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在其新著《新结构经济学研习方法》发表会主题演讲中指出，尽管存在人口老龄化、美中关系摩擦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从2021年到2035年，中国只要保持定力，继续利用“后来者优势”及新经济带来的“换道超车”优势，仍可以有每年8%的经济成长潜力。林毅夫指出，两大优势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成长意义重大，从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代表了中国经济的后来者优势潜力。

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中国近代经济从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19年的40年间，实现了平均9.4%的年均经济成长速度，若参考早一梯次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或发展中国家、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在历经了30年左右的高速成长之后，有逐梯下行的现象，即由高成长阶段（10%或以上）迈入中成长阶段（8%或6%），甚至进入低成长阶段（4%或2%）。

对照中国大陆，大约从2013年前后开始，亦有由高成长迈入中成长阶段的现象。一般认为，中国经济未来五到十年或更久，出现进一步的缓降，应不致让人意外。比较两种论点，可以看到林毅夫对中国未来经济成长潜力的评估相对乐观。

就方法论的角度看，林毅夫以客观统计数据佐证其“后来者优势”理论，显得严丝合缝，具有相当说服力。此外，我们就发展与改革理论的角度，对中国未来还有多大经济成长潜力，提供另类角度的观点。

首先，可以将中国1979年以来的发展略划分为两个阶段，或可以2012年的中共18大为一分界。之前，就是一般熟悉的高速成长期，此一阶段主要靠四大红利：

一、全球化红利。1979年开放，中国从一个闭锁经济转型为开放经济，与全球体系逐步接轨；

二、劳力（或要素）红利。中国充分地发挥了劳力与土地的比较优势，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

三、改革红利。改革每向前一步，就能进一步释放出更多的效率、能量与生产力；改革不停，生产力的释放就源源不绝；

四、透支红利。指的是对环境、生态、资源及弱势者权益的透支，这当然很吊诡地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成长动力，但显然不可持续。

2012年举行的中共18大，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全面”意指将以往专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延伸到覆盖到社会、政治、文化及环境生态等所有领域的全面改革，同时还要深化。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也开始出现重大变化，全球化遭遇到重大挫折，加上美中关系出现质变，因此，在从2013到目前2021年为止、中国改革开放第二（2.0）阶段的初期，内、外因素交错下，中间的经济出现了明显地下行。

从之前9%上下的高成长很快地滑入到了6%上下的中度成长，很容易让人产生了高成长时代再也回不来了，中国迟早将步美、日等国后尘，面对经济持续走缓的现实。但我们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2.0阶段初期（即目前）的成长减速，或将只是一个阶段性现象，有很大概率在一段时期过后又将回升。

进入到2.0阶段后的中国经济，原本在1.0阶段的四大红利都将出现变化。首先，全球化红利将转变为“内、外双循环”红利，此将为全球所独有；其次，劳力等要素红利将转为科技与创新红利，此一现象已经出现且方兴未艾；原本的透支红利也将因环境生态改革及全面扶贫、实现小康及共同富裕，转变为绿色红利及共富红利。

所有这一切，又都与最重要的改革红利有关。对中国而言，“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只要持续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就将在每一个领域源源不断地释放出红利。中国经济未来还有多大成长潜力，我们与林毅夫的分析方法有所不同，但结论相似，都是可以乐观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