罗里达的）奥兰多也算大都市了。国家首都的地位似乎也不说明问题：想想看马德里和华盛顿（还有盛时的巴西利亚）。财富多寡恐怕也不是关键：在可预见的将来，上海（人口1400万）和新加坡（人口500万）必将跻身地球上最富有的城市之列。可有谁会认为它们是“世界之都”？

我曾在四个堪称“世界之都”的地方待过。伦敦自拿破仑战败后、至希特勒称霸前，曾是世界商业金融中心；世代与它竞争的巴黎，自凡尔赛宫建成到阿尔贝•加缪辞世，一直是广纳世界各地文化的宝地。维也纳的盛时也许最短暂：起于哈布斯堡王朝末期，只几年便陨落，然而论辉煌的璀璨程度，它使以上两个城市都黯然失色。然后，便轮到了纽约。（p180）

尽管纽约在很多方面呈现出衰微的迹象——

然而纽约却仍是世界之都。它不是美国的大城市——这项称号从来都属于芝加哥。纽约永远处于边缘：与伊斯坦布尔和孟买一样，它的独特魅力恰恰体现在它对内陆所有城市的不苟同、不合作态度。它的眼光是朝外的，也因此吸引那些居于内陆便浑身不适的人。它之于美国的关系，从不像巴黎之于法国；纽约从没有将视线完全放在自己身上过。（p182—183）

▲（美）托尼·朱特《记忆小屋》，何静芝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