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夫卖妻

上世纪20年代初，济南有位驻军军官刘某，其妻是位知识女性，膝下一女，取名翠芬，年已13，长的伶俐可爱。一家三口，衣食无忧，生活和美。不意刘某在军阀战争中阵亡。后翠芬随母来到北京投靠姥娘家，但姥娘家业已破产，自顾不暇。而翠芬之母此时又患了重病，卧床不起。为治病花光所蓄而不见好转。翠芬母自知来日无多，乃托人做媒，把翠芬嫁给了一周姓为妻。周某年过30，声称家庭富有，把翠芬骗进了门。15岁的翠芬进门一看，周家家徒四壁，周某亦无有正业，四处游荡，还吸大烟。翠芬整日以泪洗面，时有吵闹，说上了周某的当。结婚不到一年，翠芬屡次寻死未果。周某暗想：死了不如卖了，于是他偷偷来到八大胡同妓院寻买主。

周某此时徜徉在大栅栏观音寺以西的妓寮娼馆，为了给翠芬讨个好身价，自己多得些钱，他先去了几家一二等的妓院摸摸情况。周某发现这种档次的妓院陈设阔气，房间非常讲究，名画古炉、瑟琶弦管，连天井内都摆列着盆鱼异草。年轻漂亮的妓女个个显得很优雅，谈吐不凡。周某意识到这里妓女的品味高，远非一般女人能比，他自知翠芬不够档次，退了出来。

周某来到一家名为“赵记茶室”的二等妓院，说明来意后，老鸨说：“好是好，无奈现今市面萧条，生意倒作（不景气），相继歇业的也不少，故这里尚不需要人。”

周某终于在一家三等妓院找到了买主。老鸨说：“我这里条件环境都优越，妓女吃穿也好，不过你得让我先看看‘成色’才行。”周某带着老鸨偷偷地看了翠芬，老鸨眼前一亮，那身段，那脸庞，那气质都很上眼。回来后当即拍板，120元大洋成交，预付定金60元，并约定明日交人后再付清。孰料狡猾无赖的周某，得到60元后，于当晚又将翠芬强行骗到朱家胡同的另一家妓院，卖了50元大洋，急忙卷款而逃了。

朱家胡同全是三等妓院，这家称“四喜下处”的妓院门面很小，门心上有红纸黑字的对联，曰：“貌美佳人，风流才子”，两旁是长联：“南山登高东海广，春风流惠秋自清”。门上方有几盏灯笼，上写“红宝”、“小兰”等妓女花名。进门是四合院，中间是一小片天井。

翠芬进来时发现这里是做皮肉生意的地方，就坐在地上啼哭。鸨母管不了许多，当晚就安排她在一间矮小的南屋里接客。翠芬死活不从，一连数日不吃不喝，面容憔悴了许多。邻房的几位妓女苦言相劝，说：“来到这儿，你就认命吧，免得皮肉受苦！女人不操此业能有何为？，干长了也就那么回事了。”翠芬被逼无奈当了妓女。

老鸨对翠芬进行了一些基本的接客培训，教她熟知一些基本的行话，如：嫖客的过夜资费称“香头”，嫖客销魂称“关房门”，嫖客过夜称“通宵”等等。嘱咐她不许对客人“打闷棍”（妓女向客人额外索钱），不能讥笑“瘟生”（吃亏而不自知的嫖客）等等。

三等妓院称下处，比起二等茶室更为简陋了。大门上悬纱灯，门揭红帖。翠芬所占房间又矮又破，装饰上也差得多。室内的陈设粗糙，茶具桌椅都十分普通，妓女们基本上是北京本地女性，衣着平常，只能靠涂敷脂粉招徕生意。涉足者中下层劳动者。每天过午，就有上门嫖客。晚上，呼酒送客之声不绝于耳，文人士人也是这里的常客。民间认同的公开狎妓是寻常之事，进妓院和进饭馆无甚差别，妓女身份得到市民认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极其低下，无力娶妻，而几元钱即可逛一次妓院，则可满足贫穷光棍汉的冲动，这便为娼妓卖淫提供了广大的市场。许多市民吸毒、嫖妓是家常便饭。

妓院访谈

几年后，天津《大公报》的两位记者来到八大胡同采风。两位记者不觉中来到朱家胡同，不经意中走进了翠芬所在的“四喜下处”妓院。一位约40多岁的男人起来高喊一声“客到——”，屋里的妓女便一起响应起来。接着走出五六位年轻姑娘，聚集在两位记者周围，欣然报告花名：“我叫惠中，18岁”

“我叫如意，24岁”

“我是翠芬，19岁”

一时声音嘈杂，粗俗的语言伴着你拉我摇，令人应接不暇。记者顺眼一看，她们有缠足的、有满面烟容的，有胖似弥勒的……但全都脸上搽着白粉，紫红色的嘴唇，花花绿绿的衣裳，这一切都显示着三等妓院的内容。当她们知道记者的来意后，颇现出失望的神情。但其中一位却很高兴，要求记者在登报时多给捧捧场，说见了报人家就会来的。近因生意清淡，都快吃不上饭了。

一位面容姣好、身段标致、名叫红楼的妓女，是这里的少长班，她请两位记者到她屋里坐坐，至为热情。记者去了她的房间。她倒了两碗茶，记者没喝，可以说不敢喝。

红楼说：“我本是旗人出身，在小学读过书，认字的。曾在小班干了三年，去年到此‘坐庄’（妓院所雇的妓女称坐庄）。为什么到此她没有往下说。红楼说：“我和老鸨的关系是自由身，我在这里瞎混，赚不了几个钱。一星期只有三四位客人过夜，不过夜的行完事喝碗茶就走了，给两元。过夜的给四元，而自己仅得一元。茶围的钱是四毛，有时七毛，其余的全交班主。班主除供房子、电灯和水外，其余衣食自己购买。生意不好时甚至连电灯也不管了。押帐的息金每元每天交大铜子一枚。总之，所得十之六七都归了班主，我们的负债有增无减，我打算下一步换个地方，不在这里干了。”

另一位叫翠芬的妓女，也请求记者到她屋里坐会儿。她眉目美好，皮肤洁白。她说：“我今天招待新闻记者呢！”这是一间面北的小南屋，门扇后有一张妆台，临窗是一张木桌，两把椅子。对面便是她接客的大木床，床上是蓝色被单，好久没换洗的样子。两只白色的枕头，两条破旧的被子，虽不太清洁，倒也整齐。女用私物放在枕边的明处，她见记者看，不好意思地转身将其压在枕下。右壁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镜子两旁是玻璃框的楹联：“久居此处风流后，家在西湖烟水间”。

她向记者打探外界的情况；记者想了解她们的生活。因而话题变来变去。她说近来生意很坏，说时伴着长叹，令人了解到妓业的艰难。

记者问：“你就没遇到过意中人吗？像你们这样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听说不少妓女由此赎身脱籍，开始了新的生活。”

翠芬又是一声长叹：“世上人多君子少啊！”

这时，记者要求为她拍个照。她欣然同意，也不打扮，随意往门前阳光处一站，道：“就这样吧。”记者随机拍了下来。

接下来，她给记者讲述了发生在去年的一桩血案：

隔房妓女刘柳，结识了公顺成衣铺的一名伙计，名叫吉殿年，冀县人，39岁，二人感情融合，吉某允诺挣够钱则脱籍回家过活，刘柳信以为真，不仅为他免费献身，还将自己攒下的钱如数交吉某保管。后因战乱，生意不好，吉某往来变疏，也渐渐变了心。他说是他家父母不娶妓女为妻，他正在想办法。刘柳意识到这个男人靠不住，欲讨回自己的钱，但吉某推托钱已花光，赖账不还。刘柳无奈，从此不再理他。

一天晚上，吉某到此，强拉刘柳上床，未果，二人发生口角，吉被赶了出去。吉某恼羞成怒，萌生谋杀之念，在永盛刀剪铺购菜刀一把，先到酒店痛饮一番，于晚九时许又来到妓院。这时，刘柳正与客聊，吉见之怒火中烧，抽出菜刀，搂头便砍。嫖客、妓女闻声四逃。待警赶到，吉操刀自刎。结果刘柳血肉模糊，昏迷不能言动，吉某不多时气绝身亡。刘柳伤愈不能为妓，乃四处乞讨为生。

记者又向翠芬了解了其他几位妓女的情况。

翠芬说：“惠中和如意都是孤儿，被人贩子卖进这火坑；对面的那位胖的，被公公奸了，她丈夫一气之下将她卖到了这里；唯有红楼特殊，她是旗人，有文化，早先在小班干，因偷嫖客财物被赶了出来。红楼在小班时，接的都是上层之客，她是经过妓家领训过的，懂得迎送礼仪，讲究床前戏，床上功夫。她说她在小班接的客，都是有身份的人，上床也细心，哪像来这里的客人，一身臭汗，又饥色粗野，简单得只剩下干那件事儿。她过去当过头牌，所以来这里后做了少长班。”

看看天色已晚，记者站起身，也叹了口气，安慰道：“你还年轻，对自己应早作打算。谢谢你招待。”

翠芬亦站起来：“唉，听命吧！”

记者告辞而去。

【本文节选自《民国娼妓》，作者：孔繁杰，经中国文史出版社授权在网易新闻平台连载发布 ，有删减，欢迎关注，禁止随意转载；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