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广东巡抚徐广缙被升为两广总督后，写信给林则徐求“驭夷”之法。林则徐回答说“民心可用。”民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对此言论的定义是“士大夫阶级传统的高调和空谈”。是的，那怕只是粗知点中国近代史，也会对“民心可用”这个词感到些许的反感。义和团运动开始也是说民心可用，在清政府的鼓噪下全面开动后，洋人没杀几个，自己同胞却被屠戮十几万。及至八国联军杀来，“大师兄”们作鸟兽散，满清皇帝只好细软跑，留下堆平民被洋人们奸、戮了个痛快。当然，大师兄们跑也没跑了，后来大多被抓回来砍了头活剥了皮。爱国爱到这个份上，还真有点一言难尽！
义和团不中用，林则徐看好的民心甚至比义和团还不如。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进攻广东时，民众们不但不抵抗，还帮着英国人把衙门银库的银子抬上贼船。林则徐看走眼的地方远不止这些，他曾十分可爱的认为洋人的膝关节天生有病，不喝中国的茶叶就无法弯曲，所以“治夷”的最好方法不若闭关锁国、严控茶叶的出口，让洋夷们“挺”死。林则徐身为朝廷重臣，又是“剿夷派”的标志性人物，整天哭着喊着要干洋人，可对“对手”的理解竟如此娇憨，真把人给萌化了。
以萌宝的状态来办事，办事的效果可想而知。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打前，英国外部大臣巴麦尊在给“大清国皇帝钦命宰相”的照会中，对林则徐的禁烟手段提出了抗议，认为禁烟无可厚非，但禁烟的方法错了：其错一、禁烟的法律久已是空文，何以全无声明忽然加严？其错二、就算要加严，也得先办那些收贿后放任、甚至相助运作的官吏，怎么先拿洋人开刀呢？其错三，就算要拿洋人开刀，也应进行责任的厘清与认定，不能一棍子全打死，不能上来就封锁“十三行”连食物都不给，以饿死相逼，并且更不能对“大英国家特委管理领事”也是如此，因为这有伤“国际公约”的基本条例。
对于此照会，你大可以本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说，这是西方列强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也可以冷静的客观的说，巴麦尊的抗议合乎情理。林则徐的整个销烟过程，充分的暴露出了清政府的“内政无法，外交无知”的行政水平。任何一个法规、条例的施行，都要充分考虑与社会行为规范的相容性，更何况禁洋烟法规久已荒废，骤然严苛，哪是什么“法治”，分明是“头头”不高兴了。这种情况到今天还是这样，扫黄法规，也是由来已久。不管时，东莞的夜晚整个城市都在震动；一管吧，连夫妻躲在家里看点茅片都要被警察破门而入抓进局子。法律是什么？是准绳、是钢性的条款、是社会行为规范的底线，这种搞运动式的忽松忽紧，根本考虑过社会大众的感受，根本没考虑过法律的平等内涵？
不分青红皂白的封锁“十三行”就更脑残了。外交往来无非是“理”与“势”，所谓理就是国际法与国际公约。清政府与林则徐在这个方面简直就是“法盲”，一味的称洋人为“夷”，对摆在面前的西方工业革命成果视而不见，从根本上不承认有“国际”这一概念，自以为是的继续使用简单粗暴的低能的建立在小农经济社会上的“人治”原则，以道德为主导，不讲法规不通人情不留余地。于是理不占理，势又约等于零，被人揍的满地找牙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直到现在，有很多人为林则徐报不平，认为如果不是道光皇帝把他撤职，换上了“大奸臣”琦善，我们就不会输的那么惨。好笑！林则徐有什么拿的出手的？无非是多练“乡勇”、“民勇”而已，如果这些有好大用，义和团就能一步登天。 对于林则徐，蒋廷黻风趣的评价道“林的运气真好：他病大重，以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名誉借此保存了。”蒋的眼光可谓一针见血。
整个第一鸦片战争事件中，更可笑是道光皇帝，林则徐逼出洋人鸦片时，他老人家脸都笑烂了。后来事情搞大后，他又痛骂林则徐道：“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联也！”对于洋人的索赔要求，他一概不认，只一味拿林则徐去堵枪眼。皇帝，说起来是天的儿子，全国人民的行为凯模，但细想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皇帝们，大多是出卖、玩弄臣子的好手，美其名曰这叫“权术”。以此立国，何来诚信、何来平等、何来体系化建设、何来现代化建设？！
蒋廷黻认为林则徐的死是命好，也认为林的死是中华民族的命不好。如果林不死，他必被派去与洋人死磕，林则徐的神话早一天破灭，中华民族的觉醒就很可能早一天来到。事实上我们必须认识到，象中国这样拥有漫长且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史的、又有这么大体量的国家，他的觉醒也必是漫长的，必是要经历无数痛苦的蛰刺后方能达到的。鸦片战争失败是蛰、甲午之战失败是蛰、立宪失败是蛰，按学者黄仁宇的大历史的观点来说，过程虽然无比痛苦，其势却不可免。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