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李大钊烈士陵园竣工，就在人们移灵的时候，挖出一块雕刻有镰刀锤子党徽的墓碑，正面竖刻一行文字：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原来50年前因时局动荡，人们不得不用六朝墓志的方法，将墓碑埋在地下。而今这块碑文重见天日，得见的是新中国的灿烂千阳，而非旧社会的黑暗。

李大钊匆匆而去，留下无数的遗憾。对于他的家人们来说更是如此。而幸运的是，李大钊的身后事，有无数同仁志士帮忙料理。其最好的佐证，便是后来官至副国级的李大钊长子李葆华。个中故事，读来自有感人之处，今天便与大家分享。

1927年4月28日下午2点，李大钊延颈就环。临死前，指挥行刑官曾询问李大钊对家属如何处置，李大钊毅然决然地回答到：“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古人云：“向死而生”，李大钊用其高尚的牺牲反衬了军阀的卑劣，“大公无私”的豪情在李大钊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可“知主义而不知有家”对于李大钊的家人来说也是遗憾。他的妻子赵纫兰在听到他的死讯后“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没有留下最后的遗言可能不是守常先生的本愿，按照《北洋画报》的报道，李大钊本想写一份遗嘱，但执行吏刁难，遗嘱就未能写成：

未几执行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李见此，知已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刑者曰，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

《离骚》有云：“纫秋兰以为佩”，指的是把美好的东西戴在身上。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的名字出自于此。赵纫兰陪伴“憨陀”28年，自李大钊10岁起他就由这个亦母亦妻亦姐的女人带大。尽管李大钊因先忙于读书、后献身革命而聚少离多，但赵纫兰却是李大钊最坚强的后盾。在李大钊的《狱中自述》中，他称“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如此种种，哪里离得开赵纫兰的付出呢？因此，我党在1936年追认赵纫兰为共产党员是有道理的，赵纫兰对革命确实有功。

但一些不明就里的现代人以及当时的保守主义者，多少会觉得李大钊有些无情，对自己的家庭有一些冷漠，“只知主义而不知有家”更是成为了后来一些国民党反动派抹黑攻击我党的论据。

但革命者死前撇开自己的家庭，更可能是一种无奈之举。1927年4月6日，当李大钊被张作霖所派的军警逮捕入狱时，赵纫兰也和李炎华、李星华也一同入狱了，军警还在四处搜查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被囚多日，夫妻二人最后只在法庭上短暂相遇。李大钊对法官解释赵纫兰只是个家庭妇女，而他的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可以说，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与他们没有关系。”

平日里对妻子嘘寒问暖的李大钊，在法庭上竟成了一个冷冰冰的陌生人。稍有情商的人都看得出来，李大钊在保护他的妻子。法庭上的赵纫兰嚎啕大哭，哭得几乎要昏了过去，可能她在为丈夫的体谅而哭，又或者心疼丈夫所受到的酷刑。那些扎进憨陀指缝里的竹签，似乎也扎进了赵纫兰的心头，让她的病更严重了。

未来的路还很长，而且更艰难。

李大钊的死不仅仅是时代的悲剧，更是他们家庭的悲剧。对于赵纫兰来说，痛苦的第一方面来自于当时的反动政府，李大钊死后，当局政府仍然派出军警监视。赵纫兰常常受到流氓、打手的骚扰，北京时局艰难，李大钊生前友人不得不帮助他们离开北京，回到家乡暂避风头；另一方面，没了丈夫，家里就没了顶梁柱、没有了收入，子女面临失学甚至是吃不饱穿不暖的风险。

要知道李大钊生前可是北京大学的正牌教授，工资高达120元（当时8元大约能养活一家人，毛泽东的月薪就为8元）。但他经常拿出来资助革命和青年学子，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李大钊当即宣布从自己的月薪中拿出80元作为经费；李大钊经常对家境贫困的学生和工友慷慨解囊，这些被资助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来二去，导致李大钊全家生活窘迫，校长蔡元培知道了此事，嘱咐会计科要扣一部分钱下来，直接发给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

李大钊对外慷慨解囊，对内则节俭持家。赵纫兰对此并没有抱怨，反倒是十分理解。他知道，自己丈夫做的是大事，是要给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是要千千万万苦命的老百姓真的能过上好日子。自然，说赵纫兰跟李大钊一样觉醒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说法是夸张的，赵纫兰如此支持自己的丈夫，只是多了一颗许多人没有的“良心”罢了。

李大钊将自己的薪水大部分用于时代的进步事业，以助于他“身后极为萧条”，李大钊的家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再加上赵纫兰突然病倒，儿女正在读书，整个家庭难以为继。《晨报》的记者是这样写的：

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李之乐亭原籍，家业毫无。生前唯知努力学问，不事生产，平素又极俭朴，故境状萧条现李妻卧病，医药之资无出。李之棺属回籍及遗孤抚恤等， 更谈不到。

好在李大钊生前广交善缘，北大的教授同仁纷纷慷慨解囊，梁漱溟、吴若男、章士钊、蒋梦麟等人出钱帮李大钊重购了棺木（老板伊寿山听说死者是守常先生，敬佩其人格还特意降价出售），周作人、沈尹默、胡适等人也帮助了李大钊子女的教育，赵纫兰带孩子们回乡后，每个月还会收到北京大学寄来的生活费。

在这其中，周作人的帮助可能是比较特殊的。众所周知，周作人后来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了汉奸，但此时他还有民国文人独有的风度，在被捕那天，李大钊最大的孩子李葆华跟周作人的孩子去沈士远家做客，侥幸逃过一劫，而后在周作人家里躲了一个多月。此后又和沈尹默一起帮助李葆华前去日本留学，还申请了官办经费，后来李葆华在日本东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夏天李炎华和李星华回北京读书和勤工俭学，也是周作人在其中安排的；还有一次是在1932年夏，老二李星华向周作人求助，请他帮忙出售父亲的藏书，周作人立马叫上了蒋梦麟、胡适等人出资买下藏书后赠给北大图书馆。与此同时，中共北方党组织也给了李大钊的遗孤切实的帮助。

在极度的操劳和忧虑中，赵纫兰病故，享年49岁。此时李大钊最大的孩子李葆华才24岁，老二李星华（女）22岁，老三李炎华（女）14岁，老幺李欣华7岁。此时李葆华在北京门头沟附近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李星华则在中法大学孔德学院勤工俭学，大姐和大哥艰难地维持家里的生活，途中积极参与革命运动，两人都是在1930年代初参加的共产党，算是继承了先烈未竟的事业。

后来，李葆华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央委员及贵州省委第二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官至副国级；李星华则从事教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李炎华和李欣华亦在各自领域内有所建树。

李大钊被反动政府扣的罪名是“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这样的罪名在当时是很难公开安葬的，就连给李大钊入殓的伊寿山先生也被警察逮捕。所以赵纫兰本来的想法是等着李大钊的遗愿能实现，北伐军早日打下北京，在城头插满红旗。没想到蒋介石政府早早地背叛革命，李大钊的遗愿就没有短期内实现的可能了。正常安葬都难了，更别说是公葬仪式了。

1933年春天，李大钊遗体已经在妙光阁浙寺暂厝6年了，赵纫兰已经病入膏肓，她等不下去了。赵纫兰来到北京，请求北大出面操办李大钊的葬礼。而这一年的政治形势也不容乐观：在北方，日本人的侵略步步紧逼，不仅武装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地区，更在当年1月占领了山海关，还不断的前扰长城沿线；在南方，蒋介石政府正在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组织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全国反共的政治氛围也越来越浓。就在这么凶险的氛围中，13位北大教授自愿参与发起李大钊先生的公葬仪式，名单如下：

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

这13人中，没有一人是共产党员，他们的政治观点也都不尽相同，有的根本不认可李大钊倡导的共产主义（胡适），有的则后来干脆成了汉奸（周作人），他们之间或多或少还吵过架，打过笔墨官司，可他们都有着那个年代民国文人独有的风度。知识分子良心未泯，总还算是一桩幸事。但他们想给鼎鼎大名的共产党创始人顺利地办一场公葬仪式，遇到的困难可不小。

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本想走较近的西门出城，不要把声势搞大。但赵纫兰坚持说：“李先生生前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又死得这么悲惨，马马虎虎地出殡，我于心不忍！”蒋梦麟听完十分动容，就答应了赵纫兰的要求，便和国民党政府斡旋，这也得到了当局的默许。

1933年4月25日申报载

此时党组织也和赵纫兰联系，商议将这次公葬仪式变成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得到了赵纫兰的同意。1933年4月23日，李大钊烈士公葬仪式举行，起灵时队伍高唱《国际歌》，送殡队伍大挂标语，其中最前一联下联为“北平青年恭送李大钊安葬”，横联为“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左右联为：“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送殡队伍高喊：“守常先生不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北京沿途送葬群众极多，大部分为自发参与的爱国群众。党组织从中散发传单，宣扬抗日、革命思想，各种左翼组织也纷纷登场，传单甚至还有日文和韩文写成的。

当出殡的队伍抵达西四牌楼的时候，大批国民党军警出动企图停止公祭仪式，引起双方冲突，宪兵向群众队伍开枪，送殡队伍被冲的七零八落，大量的花圈、挽联、鲜花被践踏踩碎，一共被捕去20余人。赵纫兰在骡车上亲眼看到一名瘦弱的青年女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内心中只有恨，临死前，赵纫兰仍挂念那些在公葬仪式上受伤流血的青年学生，她曾喃喃自语道：“……那个孩子……血呵……报仇呵。”

当天下午，灵柩被护送到万安公墓。墓穴旁有地下党组织以北平互济会的名义送来了一个墓碑，上刻五角红星，镶嵌有镰刀斧头的图案，竖刻一行字：“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背后有表彰李大钊功绩的碑文。但因为时局紧张，这个碑文没有办法公开于天下，只能按照六朝墓志的方法跟着李大钊的棺椁一起埋在了地下，直到1983年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前后，该碑文才重见天日，其全文如下：

李大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曾于一九二一年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且实际领导北方工农劳苦群众，为他们本身利益和整个阶级利益而斗争。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爆发了，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竟无耻地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且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之下，于肆月六日大举反共运动，勾结张作霖搜查苏联使馆，拘捕了李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在肆月二十八日被绞死于京师地方法院看守所，同难者八十余人。这种伟大牺牲的精神，正奠定了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胜利的基础，给无产阶级的战士一个最有力最好的榜样。现在中华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扩大，也正是死难同志们的伟大牺牲的结果。

由北大教授刘半农撰写的《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言辞温和，代表了北大同仁的敬佩和惋惜之情，却也因为时局动荡没有立在李大钊墓前。

在李大钊公葬仅仅一个月后，赵纫兰病故，享年49岁。李大钊北大的同仁再次出面，将赵纫兰安葬于李大钊墓侧。1934年6月6日，刘半农再次撰写碑文，出于保护的目的，碑文对李大钊夫妇生平没有写一笔，仅仅写了李大钊和夫人的名讳、籍贯、生卒年月和立碑子女姓名。

李大钊的公葬仪式成了星星之火，点燃了无数的能人志士心中的草原。而他的子女们继承了先辈的热血，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立挥洒了毕生的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