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瓦剌大规模入寇前，大明早已一片混乱。对麓川地区的四次征讨在瓦剌入侵的前一年(1448年)才结束，而且明军尚未取得彻底的胜利。叛军首领思任发之子思禄仍保有自己的领地，得以继续维持几乎独立的状态。这场“转饷半天下”的大战，最终竟这样收场，实是英宗朝的另一大败笔。主帅王骥也因此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弹劾，靠宦官王振的庇护才得免。
王振，永乐末年自阉入宫，英宗继位后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自张太后死去，他的权力便愈发膨胀，1446年于谦竟然被王振以对皇帝不满为由判处死刑，后得地方百姓求情，才得以释放。同时，他还与瓦剌人密切交往，私下里在边境上进行走私交易，疯狂敛财而置边防于不顾。恰好明英宗朱祁镇也非圣明之君，他宠信宦官，甚至压制勋贵来维护太监。
“庚午，太监喜宁侵太师英国公张辅田宅，辅不从，宁弟胜及其自净家奴毁辅佃户居室，殴辅家人妻堕孕死。辅诉之，宁得宥。法司鞫胜及其家奴俱当杖。上命胜赎罪，谪自净者戍广西南丹卫。胜言辅亦擅收自净奴，上宥辅罪亦谪自净者于南丹。至是张辅多次为喜宁欺侮，亦稍屈以避祸。”
堂堂四朝元老，安南的收复者英国公张辅甚至要忍气吞声以避祸，不得不说是天大的讽刺。英宗仅以废除后妃殉葬一事而得仁君之名，不知是否对得起死难的数十万将士。
大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也先遣使入贡，为了多得封赏，2000余人的使团上报为3000人，被王振发现后按实际人数封赏，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图谋南侵已久的也先以此为由在七月大举入寇，一时遍地狼烟。
《英宗实录》记载
“(正统十四年七月乙丑)是日,虏寇分道刻期入寇。也先寇大同,至猫儿庄,右参将吴浩迎战,败死。脱脱卜花王寇辽东。阿刺知院寇宣府,围赤城.又别遣人寇甘州。诸守将凭城拒守。报至,递议亲征。”
大明的九边重镇防御体系遭到瓦剌军队的多方面进攻。敌军先是在七月接近大同，十一日右参将吴浩战死，十四日瓦剌歼灭大同附近的明军近四万人。辽东方面则于九月份向朝廷报告蒙古军有三万人入境，陕西行都司于十月上报击退了两千鞑靼人的进攻，整个边境线一时腾不出人手。随后，大明进行了战争动员，先是数万京军移防大同，又传令让边民割收秋草。
此时的也先有多少兵力已经难以确定，但瓦剌，鞑靼与朵颜三卫在朱棣扫北时就有44万户之众，高达220万人口。据此估计，四路出动总兵力不会少于十万，两万多瓦剌重骑兵是也先手里的王牌。
明英宗得到瓦剌入寇消息后立即出兵，准备时间不超过五天大军便直奔大同而去。《明英宗实录》中记载：“命在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在营操练者人赐银一两，兵器共八十余万。又每三人给驴一头，为负辎重。”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以京营为主力，包括名震天下的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与神机营，对外号称五十万大军。
也先并没有冒然同明军进行野战，而是不断撤退诱使朱祁镇深入。明军此时的兵力大致在二十五万左右，但大部分都是步兵，追击一段时间后便放弃了追击，于八月三日班师。
眼见引诱朱祁镇至塞外再围歼的计划落空，也先不得不在居庸关附近截击班师明军。令人奇怪的是，宣府守将杨洪并没有奏报独石口被攻陷，后撤的明军被突然出现的阿剌知院部瓦剌军于土木堡截断退路。加之先前大同边军的主力被歼与烽燧被毁，二十五万明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朱祁镇对明军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如果选择从紫荆关回京，还能快上几天。但朱祁镇一意孤行选择从居庸关回师。尽管后世认为是王振怂恿英宗为避免踩踏庄稼而选择居庸关，但很难想象朱祁镇会对一个太监言听计从。加之文官集团素来同宦官势不两立，王振成为替罪羊也是理所当然的。
八月十三日，瓦剌主力追来，英宗命成国公朱勇率领四万人殿后。这支骑兵部队在鹞儿岭同也先交战，中伏后全军覆没，明军也因此丧失了绝大多数的机动兵力。八月十四日，剩下的步兵在土木堡附近扎营。先前入寇的阿剌知院部在明军扎营前便占据了南面的河流，这为日后明军缺水崩溃埋下了伏笔。
八月十五日，明军在掘地不得水后开始移动营盘，瓦剌军趁此机会发起猛攻。事实上，如果明军还能保持阵型，他们或许还有机会抵挡住瓦剌人的冲锋。早在曾瑞龙所著《拓边西北》一书中便提到，只要步兵训练有素，可以在骑兵的冲锋下维持阵型也不至于大败。先前明成祖朱棣的多次北伐中，也有依靠步兵间的配合击败蒙古人的先例。朱祁镇此时手头还拥有较为完整的神机营部队，如果指挥得当，他们也能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面对瓦剌骑兵，最好的选择是在移动中尽量保持阵型。在同期的英法百年战争中，即便是人马俱甲的法兰西骑士也无法依靠猛烈地冲锋击溃摆开阵势的英格兰军队。有趣的是，贞德为了打败英格兰军，采用的战术同瓦剌军队类似，趁着英格兰军队还在行进时便发起突击。有时，法国人也会采用构筑阵地的方法来对付英格兰军队，比如卡斯蒂永战役。如果明军在移动营盘的过程中仍保持高度戒备，四周派遣斥候，还不至于瞬间被击溃，但是朱祁镇甚至连斥候都没有派出，更遑论保持阵型了。
明军最后的希望在于宣府的守军，杨洪手下还有数万名士兵，本可以影响战役进程的他们却不知道为何没有出现。既有可能是杨洪早先与瓦剌达成的默契有关(这种默契在边境十分常见，瓦剌不入境宣府劫掠，宣府军也不离开宣府去打击瓦剌。)，也有可能是之前也先针对性地摧毁了沿途了烽燧。
老练的也先并不急于进攻，从明军出发以来，他一直骚扰着这支大军，零敲碎打地消灭掉朱祁镇的机动兵力，一步步把明军引入预设好的陷阱中去。由于缺水，明军士兵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竟无一人解甲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二十万人中伤者占到一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会很快因为感染而死去，还有三分之一的人直接战死。(《天顺日录》所载“伤者居半，死者三分之一。”)朱祁镇在战斗中被俘，战死者中包括六十六位高级官员，兵部尚书与户部尚书也在此列，曾经收复安南的英国公张辅也一同战死。王振自知必死，也自行了断。(还有一说是被护卫樊忠打死。)

土木堡之变
此战过后，北方明军损失了绝大多数的野战兵力，京中的士卒只剩下老弱。京营中的五军营与三千营几乎被全歼，只有神机营还有少许残部在随后参加了北京保卫战。偌大的明帝国在损失三十万士兵后，一时陷入无兵可用的局面。也先再次迅速抓住战机，汇合兵力，直接攻击北京城，大明帝国瞬间陷入了风雨飘摇中。
土木堡之变后，明军的中央直属兵力损失殆尽，三大营再也没能得到重建。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京营销声匿迹，所有的荣耀要么归于边军，要么归于新近组建的地方军。一百五十多年后，大明帝国派出援助朝鲜的军队竟是由各种各样的地方军队组成， 既有来自辽东的骑兵，也有来自浙江的步兵。这无疑是比条顿森林战役更大的惨剧，大明从此转入了战略防御，再没有大军出击蒙古，只剩下一次次的消极防御与被迫反击。
曾瑞龙先生所著《拓边西北》一书中提到了三种防御模式，前沿防御，弹性防御与纵深防御。所谓前沿防御，即类似罗马帝国在多瑙河与莱茵河所筑一系列堡垒，依靠坚固的城池拒敌于国门之外。弹性防御则类似宋军在宋夏边境上的防御，以修筑的堡寨为依托，以可机动的野战军团进行反击(具体参见《拓边西北》中的洪德城防御战一章)。纵深防御则更倾向于以空间换时间，比如抗日战争，是敌强我弱下的不得已选择。而实际上，我国古代还有另外一种防御方式，即先发制人的打击，在形成威胁前就将其扼杀在萌芽中。如汉匈战争中，匈奴人实际只洗劫了汉朝的边境，还是遭到了汉军连续的打击被迫一分为二。这是最有效也是成本最低的防御方式，如果等到敌人强大起来，就不单单是边军所能解决问题的了。
唐朝末年，契丹人连续击败平卢节度使与范阳节度使，最终据有卢龙，振武二镇(幽云十六州)，最终这两镇成为宋朝永远的滥觞。土木堡之变后，明军这种先发制人摧毁对手的能力遭到了严重破坏，蒙古人实力稍一恢复，便立即入寇，劫掠边境，使得九边陷入了长久的战火中。
武将勋贵集团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成国公朱勇与英国公张辅战死，他们的子孙都被削去了爵位。与地主豪绅关系密切的文官集团得以掌权，并毫不留情地打压武将，为帝国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但是最严重的问题不在于此，哪怕遭此挫败，也没有打醒明朝的统治者与将军。极少有人认识到卫所制的腐化与落后，更没有人因此进行军事上的改革，实在令人费解。同时期进行的百年战争与奥斯曼围攻君士坦丁堡，使得西方军事水平得到飞速发展。一样是遭受惨败，法王查理七世在阿金库尔战役之后得以重建法军，明军却还是采用落后于时代的卫所制直到明末。当今的中国想要重新崛起，就不得不从这些过往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土木堡之变后，明军的中央直属兵力损失殆尽，三大营再也没能得到重建。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京营销声匿迹，所有的荣耀要么归于边军，要么归于新近组建的地方军。一百五十多年后，大明帝国派出援助朝鲜的军队竟是由各种各样的地方军队组成， 既有来自辽东的骑兵，也有来自浙江的步兵。这无疑是比条顿森林战役更大的惨剧，大明从此转入了战略防御，再没有大军出击蒙古，只剩下一次次的消极防御与被迫反击。
曾瑞龙先生所著《拓边西北》一书中提到了三种防御模式，前沿防御，弹性防御与纵深防御。所谓前沿防御，即类似罗马帝国在多瑙河与莱茵河所筑一系列堡垒，依靠坚固的城池拒敌于国门之外。弹性防御则类似宋军在宋夏边境上的防御，以修筑的堡寨为依托，以可机动的野战军团进行反击(具体参见《拓边西北》中的洪德城防御战一章)。纵深防御则更倾向于以空间换时间，比如抗日战争，是敌强我弱下的不得已选择。而实际上，我国古代还有另外一种防御方式，即先发制人的打击，在形成威胁前就将其扼杀在萌芽中。如汉匈战争中，匈奴人实际只洗劫了汉朝的边境，还是遭到了汉军连续的打击被迫一分为二。这是最有效也是成本最低的防御方式，如果等到敌人强大起来，就不单单是边军所能解决问题的了。
唐朝末年，契丹人连续击败平卢节度使与范阳节度使，最终据有卢龙，振武二镇(幽云十六州)，最终这两镇成为宋朝永远的滥觞。土木堡之变后，明军这种先发制人摧毁对手的能力遭到了严重破坏，蒙古人实力稍一恢复，便立即入寇，劫掠边境，使得九边陷入了长久的战火中。
武将勋贵集团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成国公朱勇与英国公张辅战死，他们的子孙都被削去了爵位。与地主豪绅关系密切的文官集团得以掌权，并毫不留情地打压武将，为帝国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但是最严重的问题不在于此，哪怕遭此挫败，也没有打醒明朝的统治者与将军。极少有人认识到卫所制的腐化与落后，更没有人因此进行军事上的改革，实在令人费解。同时期进行的百年战争与奥斯曼围攻君士坦丁堡，使得西方军事水平得到飞速发展。一样是遭受惨败，法王查理七世在阿金库尔战役之后得以重建法军，明军却还是采用落后于时代的卫所制直到明末。当今的中国想要重新崛起，就不得不从这些过往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当战败的消息传来之时，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众人面前，是战还是跑?以徐有贞为代表的南迁派，甚至搬出了星象变化与天命这一套来力主南迁。值此危机时刻，于谦站出来怒斥南迁派，并以宋朝南迁为例，最终获得了郕王朱祁钰的肯定。九月，朱祁镇被拥立登基，是为代宗。由于京营主力已经在土木堡被歼灭，于谦不得不调集山东的备倭军与河南一代的备操军入京。同时征调粮食入北京城，打造盔甲武器积极备战。
值得庆幸的是，也先给自己留了两颗定时炸弹，分别是宣府与大同。攻占北京的狂热想法冲昏了他的头脑，使得这两个重镇仍掌握在明军手中。十月，经过四天激战后，紫荆关守将韩青与孙详英勇战死，瓦剌军经由卢沟桥抵达北京城下。北京保卫战正式拉开序幕。

北京保卫战
出人意料的是，明军并没有如也先所想象的那样凭城固守，而是在城外列阵。于谦本人披坚执锐，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明军将士奋勇作战，依靠严明的纪律(事实上这比勇敢更为重要)和火枪射击打退了瓦剌人的进攻。虽然部分骑兵不听号令冒然出击导致苦战，但也先两次进攻都没有攻入城内。明军的人数在战役开始前已经达到了二十二万，远远超过瓦剌人。

于谦画像
也先在损失数万人后不得不撤退，杨洪与石亨一路尾随 ，瓦剌人无法摆脱追击，迫不得已同石亨战斗，被斩首近两万。战后，光瓦剌本部的损失就上万，这对人口稀少的蒙古各部无疑是毁灭性打击。

北京保卫战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合情合理，却也来之不易。虽然也先看起来势力庞大，本质上仍是单一的部落联盟，而非辽金这样的封建制帝国，其统治的基础不在于完善的制度，而完全在于首领的兵力与个人威望。
同阿提拉的匈人帝国一样，这样的联盟既能在威逼利诱下快速成立，也很容易在军事打击下瞬间土崩瓦解。很多时候，面对这种强敌，我们缺的，只是勇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