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热播的献礼剧《觉醒年代》，让无数人为中国思想先驱们的献身而动容，同时也把人们带回了那个动荡岁月里中国新思潮的前沿阵地——北京大学，一个集结着无数为中国发展寻找出路的学者与青年的学府.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而百年之后的如今，人类共同经历了新冠疫情在全球的爆发,疫情加剧了旧矛盾，制造了新挑战。 这些都需要我们基于科学的理论对未来有更好的判断和布局。值此大变局的时刻，北大的教授们再次用思想引领时代——新书《经济学第一课》收录和整理了林毅夫、姚洋、薛兆丰等11位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的演讲与论文。他们从自身的研究与实践出发，真情实感地与读者探讨了经济学和现状与未来，对读者的自我认知与发展规划提供启发。全书按照理论、专题和方法分为三个板块，用理念引导方法，用方法解决问题。本文则将从理论入手，展现大师对经济学基础的解读。

01 如何看待经济理论

经济学是一门体系庞杂的学问，绝不仅限于“赚钱”这么简单，但又时时刻刻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即使没有系统学习过，机会与沉没成本、投资回报等经济学原理对于许多人来说已是耳熟能详。这些理论存在多年，但经济乱象却从未消失，那么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理论真的管用吗？林毅夫教授认为，根本上来说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即过去现象的观察总结。这也就意味着，对一种理论的应用是要考虑其适用范围的：如果时代或地区条件不变，那么按照现有的理论行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时代变迁、气象更新，那么就不该抱残守缺。

现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大都承袭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什么特点？首先，经济发展一定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方法有二：

（1） 技术创新，完善现有产业的技术

（2） 产业升级，提高附加值

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其产业技术水平领先世界，占据世界价值链的顶端，因此要想维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就必须依靠自主发明创造。相形之下，产业技术水平较低，处于世界价值链中低端的发展中国家反而可以省点力气，去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或引进发达国家产业，站在巨人的肩上，而不必从零开始。正因为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条件也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方式有着本质差异。相应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注重教“怎么发明”，而非“怎么模仿”。但“怎么模仿”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最应该探索和学习的。

特斯拉超级工厂

既然理论都是“刻舟求剑”，那么发展阶段和前提条件各异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找到“模仿”之法呢？林毅夫教授认为，人们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不能借助任何理论去认识世界，必须以新生儿的眼光观察世界，才不会戴着有色眼镜，为过去的理论或经验所局限。但任何一个学术体系又都有不变之处，现代经济学的各个理论中不变的是对人性的假设——任何决策者在做选择时，都会选择可选方案中的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案，这是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之根本的“理性人假设”，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本体”，各种经济学的理论是此“本体”在各种具体状况下的应用。

可以说，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决策者在给定条件下的最佳选择。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当人们面临选择时，总会选择可选范围内的自认为最好的方案。

02 下一个经济学中心

循着这个逻辑，经济学理论怎么发展？答案是理论是对现象背后因果机制的解释，其发展一定来自现象的变化。林毅夫教授在书中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重要的理论用于解释重要的现象，而重要的现象往往发生在本时代重要的国家。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全球最早的经济中心在英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战。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在英国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这也不难解释为何标志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国富论》是出自英国人亚当·斯密笔下了。二战后，美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经济规模的一半，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经济中心，因此发生在美国的现象无疑就是全球重要的经济现象。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解释中国现象的理论就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理论。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将会向中国转移。

深圳后海高新区

从本国的角度来说，中国也需要经济理论的创新。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来所实现的经济奇迹也正是经济理论创新的一个范例。林教授在书中回忆起1988年出现的高通胀现象。这一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的年份，通货膨胀率达到18.5%。发生高通货膨胀该怎么治理？西方经济学的标准答案就是提高利率、收紧银根。因为利率的提高可以使投资成本提高，投资需求随之减少；同时储蓄意愿提高，消费需求减少，进而带动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随之下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任何一个学派都是这么说的，也都会建议这么做。但面对198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中国政府没有这么做，而是采取治理整顿的办法——利率不动，直接砍投资、砍项目，因此一时间出现很多所谓的“半拉子”工程。如果从西方主流的理论来看，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处理方式就是一刀切。

“半拉子”工程

但回归到中国的国情，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数量比现在多很多。这些企业资本密集，规模很大，雇用了很多人，这些企业与国防安全或者社会稳定有关。20 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一穷二白，资本十分短缺。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利率难免会造成资本密集的大型国企大面积亏损。如果国企出现大面积亏损，那么政府怎么办？任其倒闭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一是国企承载着大量就业，如果倒闭，社会就会不稳定；二是很多国企和国防安全有关，也不能倒闭。不倒闭就只有大量补贴，但这会造成政府财政赤字增加，要多印钞票来弥补赤字，这又会反过来加剧通货膨胀。如此分析，中国当时在有大量不能让其倒闭的大型国企的限制条件下，没有按照主流理论通过提高利率治理通货膨胀，而是选择砍投资、砍项目，通过压低需求治理通货膨胀，这是一个理性政府在给定条件下做出的最优选择。

03 经济理论创新的方法论

经济理论创新既是彰显一国经济实力的“门面”，也是切实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长青的“里子”。既然这一工作如此重要，那么怎么如何才能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进行理论创新？林毅夫教授根据这些年的经验，总结出了“一分析三归纳”的方法。

一分析指的是面对一个现象时，不要从已有的理论出发来解释这个现象，而要了解谁是这个现象背后的主要决策者，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可动员的资源和面对的限制条件是什么，有哪些选择方案，这些方案的相对成本和收益是什么，哪个方案能更好地实现目标。

既然经济分析涉及如此多的环节与变量，如何对它们进行有效归纳？

第一种方法是当代横向归纳法，即在同一个时代里做横向比较，去归纳某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比如，计划经济为什么会产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认为，计划经济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但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印度也有国家计划委员会。林教授认为，这是因为印度和中国当初一样，也试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优先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如果违背比较优势，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靠市场自发发展不起来，只有靠国家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才能发展起来。而要实现这样的发展，光靠财政补贴是不行的，只能靠人为扭曲，把各种投入品和原材料价格压低。人为压低价格会造成供不应求，国家怎么保证非常稀缺的资金、原材料等能用在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上？这就必须要有国家计划，要运用行政手段，根据计划来配置资源。

印度某工厂

第二种方法是历史纵向归纳法。1953 年，我国开始在农村推行合作化运动，教科书认为这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但是，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 1952 年，政策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下中农。直到1953 年，国家确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随后把分给农民的地以合作化形式重新集中起来。可见，合作化的原因来自重工业优先发展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所以，研究经济现象既要关心当下，也要了解历史，要进行纵向比较。

“一五”计划纪念邮票

第三种方法是多现象、多因素归纳法。林教授认为，真实的世界是“因因果果，果果因因”的。一个因会导致果，而这个果则可能成为其他现象的因，一个理论要想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则需要明确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如此循环反复。如果经济学家从中间因而非始因来构建理论，那么以这样的理论来推动社会变革，经常会事与愿违。例如，在资本短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通常会对金融产生抑制。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提出金融抑制理论，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的原因，建议取消金融抑制，结果却使得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因此不难得出结论，当面对由多个环节同时决定的经济现象时，研究者往往要再多挖一层，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这个现象的根本决定性因素。

当下的中国，既为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大好机会，却也不乏挑战与考验。林毅夫教授最后向广大学子呼吁“要有远大的抱负，不辜负这个时代所给予的机遇，以理论创新推动经济学科和社会进步，成为引领时代思潮的经济学大师。”《经济学第一课》作为一本汇集经济学大拿们研究精华的书籍，立足经济变化发展，深入洞察国内的现实、世界的局势，能够襄助读者在认知自己、认识世界的路上走稳，并不断进步。

本文摘编自《经济学第一课》 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6月出版

部分插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