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28日，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沈醉，被中央人民政府特赦，出任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在特赦会上，周恩来对他说：“军统的那套把戏，我知道不少，不过有些关键问题还不十分清楚，希望你能把这些内幕如实地写出来。我等着看你的东西”。

周恩来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创始人，在他手上，建立了一整套完整、严密的中共隐蔽战线组织系统和保密制度，军统也曾仿效过这些制度。但饶是如此，周恩来还是对军统的内幕“不十分清楚”，可见军统不单是在暗杀、监视等行动方面拥有高超的手段，他们那套隐秘的保密制度，也颇有可借鉴之处。

现在很多谍战剧里，军统特务要么一身漂亮的美式军装，要么便是笔挺的中山装；女特务则千篇一律地烫头描眉，身着旗袍，仿佛是风月场上的交际花一般。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知道，大权在握的戴笠有个绰号叫做 “中国的希姆莱”。戴笠自己也知道这个绰号，但他很怕蒋介石知道。1945 年 4月，在蒋介石检阅中美合作所的晚宴上，美国人当着蒋介石的面称呼他为“中国的希姆莱”，戴笠十分紧张，他突然不顾礼仪站了起来，打断了美国人的发言，喋喋不休地说了半天，竭力想表明他不是“中国的希姆莱”，而只是“委员长的戴笠”。

戴笠之所以要强调自己是“委员长的戴笠”，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平步青云、呼风唤雨，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对蒋介石的忠诚。他不是对希特勒阳奉阴违的希姆莱，虽然两人都曾制造了地狱般的恐怖，但希姆莱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分子，而他戴笠是中山先生的信徒，更是唯蒋介石马首是瞻的一枚棋子。他更喜欢手下私底下称呼他为“戴老板”，因为他更像一位精明的生意人，只是他认的不是钱，而是人。

自从抗战时期军统迁至重庆后，其局长一职 先后由贺耀祖、钱大钧、林蔚担任，戴笠始终只是个副局长。但贺 、 钱 、 林等人只是有名无实，军统的实际权力，一直掌握在副局长戴笠手上。

相比于中统，军统其实只是个小老弟，但其地位和作用却远超中统，是国民党政府最有效率的特工机构。能有如此成就，与戴笠亲自制定的一系列的严格纪律和保密措施，是分不开的。

军统女特务

抗战时期，军统机构大肆扩张，成立了水陆统一检查处、缉私署、邮检处、警卫稽查处等机构，并以军区为单位，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秘密组织。区以下设站，站内设股和组，其职务分配也因时因人因事制宜，十分灵活。

军统的区长由各战区司令部的第二处长兼任，站长则没有固定的公开机关职位。比如18岁即参加军统的沈醉，28岁成为军统局少将总务处长，后又任云南站站长。

蒋介石为了确保自己的独裁统治，在国民党中以私性的人际关系来替代党的、军队的组织纪律，黄埔系按入学次序紧密团结在蒋周围。蒋介石苦心经营的这种体系背后，需要一个超越法律行使特权的组织，去维持这个局面。戴笠便是这个维持局面的“护法”。

1935 年，在军统成立前的一次讨论会上，与会认为可以全面借鉴苏联克格勃或德国盖世太保的运作形式，但只有戴笠拒绝接受。戴笠强调，中国的特工，必须建立在仁、义、忠、孝的前提之上，要 “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维护领袖的安全”。戴笠十分清楚，对蒋介石的忠要高于对国家的忠，这一顺序绝不可以颠倒。

戴笠刚进入国民党的特务系统时，贺衷寒、邓文仪等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但是论起能力，戴笠要甩开这些眼高手低的“前辈”们好几条街。老蒋一开始非常倚重贺衷寒、邓文仪这些黄埔前四期的学生，可戴笠却凭借在情报方面的高超能力和务实作风脱颖而出，得到老蒋赏识

西安事变后，戴笠与宋美龄同机飞往西安。他随身带了两支手枪，决心为领袖“赴难”。在西安见到平安无事的蒋介石后，戴笠冲向前去，抱住老蒋的腿失声痛哭，痛责自己的失职，没有事先察觉张、杨二人的行动。虽然演得有点儿过火，但却感动了老蒋。而在此次事变中未能前来援救的邓文仪和贺衷寒等人，被蒋介石视为“表现动摇”，从此被打入冷宫。

戴笠深谙“忠诚之术”，他和老蒋之间，除了主子与奴才的关系之外，他还刻意营造出一种亲近亲密的气氛。戴笠发迹后，经常穿着皱巴巴的衣服，不刮胡子，让老蒋认为他是一个为了工作不顾个人享受的奴才，更增添了老蒋对他的赏识，往往用“雨农”来直呼这个学生，这是很少见的。连邓文仪这样的老牌特务都自叹弗如，只能酸酸地说: “只有雨农才够格做希姆莱。”

与蒋介石一样，戴笠也要求军统的成员对自己绝对忠诚，做到“唯戴是从”。有一次，上海站站长翁光辉为了邀功，准备把一份红军情况的密报绕过戴笠直接送到蒋介石处，可没想戴笠早有准备，在翁光辉赶往江西时，戴笠早已在那里等着了。戴笠不但拿走了这份情报，还把翁光辉扣押了很久，最后虽然没有杀他，但翁光辉被撤职查办，此后再也没有翻身。

余乐醒是军统资历很老的成员，培训过不少特务，在军统声望很高，戴笠非常嫉恨。最终戴笠找了个“贪污”的罪名，把余乐醒关进了军统的监狱。

戴笠反对军统的特务们有横向联系，怕这种联系会影响到特务们对自己的效忠。所以他不但安排了大量督察人员，规定所有监视报告都由他本人审阅之外，还鼓励军统局人员互相监视，彼此打“小报告”。通过这种内部监督，军统人人自危，除了把自己命运和戴笠联系在一起之外，别无选择。戴笠也依靠这种手段，得到了他想要的“忠诚”。

军统内部，有着非常严格的纪律和保密措施。从戴笠本人到一般特务，大多都有化名。戴笠一生，便有27个化名，而且这些化名的使用也是有规定的，下命令时用什么化名，批公文时用什么化名，都有一定的规矩。军统的往来电文也有着严格的保密等级，最高等级的机密只有戴笠亲自掌握着密码本，还按期更换密码。

军统的各个省站都有着自己的专用密码，这些密码最多只用三个月便会更改。军统的一些重要机关对外并不公开挂牌，而是以”某公馆“称呼，目的就是掩盖它的特务机关性质，生怕被共产党面前或者日本人侦知。

军统的各种电文、文件，都有着一套独特的行文方式，与国民党其他机关的行文大不相同，只有军统内部的人才能看得懂。即便是每个省站，也有自己的单独的一套行文方式，目的就是生怕被人冒充。为了保密，军统还大量招收了来自戴笠老家浙江江山的青年担任译电员，因为江山话不是江山本地人很难听懂，这样做可以避免泄密。

军统属于部队编制，特务们都是有军衔的军人。所以在军统内部，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不穿军装的秘密单位，另一个是可以穿军装的公开单位。秘密单位的特务平时不穿军装，一般都穿中山装，女特务则多穿旗袍。为了不引人注意，军统还规定女特务们除非工作需要，一律不准擦脂抹粉，这些保密措施，都是戴笠亲自制定的，目的就是让特务们更好的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以便更好地搜集情报。

戴笠年轻时嗜赌如命，踏入政坛后的种种行径，都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着他的这一嗜好，是一个政坛赌徒的精心算计。他看重手下人的“忠诚”甚于“能力”，所以出身于军统首期培训班的“戴家军”们，不管能力大小，一般都会被戴笠安插到重要岗位上。这些忠于戴老板的特务们，有着许多其他特务没有的特权，只要太过出格，戴笠对他们都会睁一眼闭一眼。

抗战结束后，军统派出了大批人员，去处理敌占区日寇和汉奸的资产。这是一个世人皆知的肥差，而被派去的接收大员，大多都是忠于戴笠的心腹。就算这批人被人民斥为“五子登科”，但他们忠于戴笠这个主子，所以很少有因为贪墨而受到军统家法惩罚的。

其实早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于“军事作战”外，还开辟了“经济作战”这一战线。其主要内容便是抢购物资，缓解抗战大后方物资紧缺、降低通货膨胀，打破日军“以战养战”之阴谋。

1940年11月，国民政府于财政部下设“缉私署”，由戴笠兼任署长。缉私署遂成为军统经济作战的前沿阵地。

军统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介入物资抢购与打击走私，不免与一些既得利益团体发生尖锐冲突。蒋介石让孔祥熙与戴笠共同研究出一种解决方案：从沦陷区输入后方的物资，只要有货运管理局颁发的登记证，即可通行无阻。抢购、抢运的物资，一律交各主管机关给价收购，不得自行处理。

整个抗战期间，军统抢购了多少物资，已无法统计。然其数量甚巨，则属显然。军统中人自己也承认，在“经济作战”中，确实存在贪腐行为。这些贪污来的款项，都被戴笠“用来充作军统特务的活动经费”，实际上它的去向，都是落入了戴笠和手下忠心小弟们的口袋。

军统唯恐外界知道这些物资的下落，对这些物资的看管十分严密。一次，有几个学生到歌乐山游玩，结果误打误撞，发现了军统的物资仓库，马上被军统的人抓了起来。虽然事后查明这几个学生并无政治背景，纯粹是误入，但军统仍然担心放了他们会泄露秘密，还是杀掉了这几个学生。由此可见，为了保密，军统是不惜草菅人命的。

国民党丢掉大陆后，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干部曾发出感叹:如果戴笠不死，或许共产党就不会取胜。这明显是给戴笠脸上贴金了。虽然戴笠是个特务天才，但他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以“忠诚之术”服务老蒋、暗中经营自己家底的赌徒，军统的存在，早已毒化了国民党的中枢神经，是国民党最终失去大陆的元凶之一。哪里会有什么“雨农不死，江山不丢”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