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英（1871年－1949年），字勺圃、一字少溥，谱名启让、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勺叟。室名远山楼，小来禽馆。徐州铜山县人，光绪壬寅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顺天榜举人，书法家、金石鉴赏家、诗人、学者。出身于徐州望族，兄弟四人（分别是张伯英、张仲警、张叔庚、张季遵）。著名画家齐白石、启功的老师。

张伯英书学观在其书学著作的传抄中得到传播，自民国以来产生了的影响，尤其在帖学认识方面。张伯英对刻帖起源和明代以来《淳化阁帖》流传的认识推动了帖学的发展，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帖学研究的热情，如容庚、林志钓、李天马、张彦生、仲威、蒋文光等。

关于刻帖的起源，容庚在张伯英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认为《弘文馆本十七帖》并非刻于唐太宗时期，刻帖之祖应是唐刻(十七帖)。关于《淳化阁帖)的流传，林志钧和仲威多参照张伯英论述，对《淳化阁帖》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杭理，较张氏更为详细，但在少数问题的认识上有所不同。虽然在张伯英之后的帖学研究者没有完全接受张氏的观点，但多受其启发，对刻帖起源和《(淳化阁帖》的流传进行了更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可见，张伯英帖学史观对民国以来的帖学研究的发展有者不可磨灭的贡献。

还应该看到，张伯英书学观和审美观对当代书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张伯英在学书中主张“工夫与学养并重”。关于工夫，张伯英甚为重视，认为书法成就的高低与学书之勤奋是密不可分的，诸多习书者之所以在书法上成者寥寥，其根源在于学书工夫不到。由此审视当代书法，习书者在数量上不在少数，又有几人能够做到“每日书千文一过”呢？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硬笔代替了毛笔，计算机代替手写，当代学书者难免不受影响，在工作与生活中无缘接触毛笔，只能在闲暇之余舔墨挥笔，因此在书写时间上远不及古人和近人。

另外，当代学书者多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心态浮躁，很难达到古人虚静的习书状态，习书定力不足，不能长时间持续书写。因此，当代书学者在工夫上是较为欠缺的，要有所突破，就必须排除一切干扰，尽可能增加学书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