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大朝大代而言,六朝似乎显得并不那么起眼,尽管它占据了中国历史中从3世纪到6世纪后期的近四百年漫长岁月,然而它在后世后代中得到的关注或许尚不如只有十几年历史的秦朝。

事实上,六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它上承大统一的汉王朝,下启实现了新的 大统一的隋朝,接下来便是中国封建时期高度繁荣的唐朝。就像《六朝文明》这本书中所写,“六朝是一个分裂和无序的时代”,它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转折阶段,然而也正因如此,“承前启后”的角色往往是不那么被关注的一个。

正像前文所说,六朝是无可替代的,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的那些不可替代性体现在文化、物质、建筑等等诸多方面,六朝中所取得的各种突破性进展,是不该、也不能被忽视的。

美国早期中古中国学会的创始人之一的丁爱博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历史与语言、内亚历史与文化,尤其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六朝文明》可以说是丁爱博教授在魏晋南北朝历史考古学方面历时三十余年的集大成之作,他通过自己多年以来的研究和考证、结合严谨的史料文献的考察,以真实而丰富的展现形式,全方面地复原了六朝时期的物质和文化。

何为“六朝”?分合间的风起云涌

六朝文明已经过去约1500年,但依然为人津津乐道,事实上,这个我们听起来稍显陌生的时期里,存在着很多耳熟能详的“蛛丝马迹”,比如风骨遒劲的建安七子,有“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奇幻瑰丽又感人至深的《洛神赋图》……

六朝是一个思想活跃、文化多元、具有开放性和融合性的时代,从公元3世纪初到6世纪末的300多年间,中国南方先后有孙吴、东晋和宋、齐、梁、陈六个汉族政权在南京建都,这六个政权被史家合称为史家称为“六朝”。

我们说六朝是活跃的、多元的、融合的,到后来的“南北朝”时期,政治分裂已然成为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在当时的北方地区,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一直都是主要问题,随着北方民族的内迁,游牧民族不断南下,边界变得形同虚设,抱怨之声也此起彼伏,“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一句“戎狄居半”已然将当时的境况形象地体现出来,而政局的动荡让这些游牧民族成为了朝廷最大的隐患,直至长达135年之久的“五胡乱华”致使中国历史进入了所谓的“黑暗时期”。游牧民对于行政制度并不十分在行,再加上当时人口大量流动,作为主要防御性建筑的坞壁应运而生。

到孝文帝时期,他开始意识到“在一个中原地区的政权里拥有一个真正中原式的朝廷,将会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于是他在朝廷上下推行了一系列汉化的改革措施,从传统服饰到语言风俗,连拓跋氏的姓氏也被改为了汉姓,这也导致了那些部落贵族们的不满情绪愈加高涨,不甘自己一直被利用被冷落,而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叛乱。

彼时的混乱程度可见一斑,北方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双方都宣称自己是前朝的合法继承者,南朝政权的统治也是困难重重,所以在当时的六朝社会当中,局势紧张而动荡,物质文化方面的持续发展更显得尤为可贵。

“地上”“地下”看六朝,动荡年代中的城市与墓葬

《六朝文明》中用了非常多的笔墨介绍了主要城市建筑以及墓葬建筑,从“地上”到“地下”,无不显露着六朝时期的文化发展与文明进程。

邺城是六朝时期最早的都城,它先后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都城,居黄河流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长达四个世纪之久。这座始建于公元前7世纪的城市被丁爱博教授放在北方早期城市中的第一个来介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邺城的重要性在于其平面布局标志着城市规划史上的重大发展。

邺城的T形布局加上连接各个城门的纵横街道,可谓开启了后代都城布局之先河。

到北魏时期,不到一百五十年的时间三次迁都,《六朝文明》中对此现象的看法非常客观,迁都一方面映射出当时社会的不稳定,而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迁都反映了拓跋统治者逐渐适应中原社会的过程”,拓跋政权日益巩固,他们不断向中原腹地深入,到公元5世纪后半期,一种自觉的汉化政策萌生,并且体现在了当时的建筑风格和布局上面。

洛阳城也是六朝时期非常重要的城市之一,与邺城的“开创性”作用不同,洛阳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地控华北地区的东西交通要道,这可能也正是从周到唐的多个朝代建都于此的原因”。

历史上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洛阳建都,这也致使洛阳城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变革,但实际上,洛阳城最大的变革还是在城墙以内。

《六朝文明》中这样描述汉晋时期的洛阳:

汉晋时期的洛阳城区范围已经扩展到了城墙之外,但所谓‘洛阳城’并不包括城墙之外的郊区。惊呆的洛阳城一般被描述为‘南北九里、东西六里’,指的是市区范围。”

如果说,邺城开启了后代都城布局之先河,那么洛阳则代表了六朝城市建设的最高水平。

城市建设自然离不开建筑,而六朝时期其实也是中国建筑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因为深受佛教影响,不仅寺庙数量大大增加,典型的中国建筑特征也开始在那一时期成型并体现出来,丁爱博教授在《六朝文明》当中通过对文献、壁画等多方面的研究和展示,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建筑风貌。

“地上”建筑如此,“地下”建筑也是非常重要的建筑史组成部分,元代著名诗人、画家萨都刺曾叹惜道:“六代豪华春去也, 更无消息!”其实那些已经“春去也”的时代也并非无迹可寻,在六朝的石刻上、在六朝的墓葬中,都留下了很多与当时历史、科技、艺术等多方面紧密相关的信息,等待我们去破译、解码。

以当时的南方墓葬为例,潮湿而易渗漏的土壤决定它必须要采用与北方截然不同的建墓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所采取的很多措施,都是为了控制多余的水分对墓葬造成负面影响,譬如选取地势较高的地方,采用棺床和排水系统,摒弃壁画而是以装饰砖来作为墓壁的美化……

因为建邺,也就是如今的南京,在六朝时期是作为南方诸政权核心区域的政治中心,更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它还曾和古罗马城并称为“世界古典文明两大中心”,所以在如今已经报道的六朝墓葬之中,有四分之一都集中在了南京地区自然也不足为怪了。

墓葬的基本观念多源于汉代,在六朝墓葬当中也能够看出来自汉代的一些影响,无论是从一般的墓葬来看,还是从皇室的墓葬来看,汉代模式的延续都有着不容程度的体现。在已经出现的墓葬形制当中,书中就提到了一种明显源自汉代的墓葬形制——双室砖墓。双室砖墓处于南京地区墓葬发展的第一阶段,正如下图所示,双室砖墓中连接前后两个墓室的只有简单的券门,隔开了宽敞的前室和狭窄的后室,从平面上来看,双室砖墓呈现出两段式或束腰式的外型,整体来看更加固守传统。

看六朝人的吃喝玩乐、衣食住行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六朝虽早已远去,但其在物质文化上的成就依然让人瞩目,随着人们思想意识的觉醒,对于个性和自由的追求也逐渐萌芽,在六朝时期,无论是思想哲学,还是物质文化,都呈现出一种瑰丽辉煌的状态。

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写: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

这种思想上的活跃自然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以及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使得“六朝文化”具有了鲜明的时代和地方特色,也体现了中外文化艺术的广泛交流和相互吸收。那么所谓“六朝文化”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文化特色呢?兹事体大,自当缓缓图之,《六朝文明》中从器具、家具、服饰、武器、乐器、食物以及生活和娱乐等方面,全方位地逐一揭晓。

以陶瓷为例,因为原料的巨大差异,南方的青瓷和北方的白瓷也是迥然不同,因为当时北方正被战争侵扰,六朝早期的主要制瓷成就多出现在南方。青瓷虽然有着更悠久的历史,但是在六朝时期因黏土处理技术、釉料成分、窑炉结构等多方面的改进提升而获得了高水平发展。青瓷是六朝时期非常常见的瓷器,在墓葬之中也多有发现,无论尊贵抑或贫穷,人们的墓中总会随葬或多或少的青瓷器,“南青北白”一词非常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南方青瓷与北方白瓷在当时社会的地位。

整体来说,当时的瓷器风格依然较为朴素、传统,但各种金属器皿的造型、用途、纹样却非常的丰富,譬如龟蛇相绕的玄武烛灯,造型各异的青铜发笄,有着精美浮雕和纹饰的镜子,鎏金铜的带扣和饰牌……

其做工之精美、技术之一流,哪怕在现代也是绝无仅有,譬如关于鎏金技术的问题,在迄今所见的文献中都没有找到过相关的资料,作者在书中介绍到,这最有可能采用的是汞合金技术——在汞合金过程中,金溶于水银,形成糊状后施于器物表面。通过加热,水银蒸发,留下一层均匀的金层,再经过抛光处理即显光泽。

这样的技术就算放在现在也很难做到,在一千多年前的六朝时期却并不罕见,这多么令人难以置信。

同时体现在物质文化上的还有来自包括佛教、道教的宗教方面的影响,尤其以佛教为重,“佛法省欲去奢,恶杀非斗。当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治之良药,安心之要术”,在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尖锐的六朝,无论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对于佛教都是非常重视的,统治者大力提倡和崇奉佛教,以利于稳固统治,而百姓们对于佛教的重视与依赖,更出自于一种对苦难抗争或逃避的精神寄托。

彼时,六朝被视为汉文化“正朔”的所在,也是保留和发展汉文化的重要地区,六朝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丁爱博教授的这本《六朝文明》将六朝时期那三百多年的历史发展、政治社会,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六朝更代几兴亡,满地黄花只旧香”,六朝人事已改,时光不再,而《六朝文明》则带着我们重回那旧时之梦。