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前，很多对日本有一定认识的人不敢相信日本会投降。大和民族是个好死战、善死战的民族。在那个时候，不论是日本本土还是它的占领区内，都挤满了即使手上只剩下竹竿子也准备与来犯者“玉碎”的日本人。那些对日进攻的小股部队，根本离不开舰炮的支援范围，如果出了就有随时被屠杀的危险。二战中的日本人深信他们是正义的，他们是在给仁慈的天皇献忠，在为美好而善意爆棚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做着无私的奉献。应该说所有极权政治体制，都需要一个高大上的充满神圣意味的理想来巩固自己，比如纳粹的“雅利安种族至上论”，但大和民族的一边杀人一边又说我在救你的心理架构，还是蛮让人叹为观止的。 但似乎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停战诏书”下达后发生了180度的急转弯。一个外国记者写道：早晨着陆时，我们的手指还不能离开扣机，中午就全把武器收了起来，傍晚便可以悠闲的逛街购物了！那些美军士兵们也感慨，前几天还势如炼狱般的日本，现在那怕是到最偏远的乡下，也能体会到妇嬬夹道欢迎的热情，即使是那些极端国家主义者，也会对占领者们礼遇有加！这种转变太犀利、太惊人了，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种变化？
在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中，鲁思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首先是因为“忠”，其次是因为大和民族对“名誉”的痴狂，在王颖、杜翠云编译的这个版本里，这种伦理情感被定义为“道义”。这种“对名誉的道义”是超越了物质、甚至生命的，与我们大汉民族津津乐道“唾面自干”、“韩信忍胯下之辱”不同，大和民族十分肯定对受侮的复仇，即使杀人亦不犯法。有时哪怕并没有受到侮辱，仅仅是感到丢了面子，日本人的心中也很认同当事人去伤害令他颜面扫地的人。说到这，有人可能会奇怪了：既然日本人把脸看的比命还重，办起事来又这么拽，那么他们怎么不去报复美国人呢？不但不报复，广大的日本妇女们还组织起了“扛日团”，含叉待圈的去慰问美国士兵？
个中原因，除了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人的一些思维方式外，更重要的却还是“维护名誉”！在这一点上鲁思并没有说清，依我的理解似乎是既然报复已无可能，又不想倒在地上象滩屎，不如与战胜者全身心合作，保持相互尊重的关系，达到不丢脸的状态。这样可就有点自欺欺人了，没有强大的心理力量根本无法完成这种心理平衡。
日本人这种对“荣誉”的极度看重，主要是来源于他们对等级制度的痴迷。在漫长的日本幕府时代，日本的等级划分已十分完整、繁琐而僵化，社会各阶层该吃什么、穿什么、说怎么样的话、有多大的脸，都被仔细地确定下来。并且按鲁思的说法，这些规则业已深入到日本人的骨髓里，成为他们“自我修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可以在一些僵化的体系和组织中找到例证，比如公务员体系、比如偏远的农村村社组织，也都表现出了对硬性行为准则的痴迷。不仅如此，日本人的痴迷还很有点出神入化的意味。对于中国人被道德规范束缚这一现象，日本神道家本居宣长曾说“这种道德规范有利于中国人，因为它能约束中国人的劣根性。”平心而论，中日两国人在这一点上的区别真没什么值得本居宣长傲娇的，无非是被动接受和主动拥抱的区别而已，反正都是憋屈，又有什么可骄傲的？！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日本人比中国人表现出了更多的自律，他们更要面子，更怕丢脸。这一文化特征，按人类学观点叫“耻感文化”，相对于由基督教理论演化出的“罪感文化”，“耻感文化”的源动力不是来自对生命本身的罪恶的反思和忏悔，而是现行价值观所赋予人的惭愧、懊悔之心，于是它表现出了更多的戒备心和谨小慎微。并且，当现行价值观被破坏或暂时被遮蔽时，“耻感文化”控制下的人更容易表现的歇斯底里无法无天丧心病狂。这一点在现代日本人身上似乎还有体现，高小松说：你千万别跟日本人喝酒，喝多了酒的日本人完全不像人，即是一例。当然，我们也得承认，“十字军东征”时丧心病狂的事也干的不少。
决定战后日本人巨变的“忠”是指忠于天皇，但你要说日本人从古到今就这么忠于、热爱天皇，打死我也不信。毕竟在近千年的幕府时期，幕府将军们不可能要求臣民去忠于别人，所谓的“千古一系”的皇室更多的是一种巧合。而近代对于天皇的狂热崇拜，应该是从“倒幕运动”开始的。“忠”这一伦理概念无疑也是源于等级制度。对于“忠”，我们中国人并不陌生，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赤胆忠心的人，但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千古一系”的皇室呢？其主要原因是“忠”并非是中国人道德规范的核心，孔子说的“仁”才是。又有“亚圣”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切导致皇帝无法被过度神化，他是天的代表，他是“仁”的代表，他如果无法胜任，那么至少在理论上被换掉是很正常的。日本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仿佛崖山之役断了中华民族的精忠之魂，此言差矣！如果宋以前的中国人真那么“忠”，那么伍子胥的事就根本不可能被传颂，甚至被纪念。所以说，左右不过一个“仁”字。
光有理念上的“忠”和“对荣誉的道义”，没有支撑这两者的巨大精神力量，日本民族的急转身也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这种精神力量则主要来源于“诚”和“修养”。日本人心中的“诚”，不同于中国儒家文化的“正心诚意”中的“诚”，日本人所说的“修养”，也并非我们常说的“修身养性”，日本人的“诚”和“修养”更多的是指专注、刚勇、全力以赴和被艰苦锻炼激发出的潜能。在这里，中、日两国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分化。禅，在中国至少是“不住不执”，但在日本却成了修练专注的好法门。日本禅宗教义云：“禅所求者，唯在己身可求之光明，不容任何阻碍。除尔途中一切孽障，……遇佛杀佛，逢祖灭祖，遇圣剿圣。唯此一途，可以得救。”由此可见，主体的经验与认知方式深刻决定了客体的形态。
《菊与刀》是一本享有盛誉的书，但在象我这种对“民族性格”这一说法有点格格不入的人来看，多少感觉鲁思的论述有些自说自话和不够严谨，甚至还出现了逻辑漏洞。比如书中所举的那个含辛茹苦单着身带大了几个儿女的老父亲，为何在日本那个那么注重孝道的国家里想续个弦，不但遭到众儿女的强烈反对，还被社会舆论所批评，这里面的伦理逻辑到底是什么？鲁思没有给出回答。从这些方面，我们明显感觉到鲁思对日本人的研究不够深入，有些雾里看花。当然，作为一个美国人，能以另一种视角审视日本民族，开拓了对大和民族认知的宽度，这无疑是《菊与刀》这本书的重大贡献。也正是这个原因，才使这本书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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