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约半个世纪前，考古学家就发现在西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近海区域内的珊瑚礁群内，有一处用石柱群围起来的海底墓群。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是在1986年独立的一个袖珍国，人口仅数千人，首都设在波纳佩岛，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相当落后的国家，居民绝大多数都是渔民。

岛国的四周环绕着美丽的珊瑚礁群，是一处旅游胜地。在水位高涨的时候，这个岛看上去与其他孤立在大洋中的小岛无异。但在水位退去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到露出水面的珊瑚礁群——在礁群间有明显的看上去工程十分浩大的人工建成的水道。

五十多条人工渠道的周围则有无数建筑得十分坚固的石柱。这些石柱群都是由一根根圆形石柱组成，比马路上的水泥电线杆稍细一些。当地人说，这是历代酋长的墓地，因不愿外人侵扰亡灵，故将坟墓建在活人难以进出的海礁中。

1920年，日本生物学家——东京大学教授杉浦来到了该岛。当时的密克罗尼西亚是日本托管地，为了揭开海下墓地之谜，他的随行人员抓来了一名酋长，逼他说出墓地的秘密。酋长说：“这是万万说不得的，岛上的酋长终身供奉的海上女神（即希腊神话传说中海上会唱歌的女妖，海上行驶的船只向着歌声驶去，就会被海浪吞没），保佑着海底的亡灵。任何人去惊动墓地的主人，就会惹怒女神，遭到惩罚。”

杉浦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就叫手下对他严刑拷打。酋长被迫说出了进入墓地的秘密通道，但几天后便遭到雷击身亡。杉浦依酋长之言从秘密通道进入了一个海底坟墓，并获得了墓地的第一手资料。回来后杉浦闭门谢客[197]，加速研究海底墓地之谜，准备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但不久，他突然暴病而亡。

杉浦家人为了实现其夙愿，委托历史学家泉清一教授续编遗稿。然而令人感到害怕的是，泉清一教授也突然死亡。大家想起了杉浦生前对他们所说的“海上女妖的诅咒”，说凡是想对这墓地进行研究的人必然会暴卒而死，吓得研究者将所有资料全部焚毁。

几年后，又有一位不信邪的德国考古学家伯纳不远万里来到了这个岛国。他摸清了海底坟墓的地理形势后，筹备了物资和人员。但就在他准备动工发掘的前夕，伯纳又一次遭到了暴卒的命运。“女妖的诅咒”再次发生了“威力”。此后人们对这块神秘的地方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科学家们也把它列入了与百慕大三角洲同样神秘的“人类科学未知”的范围内。

到了1970年，日本生物学家白井洋平到西太平洋去调查海洋生物，顺便对这个神秘的海底墓地进行了一次专业外的探险活动。他租了一条小机动船，带了两名随从，在一个晴朗的下午，趁落潮时驶入了一个被石柱包围的小岛。

他们刚踏上岛，就看到一座用玄武岩柱垒起来的神庙状建筑物，石墙还分内外两重。正当他们从外侧进入内侧时，刚才还是晴空万里的天空忽然乌云密布，接着就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劈头盖脸地浇了下来。

三人被这突变的天气惊呆了。他们回过头来逃出“神庙”，上船后急速调转船头，驶离了这块神秘之地。但令人感到惊奇不已的是，小船刚一离开，立即就雨停日出，乌云散尽，又恢复了晴朗天空。当晚，白井去请教一位当地的酋长[199]。

酋长说：“这里根本没有下过一滴雨，这是死者不让你们进入墓地而发出的警告。你们若再敢冒犯，保护它们的海神是不会放过你们的，说不定会掀翻你们的船，叫你们有去无回。”

最近，美国的一个科学调查小组来到了该地，并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科学探测仪器和雷达设备。通过对石柱样本的碳化测定，科学家认为其建造年代为公元1200年左右。石柱与岛北的火山玄武岩相同，由此推测，石柱的材料来自岛北的采石场，就地加工后运到此处安装。在公元12世纪该岛的统治者是兴盛的萨乌鲁鲁王朝。这个王朝共维持了两百余年，当时岛上总人口约为3000人。

据调查小组估计，如果要在200年内完成规模这样庞大的工程，至少需要动员一万名劳力。因为单单石柱的数量就达上万根之多，而当时岛上全部可以使用的劳动力还不足1000人。这就留下了一个历史之谜。专家们认为，要揭开这个历史之谜，首先必须做到的是取出墓中的棺木和随葬品，但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跨越“诅咒”之门，战胜海神的“报复”，才能进入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山川、河流、大海……这丰富多彩的事物，如何更清晰地记下它们，让人们如临其境呢？靠口头的描述，显然其影响范围太小，更何况是在古代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靠文字的记录，无论其说的多么详细，也要大伤脑筋地去想象。

那么，怎样才能直观、生动而又明白地让人们了解某一地区的地理状况呢？地图，也惟有地图，才可以让人们面对它，脑海中就能浮现出平原、山脉、江河的清晰形象，不出家门，就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根据中国古籍记载，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地图。尚书上记下了一个使用地图的故事：周朝初年，成王命令周公旦占卜修建洛阳城。周公旦实地考察建城的选址以后，就将占卜选定的结果绘成地图，献给成王。当然，受条件的限制，这时的地图内容也仅限于一个较小的范围。诗经里面也有些与地图有关的字句，按照后人的解说，也就是按照地图上所指示的山川，依次进行祭祀的意思。

后来不少典籍也记载了有关地图的事情，《史记》记载，刘邦攻到咸阳后，手下的将领们争先恐后地到有钱人家取金银财物，只有萧何[201]先到秦国丞相和御史的家里寻找法令、地图、书籍，收藏起来。

于是刘邦对天下的要塞、人口多少、地方的贫富、百姓的疾苦等，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统治，确实绘制了不少地图。再结合《史记》的记载，不得不承认，正是秦始皇主持绘制的地图，让汉高祖大受其利，多少有些讽刺意味。不过秦代的地图传到晋代就大多数失散了。

晋朝的裴秀是绘制地图的高手，他能够根据统一标准，订下制图原则，绘出准确可靠的地图。裴秀还总结了绘图经验，订了《制图六法》，采用有系统的科学方法绘制地图。裴秀的“六法”是指：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可以说是面面俱到，将绘制地图所要涉及的各个方面，都包括到里面去了。后来的学者考证后认为：裴秀的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最早的地图学典范。裴秀本人，也可以称得上地图大师了。

历史在发展，包括绘制地图在内的科学技术也在进步。裴秀之后，又涌现出了不少杰出的地图绘制者，唐代贾耽、北宋沈括、元代朱思本，都在地图方面作了极有价值的贡献。宋代《华夷图》和《禹迹图》石刻，至今还保留在西安碑林中，苏州也保存着《平江图》这幅南宋地图，是至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城市地图。

根据这些地图，可以知道，从六朝到元明时代，中国人编制地图已经有了较高的水准。这些地图，传统上都采用了“计里画方”图法，或称为方格图法。这种传统的制图法，在13、14世纪之交传播到西方，影响传之阿位伯世界。随后，14、15世纪，欧洲地图学迅速发展，可能通过阿拉伯人而吸取了中国制图法的精华。

中国地图的发展，是古代有识之士多年思考、实践的结果，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而不少西方人却说，中国地图的发展，是清初由西方传教士协助的，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近年来，考古学家在长沙马王堆发现了3幅古地图，就是对上述说法的最有力驳斥。这3幅地图是画在帛上的。马王堆汉墓下葬年代是汉文帝12年，距今已有2100多年了。

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虽然绘于2000多年前，但内容丰富，绘制精确，具备现代地形图的基本要素：地貌、水系、居民点、交通网。也遵循了基本的制图原则：对内容的分类分级，图例的统一设计，主区较详尽而邻区较简略等。

这幅地形图所绘制的范围，大概是今天的广西的全州、灌阳一线以东，湖南新田和广东连县一线以西，北至新田、全州，南到珠江口外的南海。地图主区是当时诸侯国长沙南部，邻区是西江诸侯南越王赵佗辖地。

地图比例大约在十七万分之一到十九万分之一之间。地图绘出了大小30多条河流，九条标有名称，其河流骨架、流向、主要弯曲等均与现代地形图大致相同。图上的山脉，以闭合的山形曲线来表示坐落、范围及延伸方向，并在曲线上加绘月牙形符号，表示山头和山嘴的位置。图上共绘出80多个居民点，县城以长方形表示，乡里用圆圈表示，并可以看见大部分县城和重要市镇之间有道路相连。

【本文节选自《古墓探索之谜》，作者王顺义，远方出版社 ，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