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慈禧和恭亲王有私情？叔嫂暗斗，谁都不能在西太后头上动土|咸丰|太后|恭亲王|慈安|李进喜

首次听政

挫败载垣的阴谋之后，西太后的位置更加稳固了，她已经掌握了中国最高权力（这里只说西太后，东太后为人性情温和，对政治没兴趣）。西太后初次听政的时候非常谨慎，不敢独揽大权，而是谨小慎微，这样方便从中得到政治经验。

当时，大臣们都尽力辅佐，都是用新皇帝的名义下达各种诏书。因此，西太后此刻的权势还没有她归政光绪、退居幕后的时候显赫。西太后首次垂帘听政（同治元年到同治十二年，即1862—1873年），基本上是试验阶段，从表面上难以看出西太后的独揽大权。

到了第二次垂帘听政（光绪元年到光绪十五年，即1875—1889年），诏书中开始出现西太后的名字，所有录用人和赏罚等一些事情，都由西太后做主，恩威并用，因此，大臣们都听从西太后的指令。

第三次听政（光绪二十四年到光绪三十四年，即1898—1908年）时，西太后已经独揽大权，稳固的地位加之丰富的经验，天下没有人能够匹敌。她每天都要登宝殿，坐宝座，召见大臣，皇帝就像木偶一样坐在一旁，以至于大臣只知道坐在上面的西太后而不知道旁边还有皇帝。西太后掌握政权后，清楚女人摄政不合乎传统和民心。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有吕后、武后，尽管才能过人，可到最后还是要遭到人们的嘲讽。西太后博览群书，非常清楚太后摄政的结果，但她太喜欢掌握大权了。莫非要重走历史的老路？叛逆的肃顺三人已经被彻底挫败，大臣和御史们都认为载垣三人是罪有应得。

可是，恭亲王却非常焦虑，但凡咸丰皇帝晚年信任的人，他都会派人秘密盯梢。不过，恭亲王如此，根本不是从报复的心理出发。西太后肚量宽阔。刚刚开始摄政时，只是处理了载垣等一些辅政的八位军机大臣，其他人没有问罪，这么做可以避免扩大打击面，所以得到了所有人的赞成，得到了大度的美名。

有两个实例。有人举报，当初奉劝咸丰皇帝向热河逃亡的还有礼部尚书陈孚恩。当时，咸丰皇帝驾崩后，载垣一些人召见一名要员去热河，此人就是陈孚恩。西太后就罢免了陈孚恩的职位，尽管铁证如山，但并没有治罪。

还有一个实例。协助载垣谋划的还有内务府大臣，他曾经奉劝咸丰皇帝不要回到京城，在热河办事比较方便。同样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西太后在1861年春天只是将此人罢免了职务。当时，北京的官员都想依附权势，借助当权者大兴报复之风，所以误入歧途，可朝廷丝毫没有大兴监狱的意思。

西太后下了一道手谕，只处理首要罪犯，其他不过问。猜测西太后的心思，既然已经达到自己的目标，稳定了地位，宽容做事也无所不可。西太后心里清楚，载垣得不到北京要员的协助不敢这样大胆。可是，西太后尽管知晓很多人参与了这件事，假如不是很大的罪行，她还是愿意将铁剪刀藏在手套里。

西太后的恩威并用，在京城人心目中得到了慈善圣母的美名。西太后性情本来就是严宽都有，得到这样的称赞也并不都是吹捧。因此，西太后处理完载垣等一些人之后，就警告大臣们必须各尽其责，公平执法，不要效法陈孚恩等一些人的坏习惯。

太后再一次下达指令说明，尽管没有饶恕犯罪的人，但是，假如有人胆敢隐藏这些人，不去揭发这些人的作为，就会和这些犯罪之人一样获罪。西太后的这些言辞是让一些没有揭发载垣一伙叛逆作为的王公大臣听的。

西太后还说，朝廷清楚这些大臣并非图谋不轨，只不过是心中担忧，没有胆子和学识去告发他们。假如今后再遇到此类事件，了解情况的人必须马上上报，不得迟缓。西太后还向那些王公贵族交代说，让他们以载垣事件为戒，假如再发生类似事件，绝对不会饶恕，必会严惩不贷……时下最迫切的事情就是新皇帝的年号需要定下来。

“祺祥”是载垣等一些人选定的年号。西太后博览群书，清楚这两个字意思并不好，但又想让人们永远铭记载垣叛乱的事件，于是，“同治”就成为了新年号，目的是平息叛乱，以此求得国家的安定。

假如从皇帝的角度考虑，无论用什么年号都没关系，从一些事情可以发现这一点。改变年号的诏书下达后，两位皇太后在当日又下了一道指令，说明了自己控制政权的理由。指令的语气，主要是想谋求众人的谅解，大意是：奉两宫皇太后的懿旨来垂帘听政，并非本人本意，只是感觉皇帝年幼，臣下不得不有所秉承，所以需要安抚大家的情绪，暂时摄政，等皇帝典学有成之后就会让其亲政。

但凡我朝廷中大小臣子务必尽心尽力，大家共同治理国事。另外，在通告中还有让外国知晓的话，等等……接下来，西太后又以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大意是：感谢两宫皇太后的热心，等皇帝亲政后，一定会勤奋谨慎处理国政，以此回报太后的恩惠。

在旁殿，两宫皇太后还召见了群臣，免去了一些必要的大礼，皇帝叔父以及同辈四人都免去叩头礼数。经过商议，最终决定给予两宫皇太后显贵的尊称，每年从宫中财政里拿出十万两白银作为两宫皇太后的费用。

尊称东宫皇太后为“慈安”，西宫皇太后为“慈禧”，今后凡是遇到大型典礼，都会在两宫皇太后尊号前加两个字。在西太后七十大寿的时候，其尊号有十六字之多。慈安太后的尊号也有十个字。两宫皇太后三十岁生日时，都加了两字；同治皇帝登基时又加了两个字；

同治皇帝驾崩大礼之前，为了表达太后功绩，再次加了两个字；两宫太后四十大寿时加了两个字；西太后五十大寿时又加了两个字；光绪皇帝大婚之时又加了两个字；西太后六十大寿时再次加了两个字。西太后最完整的尊号，即“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

叔嫂暗斗

西太后刚刚执政的时候比较温和，还能听从恭亲王的劝告，联合慈安太后任命恭亲王担任摄政王职务，并下令，摄政王世世代代能够沿袭王位。恭亲王极力回绝这次任命，两宫皇太后就极力坚持，最终在恭亲王再三恳求下，两宫皇太后收回了任命。

其实，有两宫皇太后辅政，根本用不着其他人再来辅佐。西太后一直挂念着恭亲王在热河曾经协助自己的大恩，就加封恭亲王女儿为大公主，还特许可以用黄色轿子，所以恭亲王一度权势很大。在西太后开始执政时，因为许多事情还比较生疏，且北京城里派别林立难以掌控，又不擅长外交事务，担心局面不好控制，所以恭亲王就成为了西太后的亲信。

恭亲王摄政时间比较长，历经很多大事，犹如西太后的左膀右臂。时间一长，西太后渐渐熟悉了朝中的国家大事处理方法，刚毅的性情渐渐显露出来，她不喜欢别人干涉自己的事情。西太后非常聪慧，加之博览群书，在用人做事方面非常得民心。对之前信任的大臣，慢慢开始疏远，西太后开始独揽朝政。

西太后性情本来如此，可恭亲王本身不甘心退居幕后，其性情野心和西太后难分上下。西太后慢慢对恭亲王开始疏远冷遇，恭亲王渐渐感觉到难以容忍，所以，二人的关系再也不像之前那样亲密了。接下来，西太后就鼓励慈安遇到一点事情就给恭亲王“小鞋子”穿，和谐相处的境况难以恢复到从前。恭亲王在用人时，无论升迁还是罢免，都不会和西太后商议，自己一人决定。各个省份的大事，恭亲王都一人操作。后宫和朝堂之间的矛盾慢慢滋生起来，开始互相掣肘。

当时，人们都感觉恭亲王如此对待两宫皇太后有些过分。恭亲王感觉自己已经掌握了大权，开始操控所有，骄横是难免的。西太后在一次召见恭亲王时，恭亲王居然对她们说：你们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都是因为有我。

西太后绝对不会容忍这样的话。西太后召见大臣的时候，都会坐到大殿的宝座上，面前还要隔着黄色的帘子，被召见的人是不会看到太后的。召见时，人要分开进入。恭亲王借助议政的理由，时常先进朝堂。宝座周围就有殿前的宦官，出现大臣失态，宦官都能看到。没有总管宣旨，无论什么人都不能擅自进入。

但是，恭亲王多次没等宦官们宣旨就直接进入大内，感觉自己能够超越这些宫禁制度。执政时间一长，西太后渐渐感觉到恭亲王和制度背离，妄图蔑视君王。大臣的奏折要经过西太后问询后才可以回答。有时候，西太后已经说完，恭亲王就假装没听见，要求西太后重复一遍。西太后说完话，恭亲王回答时常用大嗓门，骄横的态度让西太后难以容忍。

在宫廷之外，恭亲王和国内外的官员自由来往，恣意妄为，根本没有拿西太后的旨意当回事。西太后密令宦官监视恭亲王，随时汇报他的行踪。西太后渐渐失去了对恭亲王的信任，这一切从情理上讲都很正常。

西太后感觉到恭亲王的权势非常大，经常妄图超越自己的权威，因此就决定警告他一下，让他清楚国家体制是不可以随便超越的。人事方面的权力，必须要西太后决断。假如不是西太后的意思，立即就会被罢免。西太后开始寻找机会，准备报复恭亲王。到执政的第四年，即1865年4月，机会终于来了。

这天，恭亲王在回答西太后的问话时，竟然不守规矩地擅自站了起来，这种做法绝对违反了朝廷制度。朝廷制度规定：被召见的大臣，绝对不可以忽然站起身，这项规定主要是避免大臣有非常举动而威胁到皇帝安全。宦官向西太后做了禀报，西太后大声说：“恭亲王忽然起身，唯恐有其他用心，这样对两位太后有危险。”

侍卫们听到喊声进入大殿，将恭亲王拉了出去。西太后随后下令，大意是：恭亲王侵扰朝廷皇权，轻举妄动，罢免其摄政王、军机大臣以及其他宫廷所有职位，撤销其总理衙门的职务。

诏书中另外还附加说明：恭亲王辜负了朝廷的恩惠，妄加用权，随意用私人，所以被罢免所有职务……一个月后，国内外的一些有关处理恭亲王事件的言论传到西太后耳朵里，她感觉凭借自己的地位，不应该让人们随便议论，于是就以自己和东太后的名义下达一道指令，对这件事情做了解释，目的是维护自己，掩盖了当时的行为。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分析，这次处罚恭亲王在某种程度上说不是坏事。七天之后，西太后又以两宫皇太后的名义下达一道诏书，大意是：如今恭亲王能够领悟其中含义，且能悔过自新，朝廷内外臣民，取舍进退，都大公无私，没有丝毫成见。

何况恭亲王是朝廷亲信重臣，才干过人，辅佐朝政，不可以中途改变，让其在家贪图安逸。恭亲王继续在军机大臣职位上做事。不用另外商议，以此表示对其栽培。希望恭亲王能够不要忘记那天悔过的心思，一心辅佐朝政，努力报答朝廷恩惠，不要心存疑虑，以此推诿，让朝廷失望。

同治四年（1865）秋天，举行了咸丰皇帝的葬礼。当时，修建陵墓达四年，埋葬咸丰的同时，还把孝德皇后也随葬了。孝德皇后在咸丰皇帝登基前一个月去世，其灵柩暂时安放在城西大约11千米的一个庙宇里，距离现在已经15年时间了，就是为了能和咸丰皇帝合葬。

修筑陵墓和出殡的所有费用加起来数字巨大。当时，筹集款项困难很大。南方各个省份因为农民战乱，军费开支巨大，很难再担负这笔开支。皇帝的陵墓费用需要数千万两白银。地方政府无法承担这笔钱，内务府和各部官员被迫捐献承担。

先帝大葬之日，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都来到了东陵，恭亲王也一路随从，他另外还要负责修筑皇陵的任务，还有筹集款项的事宜。此时，西太后对恭亲王并没有过多的苛责。皇帝的棺椁用梓木做成之后，还要涂抹厚厚的漆，上面还要写“佛”字。放到陵墓中之后，底座还装饰了很多的珠宝。陵墓是用上等的石料修筑。

之前，皇帝葬礼需要嫔妃和宦官来殉葬，现如今都使用木头和纸张做成的人来代替。让这些假人跪在棺椁前边，点起巨大的蜡烛，接下来，和尚们开始念经。金圭、玉笏、成串的珍珠，都放到了棺椁上面，其他所有贵重的摆设都放在陵墓中。所有这些仪式结束后，随后就关闭陵墓大门。第二天，两宫皇太后下了诏书，对恭亲王一些人进行了嘉奖。可是，四年之后，恭亲王和东太后密谋铲除了西太后的宠信安德海，此举极大地伤了西太后的心。

重用湖南曾国藩

两宫皇太后一起执政的时候，南方的农民起义渐渐被镇压了。自1850年即道光末年，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农民军在国内造成了巨大破坏，老百姓被迫离开家园。现在国家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这段时间，正是西太后扩充自己势力、排斥东宫太后慈安的时期。中国很多的历史学家将评定战乱、拯救人民的大功算到了曾国藩总督身上，这很中肯。

曾国藩、左宗棠等，都是勇士。中国儒学文化有其合理的地方，所以才在几千年之后还能出这样的人才，平定叛乱，拯救人民，这是儒学文化的动力。

曾国藩的名字应该说家喻户晓，他之所以能够成就大事业，很大程度在于西太后善于用人、赏罚公正。在国家平安无事的时候，朝廷聚集了很多人才，不过能够从这些人的言行举止中挑选真正的人才绝非易事。对于曾国藩的才干和忠心，西太后很信任，这也是曾国藩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西太后心目中，国内外的高级官员，除了荣禄外，无人能够和曾国藩相比。荣禄是满人的贵族，而曾国藩充其量不过是湖南的一个地主。中国历史学家非常详细地记录下了太平天国的事情，从中可以了解曾国藩的人品和性格。值得肯定的是，只要西太后掌控朝廷，曾国藩的地位就不会动摇。有几件与平定太平天国有联系的事情，可当时的奏折、诏书都没有提及，让人顿生疑心。

咸丰皇帝于1861年在热河驾崩，英法联军烧毁了圆明园。在合约签订之后，两宫皇太后开始垂帘听政。恭亲王是摄政大臣，他首先倡导依靠外国军队平定内乱。当时，长江流域被农民起义军占领，政府非常忧虑，所以不惜借助外国的军队，这难道不奇怪吗？不过，这正是当时中国政府的高明之处。

原因是，长江流域属于通商地区，外国人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英法两国早就想出兵干预太平天国运动。这里不再详细叙述“常胜军”的历史。常胜军于1862年在江苏和农民军开始作战。英国政府在1863年2月任命戈登到中国率领常胜军，协助中国政府平定战乱。此后，官军重振声势，曾国藩这才平定了战乱，中国才恢复太平。

在清政府平定叛乱事件中，戈登功不可没。苏州于1863年12月被收复，南京在第二年7月被收复，直至洪秀全去世，战乱才平定。事件刚开始时，外国政府纷纷保持中立，到了后来都在协助清政府和农民军作战。西方人为了协助大清政府付出了许多生命代价，其中就包括战死在中国的法国海军提督，这是一份非常重的情谊。

收复南京之后，曾国藩给大清朝廷的奏折以及清朝廷下达的诏书中，都没有提及戈登的“丰功伟绩”。在奏折里，曾国藩按照中国的传统将功劳戴在去世的咸丰皇帝头上，感觉皇帝神圣无所不能及。如此的心理，不光在中国，日本也是这样。打败俄国之后，一些将领都归功于天皇，做法和中国如出一辙。

在中国，所有为了国家而死的人，政府都会给予一定待遇，是活着的人无法比拟的。假如外国人有了功劳，那就更难以攀比。曾国藩智勇双全，可在此等事情上态度的变化让人感到心凉。戈登将军尽管协助官军平定叛乱，可也曾跟随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并参与了烧毁圆明园的劣迹，所以，曾国藩奏折里对其功劳只字不提。

西太后听到收复南京的消息心里非常高兴，就以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从中可以领会其性格。诏书大意是：这次洪秀全在两广作乱，到现在已经15年了。他们占领南京也有12年。践踏十几个省份，致使几百座城市沦陷。

这次能够平定战乱，铲除恶首，是领兵的大臣顶风冒雨、不畏艰苦的结果，应该给予特殊的待遇犒赏他们的功劳。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筹划缜密，智勇兼备，用人得当，调度有方。

加赏曾国藩太子太保衔、一等侯爵，并且世代可以沿袭，另外赏赐双眼花翎。浙江巡抚曾国荃……吃苦耐劳，公而忘家。加赏曾国荃太子少保衔、一等伯爵，并且世代可以沿袭，另外赏赐双眼花翎。

其他的人都各有封赏。西太后随后又下一道指令，提议皇帝应该亲自到太庙和其他地方祭祀，感谢上苍、列祖列宗、山河神灵的保佑。在上报朝廷的奏折中，曾国藩汇报了掘出伪天王洪秀全尸首一事。

对于伪天王洪秀全，官军将士愤怒万分，都想得到他的尸体才甘心。到了6月27日，在天王宫殿里挖掘出了尸体，28日抬到了大营中，曾国藩与其弟曾国荃一起查看。另外还有曾经担任刑部秋审处的靳方锜、庞际云、孙尚绂等，包括各种文武官员，一起验尸。洪秀全信奉邪教，所以尸体不用棺椁，只用绣龙黄色绸缎包裹，包括裤脚用的也是龙缎。

秃头无发，胡须还保存着，但已经白了。腿和肩膀上的肉还没有脱落。验尸完毕后开始践踏尸体，接下来是用火烧。有太平天国当官的女婢，是道州姓黄的女子，是用手埋的洪秀全尸首。曾国藩亲自审问她，她说洪秀全一直到死都没有见过自己。官军在4月27日攻城激烈，洪秀全服毒身死，秘密没有发丧。城内的农民军和城外的官军已经知晓，到十几天后才开始向外公布。

君臣之间

太平天国祸乱平定以后，担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任已经四年，至今湖南人依然感觉两江总督是曾国藩世袭的职务。在这四年里，曾国藩只是在和捻军作战时去过一次山东，但时间很短。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升职担任直隶总督，在正式就职之前，他先行来到京城接受朝廷的召见。一位王公贵族领路，来到大内。

面向西边坐着的是小皇帝，其后坐着的是两宫皇太后，左边是慈安，右边是慈禧。这次召见的过程被完整地记录了下来，非常有趣，从文字中可以了解西太后当时的神情。慈安从来不关心国家大事，所以态度有点冷漠，因此问答的言辞，都在西太后和曾国藩之间进行，慈安没有参与。

当时，曾国藩走进宫殿后跪下，屈膝向前挪动几尺后说：“微臣曾国藩叩请圣安。”说完，曾国藩摘下帽子，叩头谢恩，随后站起身来，再往前走几步跪到龙座前面的垫子上面，距离皇帝很近。

他和西太后之间的对话大致如下：西太后问：“你在江南的事，是不是都办好了？”曾国藩答：“办好了。”西太后：“湘军都撤了吗？”曾国藩：“都撤下去了。”西太后：“有多少人被遣散？”曾国藩：“遣散了两万人，还有三万人留下来了。”西太后：“哪些地方的人较多啊？”曾国藩：“安徽人最多。

湖南人也不少，但只有几千人。”西太后：“遣散顺利吗？”曾国藩：“顺利。”西太后问完作战的事情后，另外还询问了曾国藩之前的一些事，包括他的家庭情况。过了一会儿，曾国藩叩头告退。在这次召见之前，西太后已经细心看过其奏折，因此召见的言辞简洁明快。曾国藩退出之后，西太后赏赐给满汉大臣一些肉食品，还邀请这些人看戏。

曾国藩曾经提议扩建直隶海军、陆军，西太后都细心看了。在直隶，曾国藩总共待了一年多时间，当时直隶总督府在保定。1870年6月的天津教会案件，曾国藩难脱干系，不过难说都是曾国藩的过错。

这一年8月，南京两江总督马新贻遭遇刺杀而亡，朝廷下令让曾国藩赴南京担任两江总督，另调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在直隶总督职位上，李鸿章待了24年。当时，曾国藩岁数大了，恳求辞去两江总督的职务，西太后没有答应，还下了一道诏书，大意是：两江总督空缺事件非常重要。曾国藩之前在两江总督任期内，所有事情处理妥当，非常合适。最近虽然得了眼病，但是在任职期间掌握大局即可，没有必要去处理一些琐碎小事。

在北京，曾国藩六十大寿时，西太后赏赐给他很多礼物，并且专门为曾国藩写了一首诗，以此显示对其的恩宠。后来，西太后又赠送给曾国藩一块匾额，上写“国之柱石”，另外还有佛像一尊、玉如意一把、花衣服一件、江南绸缎十卷、纱十匹。曾国藩向西太后请示何时赴任时，他们曾经有一段对话：

西太后：“你何时从天津启程？”曾国藩：“微臣准备在23日动身。”西太后：“天津事件的首犯是不是已经伏法？”曾国藩：“尚未行刑。原因是，外国领事传话说，俄国公使最近要来天津，法国罗大使派人要来天津查验，所以不能马上对罪犯行刑。”西太后：“李鸿章计划何时对罪犯行刑？”曾国藩：“23日夜里，微臣接到李鸿章来信，他说计划在25日处决罪犯。”西太后：“天津城的老百姓是否喜欢闹事，难以管理？”

曾国藩：“时下，天津百姓都安居平静，没有闹事的迹象。”西太后：“事发之后，天津府和县级官员都跑到了顺德，他们是怎么想的？”曾国藩：“这些府县刚开始逃跑时，微臣尚没有给他们拟定罪名，所以他们才有胆子逃跑。微臣后来派人转告他们，决定将他们革职后转交有关部门处理，这些官员才害怕，逐渐从顺德、密云一些地方赶回天津。”

西太后：“现在，你右眼视力如何？能看见东西吗？”曾国藩：“微臣右眼没有一丝光线，什么都看不到。不过，左眼还可以。”西太后：“其他的病情如何？”曾国藩：“微臣其他病情明显好转。”西太后：“我发现你站起、下跪一系列动作都很好，精神也好。”曾国藩：“微臣尚未恢复元气。”西太后：“马新贻的事件有些奇怪，是吗？”曾国藩：“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怪。”

西太后：“马新贻处理事情怎么样？”曾国藩：“此人办事比较稳重，也比较认真。”曾国藩过了一会儿就退下了，后来还有一次被西太后召见。西太后：“在直隶，你练了多少兵力？”曾国藩：“微臣练了三千兵力。

前任总督练兵四千，加在一起到了七千之多。计划再训练三千，达到一万人。微臣和李鸿章商议好了，计划按照我汇报的办法处理。”西太后：“南方练兵的事情也很重要，洋人不得不防备。你们要尽心办理这件事。”曾国藩：“微臣也感觉必须防备洋人。

时下我们在海上无法和洋人抗衡，只能想办法防备。微臣计划在长江险要之处修筑炮台，严防洋人的战舰。”西太后：“最好能够防住他们。这些洋人的教堂时常搬弄是非。”曾国藩：“最近几年，洋人教堂到处惹事。教徒总是想办法欺负不信教的老百姓，传教士就包庇这些教徒，而领事官员就袒护传教士。明年法国准备和我们换约，我们要在传教事情上细心整顿。”

曾国藩在1870年10月离开了北京，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一个月后，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大印，首先处理刺杀马新贻案件，凶手张文祥被稍加审讯后就判定了死刑。第二年夏天，曾国藩到各地巡视，借机在各处名胜游玩。

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国家兴旺，人民平静生活。曾国藩来到秦淮地区，看到很多游船，并且歌声不断，他非常满意：“我一生中终于又看到太平盛世，真是太高兴了。”12月，曾国藩到新总督府办公，府邸即洪秀全的宫殿。

曾国藩重回江南，但任期时间不长。1872年过年时，曾国藩曾经晕倒一次。几天之后，京官苏赓堂河帅来到，曾国藩出门迎接，就在轿子里读书的时候，忽然间用手指着随从说不出话来。回家后亲手写日记，大意是：我得病后不能再用心思。

当初在道光二十六七年期间，我每次作文章和诗词，身上就会起癣，以至于夜不能寐。近几年来做文章也感觉心里不踏实，难以自如。因此，头晕目眩肝风等一些病，都是心肝血虚造成的。不能快速死去，但又不能重振精神，做一些应尽的事情。这样苟活在人间有什么意思呢？

曾国藩再写日记，大意是：我的精神已经散漫了。但凡应该了解的事情，长时间不能完成；应该处理的案件，长时间不能处理。时下满山的枯枝败叶，没有归宿。进入仕途30年，官升到最大，但学业没有什么成就，品德也没有什么进益。年老心伤，心中非常惭愧。

到了第二天，曾国藩看了一个奏章，又晕倒了一次，随后就叮嘱儿子曾纪泽准备后事，丧事要依照之前的规矩办理，不许办道场。次日，曾国藩又看了乡试里的一篇文章，下午来到花园里闲游，忽然感觉不适，被抬到屋里后坐下就去世了，时年62岁。当时有记录说，南京城内的百姓听到曾国藩去世的消息后都哭了。

据传言，曾国藩去世时，天上有明亮的星星在城楼上落下来。朝廷里大小官员知道后，都很伤心，文武百官三天没有上朝。西太后下指令，追述曾国藩的忠心和做出的贡献，让每个省份都建立祭祀曾国藩的祠堂，以此来表示朝廷上下对他的怀念。

在西太后头上动土

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和评论家都认为，明朝的衰落和亡国，原因在于宦官集团太骄横，权倾朝野，操控朝政。几百年以来，所有大臣都明白不能通过宦官来和皇帝接触。那些宦官时常陪伴在皇帝左右，长年累月，想方设法迎合皇帝的心思，被宠信的可能性非常大，权势也很大，几乎可以操控大小官员官职和升迁。

不过，有一些官员敢于痛斥宦官，这也时有发生，是中国义利观的显示，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西太后掌握大权后，宦官的弊端日渐显露。大臣们的提议，西太后也能听取；有关宦官专权的害处，西太后心里非常清楚，可是她居然也纵容宦官。

西太后经常说宦官的危害，可是，在她当政的50年里，依然没有处理那些宦官。想革新可又舍不得除宦官，其实毫无用途。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政变，李莲英是一个关键人物。光绪皇帝新政，首先就提出要铲除宦官制度。李莲英因为担心所以怨恨皇上，这很正常。义和团崛起，其实就是这些宦官们和一些旧贵族联起手来排外的体现。

八国联军列出的黑名单上第一个人就是李莲英，但是保护他的竟然是俄国公使，谁也不清楚其中缘由。有关李莲英的事情，可以发现朝廷上的高级官员对宦官的痛恨。各个省份官员都对他们有看法，维新派和报纸上的舆论也在感叹这件事。因此，皇帝新政后，非常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但无力铲除宦官，并且还因此带来危险。

光绪三十二年（1906），朝廷实施新政，泰晤士报社的北京职员都感觉铲除宦官是新政的措施。可是，当时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守旧派，他们感觉宦官制度是几千年来的传统，不可以改变，就像中国的一夫多妻制一样，成为了中国的习惯，不足为患。另一种意见认为，这种宦官制度说是自古就有，可夏商周就没有宦官制度，到周朝末期才出现。当时，孔子就指出了宦官的危害。这些都可以说明，铲除宦官是可以的。

大清在1644年进入关内，占据中原，采取了一些限制宦官的制度。到顺治皇帝继位后，立即召见大臣，讲明宦官的主要职责是打扫卫生，不可以作为心腹重用，还制定了几条法规，后来被看作是经典制度。如今，这些制度的具体条款主要限制了宦官的级别，最大不可以超越四品。因为明朝魏忠贤的教训，因此清代的法令不允许宦官擅自离开京城。

康熙、乾隆二位皇帝非常尊重这样的规定，所以200年以来，宦官集团不曾出现胆大妄为的事情。到了近代情况有所不同，咸丰皇帝未曾严加管教，宦官们时常公然犯法。西太后掌握大权之后，明朝末年的一些弊政，诸如贪污受贿、阴谋诡计、独断专行等，都开始显露了出来。以至于到了后来发展到把持朝纲、诽谤朝廷的地步，西太后竟然还庇护他们，所以宦官就越发胆大妄为、肆意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