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不止一次找到中国城！都说了些什么？
自阿富汗塔利班8月15日进入首都喀布尔，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亚洲腹地这个神秘的国度，关注着原意为“宗教学生”的塔利班组织的一举一动。
20年前，塔利班政权在美军炮火下垮台，第二年3月，中国商人余先生来到了阿富汗。这一次，当塔利班卷土重来，余先生却做出了与绝大多数外国人不同的决定，他选择了留下。
喀布尔中国城
8月23日，塔利班控制喀布尔的第9天，余先生接受了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的采访。
为履约而留下，已经过谨慎评估
北京日报客户端：你在2002年就来到阿富汗，这些年大多数时间都在那边吗？
余先生：每年大概有一半的时间。
北京日报客户端：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从国内过去的？
余先生：今年1月1日，元旦那一天来的。
北京日报客户端：咱们从中国入境阿富汗需不需要隔离？
余先生：不需要。
北京日报客户端：你主要经营什么业务？
余先生：主要从事经贸，然后在工业方面投资。
北京日报客户端：阿富汗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中国人都离开了，你为什么选择继续留下？
余先生：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些人只是从事商品买卖，而我们在阿富汗已经有20年了。2010年开始，我们就在当地开展一些长期的业务。这些业务都有合同，内容也涉及方方面面，包括地形和水文的考察，履约时间通常都需要两三年，我们没有办法终止合同。我们不太愿意给对方留下一个中国人履约能力低，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没有定力的印象。
其实我们也进行了很多评估。这些年我们在这里遇见的事情也比较多，这不是盲目自信，而是因为过去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有相关的预案和安防措施，并对形势进行评估。很多人来阿富汗的时间比较短，经历的事情比较少，自然就会做出不一样的决定。
北京日报客户端：你的同事里有多少人留下了？
余先生：留下的人很少，都是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的，这也是我们评估之后的结果，毕竟同事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离开的同事来阿富汗的时间不长，对当地的情况也就不是那么了解。如果不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那可能就意味着比较高的风险。所以谁走谁不走，我们是评估过的。
北京日报客户端：塔利班归来，这是一个震动世界的大事件。留在阿富汗，你心里不感觉到害怕吗？
余先生：怕倒好像没有。如果非要说会怕的话，我就怕他们缺乏一定的执政管控能力，又不听一些友好国家的建议，这就令人担心了。
塔利班已不再是曾经的“坏学生”
北京日报客户端：塔利班进驻喀布尔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据你观察，这段时间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余先生：塔利班上一次获得政权是1996年，2001年被推翻。这一次他们卷土重来，等于在山里边磨炼了20年。他们的成熟度已经很高了，也知道外国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过去，塔利班可以说是一个不成熟的“坏学生”，但现在来看，至少他们想要表现得很好。这次塔利班的背后是有很多“高人指点”的，我们在喀布尔可以看到，他们在利用的很多经验都不是自己的经验。
北京日报客户端：我们在国内看到媒体报道，喀布尔机场一片混乱，很多人不信任塔利班，要逃离阿富汗。你怎么看？
余先生：塔利班曾经的表现在人们的印象中还是根深蒂固的，这些印象缺少积极的因素，所以人们有类似的担忧是正常的。对我们留下的人来说，就是你说了什么，我们都听见了，我们听其言，观其行，我们也在观察当中。
北京日报客户端：这两天你出门方便吗？
余先生：没有什么不方便。原来其他的中国同事在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懂当地语言，主要是顾虑到他们的安危。如果说我自己的话，上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知道他们是什么规矩，如果不懂规矩的话，这是最大的风险。
北京日报客户端：你的语言应该没问题了。
余先生：喀布尔主要用达里语，是波斯语的一种。日常口语的话，我的达里语水平够用。
北京日报客户端：你刚才提到要熟悉当地人的规矩，能举一个例子吗？比如说是什么样的规矩。
余先生：首先我是这样认为的，一个外国人，无论你在哪个国家，不懂规矩的话都是非常大的风险。
举例来说，阿富汗人通常都是非常有礼貌的，不管心里对你厌恶还是喜欢，都非常有礼貌。当你感觉到对方很没礼貌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埋下一种隐患，但是你又不自觉。再比如说阿富汗人见面就要打招呼，问好，问候你的家人好，等等，中国人有时候没有这些，这是两国文化方面非常大的不同。还有阿富汗人办事慢，中国人办事急，也会格格不入。
我们的企业有一些项目在阿富汗受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的行事方法和当地人不同。
“塔利班的人找过我们不止一次”
北京日报客户端：对塔利班重新掌权之后的阿富汗，国际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妇女权益问题，你如何看待？
余先生：各个阶层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能不一样，因为站的角度不一样。我只能跟你简单地来做一下评价，但我的看法也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希望你能理解。
在塔利班看来，他们已经给所有的妇女和社会各领域极大的包容，比如妇女可以不用男性亲属陪同就能上街，也可以去公共卫生部门、教育部门等机构上班，但在塔利班第一次执政时期是不允许的。
可是从很多妇女自身的角度来看，请注意我说的都是相对的，大部分妇女还是认为她们的自由被拿走了一部分。所以有一部分人要离开这个国家。
北京日报客户端：这两天你觉得喀布尔市面上的局势怎么样？是一切如常，还是也有不稳定的因素？
余先生：大概70%是和以前差不多，但机场非常混乱，已经持续了十天了。刚才（喀布尔时间8月23日上午）发生了交火事件，这是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以前都是鸣枪示警，这次应该是打死人了。
北京日报客户端：塔利班刚刚上台，阿富汗的形势还在发展，未来你有可能还会选择回国吗？
余先生：我还是那句话，对长期在阿富汗的外国人来说，这些年我们经历了很多，我们非常清楚，不管谁上台，对我们来说都有一定的风险，同时风险中也隐藏了很大的机会。
现在塔利班上来了，我们继续在阿富汗发展经贸合作，包括塔利班在内的当地人士仍然是非常欢迎的。
北京日报客户端：你认为塔利班回来以后，中国人在阿富汗的机会更大了吗？
余先生：90%吧。虽然阿富汗形势仍然复杂，但确实也迎来了新的机会。国内腾笼换鸟的企业不妨考察一下阿富汗的商机，做产业互补，发现新动能，喀布尔中国城愿意提供帮助。
北京日报客户端：这些天塔利班的人来找过你们吗？他们说了什么？
余先生：找过我们不止一次。塔利班的人通过我们的朋友、雇员给我们传话，表示中国城如果需要保卫，他们可以派人，无需我们提供任何报酬，甚至茶水和食宿也可以不用管。他们还说，以前有哪些合同如果需要继续推动，他们都可以帮助。塔利班说，不要担心，中国人是朋友，你们来投资，更是朋友。有任何事情尽管找我们，中国城是阿富汗人的客人。
延伸阅读：
在阿富汗局势牵引着全球目光之际，一位手举着CCTV话筒的阿富汗人站在喀布尔街头，出现在世界媒体的画面中。
他是总台阿富汗报道员卡里姆·法耶兹，在喀布尔现场，他为总台发回一手报道。
无数网友点赞这位外籍报道员，“有人说中国在阿富汗没有一手消息，这不就来了吗？”观察君通过总台中东总站联系到卡里姆·法耶兹本人，他在紧张的报道任务之余，特别为CMG观察讲述了一篇记者手记。
在报道中，他讲述的是阿富汗；
而在这里，他讲述的是自己。
Hi，大家好，我叫卡里姆·法耶兹，男，现年39岁，这么做自我介绍行吗？
我们普什图人都说普什图语，虽然在总台喀布尔记者站已经工作整整十年了，但还是对中文一窍不通。你们的语言实在太难了。我最少和二十几位总台记者一起工作过，以前听他们给家人打电话，感觉他们说的根本不是同一种语言。还好我的英语水平十年来一直在不断进步，现在口译和笔译都不是问题，不会中文也不耽误工作。
卡里姆·法耶兹和同事奥贝德在记者站工作（总台报道员奥贝德提供）
防弹衣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所在的地方应该是对于全世界媒体人来说最危险的国家了。 按照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到现在，阿富汗境内非正常死亡或失踪的记者已经超过百人，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我们采访和拍摄活动中经常见到的人。就在不久前，路透社一位很有名的摄影记者在前线被流弹击中去世。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很是难过和惋惜了一阵。
已经记不清在喀布尔拍摄报道多少次这样的惨烈现场（总台记者赵兵提供）
这边的安全形势会严峻到什么程度呢，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吧。每个记者都有防弹衣和头盔，但是在很多危险的采访中，我们却反而不太穿，不是我们不爱惜生命，而是那些地点一般距离可能发生的危险会非常近，近到头盔或者防弹衣的保护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总台为报道团队配备的防弹衣和头盔（总台报道员奥贝德提供）
塔利班进城的这五天，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危险似乎少了一些，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喀布尔有自杀式袭击或者大规模战斗发生，但是时不时还是会有枪炮声传来。今天上午在办公室里工作的时候还听到很近的地方传来一连串的枪声，我和同事们赶紧躲到了办公室地下的安全屋里。
这个房间四周都是钢板结构，储存有压缩饼干、方便面和矿泉水，也备着棉被和睡袋。 平常大家会在里面锻炼锻炼身体，一旦发生危险，把屋门反锁外面的人轻易是进不来的，在里面生存十来天还是不成问题的。
记者站的安全屋里，乒乓球是大家最喜爱的运动之一（总台记者赵兵提供）
喀布尔记者站是一座“铁打的营盘”
差点忘了，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十年来一直坚守在喀布尔站的团队。
我是负责收集新闻线索和对外联络的，摄像师奥贝德负责拍摄和制作，阿吉麦勒在我们出行时负责开车加安保，院子里还有24小时的持枪保安人员。
听他们说中国有句老话叫“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觉得在喀布尔，这座办公室和我们这个团队也应该算是来来往往的那些记者眼中“铁打的营盘”吧。
阿吉麦勒、法耶兹和奥贝德——喀布尔记者站的“三驾马车”（总台报道员奥贝德提供）
过去这五天里，说我们的团队打了一场“遭遇战”一点儿都不为过。虽然总台中东总站反复给我们打了“预防针”，也准备了预案，但听说塔利班进城的那一刻，心里还是挺慌乱的，旁边挺多外国媒体记者不是撤到国外，就是窝在家里不出门了。幸好总站成立的特别报道组里基本都是来过阿富汗的熟面孔，大家布置工作有条不紊。
2016年11月拍摄的总台喀布尔站报道团队（总台报道员奥贝德提供）
虽然我们都是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但精力都还挺充沛，特别是看到我和摄像出门拍摄的素材发到工作群里都第一时间得到处理，很快变成电视、网页和APP上的新闻，还挺有成就感的。对，我们微信用得都挺熟练，朋友圈虽然不常发，但时不时也会搞点儿照片上去，给那些曾经来过阿富汗现在已经回到中国的记者看一看。
最近几天，喀布尔街上的变化其实还挺大的。塔利班进城第一天大家都没怎么出门，从第二天商铺陆续就恢复营业了，毕竟日子还是要过，不过很多店门就开了一半，可能是为了方便关。政府和银行都还没开门，物价也涨了一些，我们常吃的大饼价格就涨了快一半。
大饼是阿富汗人几乎每天必吃的食物，塔利班进城后价格上涨了不少。（总台记者赵兵提供）
市面上与往常最大的区别就是女性少了很多，听说很多都是躲在家里不愿出来，出来的那些也基本都换上深色的罩袍，之前她们头上不断飘扬的彩色头巾是我挺喜欢的一道风景线，现在也不太容易看到了。
由于市政长期缺乏有效的管理，喀布尔的优美景色中往往有大堆的垃圾。（总台记者赵兵提供）
昨天我上街采访的时候还碰到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当时摄像师正在用手机拍摄，突然几个塔利班的年轻人冲上来问我们在拍什么，还把我们的手机收走，来回翻看，一边看一边嘴里嘟囔着：“苹果手机……富人啊。”
眼看他们好像没有要归还的意思，我们俩赶紧上前解释说我们买不起这么贵的手机，这是总台记者站专门用于拍摄的设备，好说歹说才把手机拿回来。听说塔利班进城后公布了一个举报电话，民众遇到盗抢等事件可以拨打电话举报，下次再遇上类似的事情我得打一个试试，只要他们别把我们所有人的手机都没收就行。
喀布尔街头的塔利班武装人员（总台报道员奥贝德提供）
是记者也是父亲，爱工作也想要点赞
跟很多中年男人一样，现在除了工作还有家里的事也让我很操心。我和老婆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大女儿十岁，大儿子八岁，小儿子只有一岁半。原本我们是住在自己的公寓里，塔利班进城之后怕父母担心，就把他们也接来一起住，这让原本就有点儿憋屈的房子现在就更加拥挤。
这还不是最令我头疼的，塔利班之前执政的时候是严禁女性接受教育的，这次重返喀布尔虽然承诺在伊斯兰教“沙里亚”法的范围内赋予女性权利，但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让女儿上学。实在不行，我就得攒钱把她送到国外去，不能让孩子们再重复我们过过的那些日子了。
唠唠叨叨说这么多，刚接到台里记者的电话我们又要出去采访了。 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关于阿富汗还有我们记者站的大事小情，都可以在文章下方留言区告诉我，不过这两天我可能不会特别及时回复，因为战争还没有真正结束，我们手头还会有源源不断的活儿要干。
听说这两天我拍摄和出镜的新闻在中国上了热搜，记者根据我的经历写的小文章点击量都超过两千万了，如果大家真的很有兴趣的话，我也琢磨着以后在总台的央视频上开个直播，你们会给我点小红心吗？
卡里姆·法耶兹特意为CMG观察拍了一张新照片，少有地露出了微笑，虽然身在战乱之中，但他相信一切都会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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